乾隆年间,啼笑皆非的英国维权事件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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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四年,即1759年7月19日,一艘在天津上岸的英国商船,引来了当地百姓们的纷纷围观。英国人上岸的时候,港口上就聚起了好几百看热闹的百姓,看到金发碧眼的英国人,围观群众们更是发出惊呼,甚至还有好事者伸出手来,想摸摸这群洋人的头发。场面十分热闹。
但几天以后,这一番在天津引起轰动的“洋人来访”事件,却把皇宫里的乾隆皇帝气的暴跳如雷。因为这群英国人,既不是来访的外国使团,更不是来做买卖的,相反却是来找乾隆皇帝告状的:状告广东海关官员们贪赃枉法,对这些英国商人们巧立名目勒索,请求乾隆皇帝为他们做主!
这桩引发轰动的“英国人维权”事件,就是洪仁辉案。
一:英国商人要维权
作为此时欧洲强国英国的商人,来中国做趟买卖,怎么就要闹着维权了?说起来,这真是一肚子苦水。
大清朝的一个风格,就是闭关锁国。但具体执行起来,也不是全“锁”,作为贸易口岸的广州,自十八世纪起,外贸就越发红火,但毛病也越发多,当地的海关官员贪婪无比,对英国商人们各种敲诈勒索。半官半商性质的“十三行”,做生意更严重不讲诚信,拖欠货款都成了常事。忍够了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干脆驾船往北开,非要在广州做生意?别的地方不行?没想到开到宁波后更惨,货都叫当地扣了!
这下英国人悲愤了:在广州挨宰,去别的地方就挨查,大清朝这还让人活不?东印度公司的翻译洪仁辉,当然这洪仁辉是他的中文名,英文名叫James Flint,却是琢磨琢磨明白了:这是清朝的官员们贪污腐败,瞒着他们的皇帝欺负我们,只要咱们去找乾隆皇帝喊冤,正义就一定能得到伸张。于是说干就干,驾着船就奔着北边来了。
当然,要单纯为喊个冤,当然没必要闹这么大动静。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其实也在下一盘比较大的棋:希望能够说服乾隆皇帝改变贸易禁令,多开通商口岸,这样也就方便了英国商人继续发财,大家双赢不是最好?
为了这个伟大目标,东印度公司也下了血本,特意给洪仁辉准备了一艘七吨重的三桅快船,结实耐用速度快,而且取名叫“成功号”——维权行动,一定成功。
过程也是相当折腾,一开始开到浙江定海海面,就被清军水师给逮住了,然后又甩开清军水师,削尖了脑袋往北开,终于到达了天津海面,又咬牙送给天津知府灵毓两千块银元,这才有了开头的一幕:被灵毓接到岸上,安置在庙里居住,那份写满了他们冤屈与期待的告状信,也经过层层传递送到乾隆皇帝手里,也如他们所愿,立刻引发了乾隆皇帝的震怒——都叫洋人跑到天津喊冤了,搁谁谁不怒!
于是,7月29日,在天津望眼欲穿的洪仁辉,终于得到了振奋人心的消息:乾隆派来的官员请他回广州参加会审,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也雄赳赳南下广州了,且高调表示要追查到底。正义战胜邪恶的给力剧情,眼看就要到来了。
二:啼笑皆非的判决
满怀着伸张正义的期待,洪仁辉一行人离开天津回到了广州,新任两广总督李侍尧也高调开庭,会同各级文武百官查办此案。案情其实并不复杂,一来二去就审清楚了。长期欺负英国商人的海关监督李永标被革职查办,各级吃拿卡要的海关门吏们,也是打的打关的关。处理相当严肃。
而对这些蒙冤的英国商人们,大清朝当然也没忘了安慰一下:以前海关的各种不合法收费,核查之后也大量减免。当然这减免,也是嘴上说说,其实是“合并核算”,也就是换个说法继续收。有一部分税倒是真免了——英国人自己带的消费品和日用品,从此以后不用收税了。
如果说这几个判决,还算是伸张正义,那么接下来,英国人就蒙圈了:李侍尧到来后,真正花力气查的,竟然不是这几个贪官,而是帮助洪仁辉告状的几个中国人。帮洪仁辉写状子奔走的百姓刘亚匾以及安徽商人汪凤仪纷纷入狱,刘亚匾被杀头,汪凤仪也打了六十杖后流放。罪名只有一个:汉奸罪!
洪仁辉这下蒙圈了:侵犯我们权益的官员,你们就是革职查办,帮助我们维权的中国人,倒是说打就打说杀就杀,什么情况?
还没等英国人缓过来,更严厉的决定也下来了:英国人要求开放通商口岸的诉求全数驳回,愿做生意就在广州做,不愿做就滚蛋!洪仁辉还想申辩两句,却接着被如狼似虎的兵丁抓走:最后要严办这个叫洪仁辉的,此人跑去天津告状,情节十分可恶,抓到澳门关三年后驱逐出境。
所有的一切,叫凉水浇头的英国人瞬间明白了:这坑爹的闭关锁国政策,根本就不是哪个官员胆大包天瞒着乾隆胡来,就是乾隆皇帝一意孤行,强推这坑爹政策。
就在英国人连连哀叹的时候,趁热打铁的李侍尧,更出台了一个叫他们抓狂的规定:《防范外夷规条》。也就是从此以后,英国人不准在广州过冬,不准和内地人私下接触,只准和官府允许的行商贸易(挨宰就认倒霉)。还要定期接受清朝水师的检查。也就是说,洪仁辉维权之前,英国人总算还有一点的特权,这一场维权之后,全被清王朝剥了个精光。
如果说清朝海关的贪婪,只是丢脸到乾隆跟前,那么乾隆的这番处置,可以说是丢脸到国外。一个古老帝国的自大封闭,几乎展现给全世界。
不过,这个荒唐判决里,也带来一个副作用——方便了澳门赚钱。
三:意外获利的澳门
乾隆年间的澳门,还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只能算是葡萄牙的租借地,进入清朝以后,随着广州的红火,澳门原本已经十分衰败。但这《防范外夷规条》一出,穷了好些年的澳门,却是瞬间盼来了商机。
因为在清王朝这个坑爹判决里,英国商人从此不能在广州过冬,可海上风大浪大,总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葡萄牙租借的澳门,就成了英国人的首选,大批商人蜂拥而去,纷纷在澳门租房盖楼。就连英国的对华商务监督,也都把办公地点设在了澳门。
而澳门的经济,也迅速的红火起来,原本清冷的港口上,从此至十九世纪的一百多年里,常年都是商船云集,这个中国东南的繁荣港口,从此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追根溯源的话,确实得“感谢”乾隆。
“感谢”之外,却更是无尽的辛酸:那个海外贸易红红火火的航海时代,就因为乾隆的昏聩,导致近代门槛前的中国,最终无情擦肩而过,迎来落后挨打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