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1958年胡适写下《容忍与自由》的时候，是为了缓和《自由中国》杂志与蒋介石的冲突。

当时《自由中国》为文要求蒋介石不要连任第三任总统，否则会毁坏宪法，破坏民主制度。蒋介石极为不高兴。此时有人指控《自由中国》的读者投书冒用他人的名字，进行诉讼，造成很大的困扰。胡适明知这不只是“读者投书处理不当”这种编辑问题，而是当权者想罗致罪名的手段，于是苦口婆心，一方面劝蒋介石不要连任，一方面也写文章劝双方要学习容忍，因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这一篇文章已成为20世纪中文必读经典。

年少时代读《容忍与自由》一文，我心中常有疑问：要求当权者有胸襟容忍社会异见，这是不错的，但他在文中为何再三致意，甚至举陈独秀为例，说明异见者也要学习容忍，不能坚持己意为是，而他人皆非，这未免搞错了对象。因为受压迫者只有忍受的义务，哪有什么容忍的权利？

当年殷海光也质疑胡适：以法治约束统治者的权力比要求容忍更重要，毕竟在现实上，冲突的根源往往在权力不受约束，而不是容忍与否这种“胸襟”层次的问题。

蒋介石与胡适的矛盾，都写在彼此的日记里。胡适不顾诸多政界大老如张群、陈诚等人劝告，不断劝蒋应公开宣布不连任，即使他没有总统的位置，也一样享有领袖的实质威望。蒋日记则写下：“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他甚至气乎乎地骂胡适：“自抬身价，莫名其妙，不知他人对之如何讨厌也，可怜其甚。”连“讨厌”这种情绪性的字眼都出来了。

胡适则继续当乌鸦，坚持做蒋的“诤友”，认定自己是“尽公民责任”。

但1960年1月15日两人在总统府见面时，气氛反而很平和。蒋介石对胡适不得不容忍，因为他外有“不可忽视的外国势力”的关注，内有学术界的高度声望。而胡适也体认到“诤友”只能言尽于此，说不说在我，听不听在你。

事实上胡适对蒋介石并非全然反对，而是有进有退。像蒋介石1960年3月连第三任选举时，胡适正生病住院，他意见上反对，依然请假出来投票，以支持蒋介石。这对彼此关系有一定的缓和作用。因此胡适免不了被雷震批评为“有一点投机”。

由于劝谏无效，蒋介石仍执意违反宪法连任，《自由中国》的雷震、傅正等知识分子于是与台籍政治人物如李万居、苏东启等人暗中筹组“中国民主党”，终于在1960年4月被逮捕，罪名是“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以《自由中国》一贯立场，这根本是莫须有的罪名。

此时胡适正在美国访问，他以言论自由为论点，为雷震抱不平。但当局要罗致罪名，他也没办法。作为《自由中国》的创办者，他夹在权力者与受难者之间，明知冤狱，意欲救老友而无能，内心痛苦，实难言喻。最后他只能呼吁：公平司法审判。他甚至天真的相信只要有公平的司法审判，雷震有可能无罪释放。

整个审判当然是不公平的，其结果早已存在于蒋介石的一念之间。

最奇特的历史场景是：1960年11月17日，蒋介石决定了雷震覆判的刑期之后，尚未公布，却特别召见胡适。这一场过招，很显然的，蒋介石已经准备好了。

蒋介石先说：“去年某某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向来是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

这话就厉害了，蒋介石一方面套交情，一方面把破坏交情的祸首推给了雷震和胡适的偏听偏信。胡适当然只能赶快澄清说：“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还表明自己一向是独立自主不受人左右的。在这种情势下，胡适只能重申他自1949年以来对蒋的道义支持，希望以此换取领导人把对他的宽容，分给在狱中的雷震等人。他几乎是忍气吞声地在求情。

可悲的是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是这样写的：“胡适之胡说，凡其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匪谍案应依本国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既认其为卑劣之政客，何必多予辩论？”

这一场会面，说白了，是蒋用权力在耍弄胡适，让他来卑屈求情，还偏偏不给，但他仍不能不敷衍胡适，因为外国压力很大，表面只能客气相待，所以只好在日记里发泄一通。

六天之后，胡适听到雷震覆判的结果，才知道上当，枉费他对蒋介石说了那么多，其实一切早已决定。当晚记者来访，他连叹了两次“大失望，大失望”。

可怜的胡适，相较于早期批评蒋的言论，他为老朋友求情的姿态，已经不那么“自由主义”，甚至显得衰老而苍白了。

他在致朋友的信中写道：“生日快到了，回想四五十年的工作，好像被无数管制不力的努力打消了，毁灭了，一个老朋友本月十四日八十岁生日，我写了顾亭林五十初度诗两句给他：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至望河清。”

1961年7月，雷震在狱中度过65岁生日，胡适以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绝句题赠：

万山不许一溪奔，

拦得溪声日夜喧。

到得前头山脚尽，

堂堂溪水出前村。

这一首诗，与其说是生日祝贺，更像是对狱中老友的安慰。胡适一直对雷震心怀愧疚，他是反对党的提倡者，却无法保护反对党的组织者；现实的无力，仿佛也成为他心脏无力的反映，他的心脏病日益严重。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主持研究院院士欢迎酒会时，突然心脏病发，当场倒下辞世。

曾参与《自由中国》的聂华苓后来说，在倒下的那一刻，胡适才终于解开他的“心牢”。何其悲哀！

一个在现实上无力的知识分子，只留下民主自由的思想种籽，和一个无法实现的梦想。他根本无法想象，后来蒋介石连了五任总统，变成一个在台湾戒严三十八年的独裁者，并且把权力传给了他的儿子，这与古代帝王何异？

可是从长远的历史来看，蒋介石两代虽然建设了台湾，却留下了独裁者的骂名，而胡适只留下了思想，却影响下一代无数知识分子，为台湾播下民主自由的火种。谁才是真正的有力者呢？

我少年时代读胡适事，总是很难理解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怎么活得如此卑屈，向权力者求情，而且反过来劝反抗者也要有容忍精神，好像反抗者反而要包容当权者。

1980年代，我参加了反对运动，看过反抗者之间的批判斗争，那种至死方休的坚持与战斗，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行为，那时才渐渐明白容忍为什么比自由更重要。因为每一个反抗者都有自我相信的“真理”，抱持着英雄主义的精神，才敢于冒天下之大危险，出来挑战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对监狱横眉无惧，临万死而不悔。而这种相信自我正确的绝对精神，恰恰就是一种“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的内在。它是不容忍、不民主的开始，也是独裁的根源。

对容忍精神抱持着高度的自省，容忍他人的异见，甚至是对自己的批判而不以人废言，不以帽子戴在他人头上，这恐怕是胡适一直想说的自由的真谛吧。

引用一句《容忍与自由》的话做结吧：

一切对异端的迫害，一切对“异己”的摧残，

一切宗教自由的禁止，一切思想言论的被压迫，

都因为深信“自己不会错”的心理。

因为深信自己是不会错的，

所以不能容忍任何和自己不同的思想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