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全纪实】罗版
1940年6月27日，由于郭村大战一触即发，忧心如焚的陈毅轻舟简从，星夜渡江北上。叶飞已经指挥挺进纵队和两李交火，这就是被称为“东进序曲”的郭村保卫战。 6月28日夜，陈毅由扬中渡过长江，便打算连夜赶去郭村，制止两李部队的进攻。但是苏北迎接人员惠浴宇等告诉陈毅，两李部队十多个支队已于28日凌晨开始，在保三旅从北面配合之下，包围并猛攻郭村。 陈毅只得退据长江中的新老洲，立即写信给粟裕，“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又写信给两李，劝说他们悬崖勒马，停火言和。 陈毅未带电台，只能派人徒步送信。他十分焦急。此次由郭村冲突引起的苏北局势的急剧变化是违背他的意愿的。 不久以前，陈毅曾电报指示挺纵：苏北形势的特点是我在敌、顽、两李三方包围之中，我力量较弱尚未准备，如遭到三面进攻则必然失败，目前应积极与两李亲善。 陈毅在6月下旬还曾三次急电叶飞，要他避免与两李作战，必要时可退回大桥地区或扬中。但叶飞坚持要在郭村迎击两李及韩军的进攻。 叶飞等挺纵负责人决心在郭村坚守是确有根据的。他们根据实际情况，看到坚守比退却为有利。增援半塔集的实践是主要依据：半塔集新四军以不足一个团的并非精锐主力的部队，抗击包括韩军主力部队独立六旅在内的七个团的进攻，尚且能够坚守一个星期。郭村新四军有一个精锐主力团和一个教导队，而且地形较好，有较充分把握抗御战斗力不及韩军主力的两李部队，等待援兵到后合力歼击。果然，挺纵打得英勇顽强，在苏皖支队接替北线防御之后，挺纵一团还主动出击，以两个主力营横扫，消灭两李部队三个团部，打下宜陵。 陈毅事先并不完全了解的诸多因素助成了郭村保卫战的胜利： 苏皖支队接到陈毅急电后，从运河及邵伯湖以西迅速出发克服地理及日军封锁等重重困难，日夜兼程二百余里，及时地完成了增援任务； 在两李部队做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郑少仪主动查明了两李部队进攻的部署及发起攻击的时间，夤夜冒生命危险星夜将情报送到郭村； 在两李部队建制下的由共产党员王澄、姚力等领导的五支队四大队和五大队机枪连掉转枪口协同挺纵作战； 陈玉生指挥三纵队八支队（相当于一个团）也在挺纵四团接应下一同回师，逼近两李部队侧后。 郭村的新四军增加到五个团：叶飞的挺进纵队一团、四团和特务营；陶勇的苏皖支队（相当于一个团）；陈玉生起义部队三纵队八支队（相当于一个团）；王澄和姚力起义的第二纵队第五支队四大队全部和第五大队机枪连。特别是王澄率四大队和重机连起义，并立即调转枪口，仅轻重机枪二十多挺来对付李长江。 两李部队在三次总攻失败之后，被迫全线退却至塘头一线。保三旅在苏皖支队反击下也北逃十余里。 郭村解围。 陈毅于7月3日进郭村。 陈毅在欢迎大会上热情表扬了挺纵和苏皖支队的英勇顽强。 陈毅面临着新的决策。 7月4日挺纵攻克塘头；苏皖支队打迂回，部队直打到距泰州城七里的面粉厂，但不进泰州。李长江已准备弃城东逃，李明扬在兴化韩德勤处进退维谷，得知新四军在可以轻取泰州的情况下临城不入，大喜过望。经陈毅致书争取，两李政治态度有所变化。陈毅电告：“虽省韩派兵并接济两李饱弹，鼓励两李再打，两李已觉悟不受其利用，认清我们不攻击泰州符合七七宣言。” 对两李的谈判又一次体现了陈毅统战工作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新四军和平条件宽厚：送还全部二千余名战俘及大部枪支，并归还原属两李防区的郭村、塘头等地；只要求两李让路助其东进。两李最初很是感奋。但在7月中旬，韩德勤以主力部队四个团、保安旅三个团进至泰州及其附近，给两李以实兵支持，两李又强硬起来，作出联韩攻陈的姿态，要求陈玉生、王澄等部队“返部归建”。对此，陈毅当然绝不让步。 对于可能发生的韩、李联合进攻，陈毅一方面和刘少奇一起向呼吁八路军等部队的迅速开拔增援，一方面“作独立应战的布置”。 粟裕已率江南主力于7月8日到达苏北，因而苏北全军连同陈、王等部队在内已可编成九个团。 陈毅还是力争求得局部和缓。他了解两李对于和新四军再次开战，对于过份依靠韩，实际上都有顾虑，因此只要争取得当，完全可以扭转。 陈毅、粟裕经慎重研究，向两李投下一着高棋：在全军东进以后，将把每月能收税五万元的吴家桥一带根据地让给两李。 这样做，政治上更能中立两李。新四军只求东进抗日，老根据地也可让与两李。 两李不但增加收入，更重要的是把新四军送走了，送往黄桥方向抗日去了。 两李与新四军之间从此再不比邻，再无冲突，又何苦跟韩德勤一起向新四军进攻呢？ 两李欣然同意协助新四军东进黄桥。 向东发展，陈毅、粟裕决心东进黄桥。 黄桥地区是泰具、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点，以此为中枢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与八路军对进打成一片。控制了这一带，还可与江南部队策应。周围数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税收充盈，新四军得此基地，抗战事业便可大大发展，远胜在两李肘腋之下狭窄难伸的大桥一吴家桥地区。 黄桥地区周围日军兵力较薄，也无正规军。盘踞黄桥的保四旅是土匪游杂，勾结日伪，残害人民，群众绅商都盼望将其歼逐。黄桥地区的在土地革命时期曾领导农民参加过红十四军的暴动。抗战开始后，共产党又派人建立和发展了组织，群众条件好。 更重要的是，留在泰州以西，新四军与韩德勤之间隔着两李，韩德勤将不断策动和裹胁两李与新四军摩擦，实现其用杂牌军打新四军、坐收渔利的阴谋；黄桥地区与韩军控制的海安、姜堰一线正面相对，省韩只能亲自出兵来攻，新四军反摩擦便可不损伤中间势力了。 7月4日，郭村保卫战胜利后，新四军进驻塘头。 7月7日，根据陈毅指示，新四军挺纵和苏北特委应广大民众迫切要求，在郭村镇塘头村的姊妹楼大厅内召开了有四五十人参加的各方面人士会议，宣布苏北地区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江都县成立，办公地点设在郭村镇塘头村的于氏花园。 7月8日，粟裕率江南主力渡江北上抵达塘头，与参加郭村保卫战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等会合。 7月11日，粟裕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第二团、新六团等部至达江苏省江都县吴桥地区。 至此，陈毅和粟裕手里集中了七八千新四军，计有： 一、叶飞的挺进纵队，由新四军第六团扩建，辖第一团、第四团和特务营； 二、陶勇的苏皖支队，由第四团团部和第二营、梅嘉生的挺进纵队第三团合并而来； 三、王必成的新四军第二团，第二团扩建的新编第六团，徐绪奎和何克希的江抗第三路改编的挺进纵队第二团； 四、起义的陈玉生第三纵队第八支队（团级部队）、王澄和姚力的起义部队一个营加一个机枪连； 五、在吴桥的江都独立团，由江都县民众抗日自卫团改编。 7月10日，刘少奇电示彭明治、朱涤新支队与南进支队立即准备迎击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的进攻。 7月11日，刘少奇致电陈毅并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项英、彭雪枫、黄克诚：置整个部队到靖江、如皋地区活动，待省韩来攻时则予以迎头痛击。 7月12日，根据书记处和军委指示，新四军在郭村镇塘头村的于氏花园依绿园客厅宣布成立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办公地点设在于氏花园。 7月12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项英，陈毅等，指出：“华中目前斗争策略，以全力对付韩德勤及苏北其他顽军，切实发展苏北，对李品仙应取守势并力争和缓，以防蒋、桂联合对我。”还指出：“苏南自陈毅、粟裕北上后，兵力较弱，指挥无人。请项英同志妥为布置，以维持我军原有地区，并准备于适当时候，将军部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 7月14日，陈毅发电报报告军部转及重庆处：“决定整顿一星期即向东挺进以黄桥为中心建立根据地。”7月16日，国民提出并通过《关于陕甘宁边区及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作战地境编制问题的提示案》。 当时，遵照指示，在吴家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由陈毅任指挥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指挥兼参谋长，主任刘炎（没有到任），副主任钟期光。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留在江南的丹北负责留守工作。 苏北指挥部的十个内设机构一直没有披露。 参谋处，贺敏学任处长； 副官处，喻炳辉任处长； 军需处，朱毅任处长； 军法处，周 林任处长； 军医处，崔义田任处长。崔义田是新四军苏皖支队卫生队长。 组织部，部长刘文学； 宣传部，部长张崇文 民运部，部长彭冰山； 敌工部，部长邱东平 保卫部，部长周 林（兼）； 随即，苏北指挥部对苏南、苏北新四军进行了整编。 部队整编为三个纵队九个团。 一纵以叶飞为司令员兼政委，参谋长张藩,主任吉洛，下辖第一团、第四团、第五团； 二纵以王必成为司令员，刘培善为政委，参谋长杜屏，主任陈时夫，下辖第二团、第六团、第九团； 三纵以陶勇为司令员，刘先胜为政委，参谋长张震东，主任卢胜，下辖第三团、第七团、第八团。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三支主力部队之一。1940年7月由新四军挺进纵队等部编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飞，参谋长张藩，主任吉洛，副主任陈同生。辖第一团、第四团、第五团。 第一团团长兼政治委员乔信明，参谋长廖政国，政治处主任曾如清；廖政国调任第四团团长后参谋长为王萱春；这是赫赫有名的老六团。 第四团团长邱玉权，政治委员刘文学，参谋长刘亨云，政治处主任张潮夫；邱玉权调任第七团团长后以一团参谋长廖政国调任第四团团长，张潮夫接任四团政委后孙克骥接任政治处主任。 第五团团长王澄，政治委员彭德清，副团长谢中光,参谋长张宜友，政治处主任姚力。后来鲍志春接任政治处主任。郭村战斗中王澄起义，被任命为一纵五团团长，王澄部加上五大队机枪连、一部分被俘李军改编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纵队第五团。 第一纵队参加了黄桥战役等战役战斗。1941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一旅。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三支主力部队之一。1940年7月由新四军第二团、新六团和挺进纵队一部编成。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刘培善，参谋长杜屏，主任陈时夫。辖第二团、第六团、第九团。 第二团团长段焕竞，政治委员郭 猛，参谋长俞炳辉, 政治处主任童炎生；参谋长由张强生接任；这是赫赫有名的老二团。 第六团团长池义标，政治委员吴嘉民，参谋长柴荣生, 政治处主任林胜国；一营营长兼政治教导员何凤山。 第九团团长徐绪奎，政治委员罗维道，参谋长刘史明，政治处主任贺桂华。徐牺牲后李钟民接任。这是挺纵二团。 第二纵队参加了黄桥战役。10月10日与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会师，打通了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1941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二旅。 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三支主力部队之一。1940年7月由新四军苏皖支队和江都独立团、陈玉生起义部队改编组成。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陶勇(10月三纵去开辟启东地区时候刘先胜任政治委员)，副司令员陈玉生，参谋长张震东，副参谋长梅嘉生，主任卢胜。辖第三团、第七团、第八团。 第三团由苏皖支队改编，团长黄才胜，政治委员吴载文，副团长刘永华，参谋长朱传保,政治处主任符确坚；三团是新四军老四团团部、直属队和第二营（第四连为红军连）扩建而成。朱传宝调任第七团参谋长后由刘仲华兼任参谋长。 第七团团长邱玉权，政治委员惠浴宇，参谋长朱传保，政治处主任周文在。后邱玉权任团长，余光茂任政治委员，七团是7月郭村战斗期间，由共产党员陈玉生率领鲁苏皖游击总指挥部第三纵队第八支队起义归来，改编为苏北指挥部独立支队，8月并入第三纵队，改编为第七团；第一营营长李云诚，第二营营长、教导员董铁山。 第八团由江都独立团改编，团长姜茂生，政治委员兼政治处主任邱湘田，参谋长刘铁珊。1940年2月，以吴桥民众抗日自卫团为骨干，成立江都县民众抗日自卫总团，吴桥另建一个区分团。郭村保卫战胜利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团改编为第八团随新四军东进黄桥。新四军第四团二营教导员姜茂生调任第八团长，苏皖支队组织科科长邱湘田调任八团政委。刘铁珊，湖南郴州人，从延安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三纵队八团参谋长，建国后担任江苏原副部长。 第三纵队参加了黄桥战役，继而开辟了通如海启地区。1941年1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 新四军东进部队的主力已高度集中于苏北，陈毅长久以来念念不忘的的意图——沿江向敌后发展直到海边，有实现的条件了。 罗忠毅坚持丹北 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北渡吴桥改编为苏北指挥部之后，一度在江南保留了一个小机关，也曾经保留江南指挥部名义，负责人是原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 6月16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机关离开水西，井然有序地向北进发。 6月29日，陈毅化装成商人渡江北上。7月5日，北渡命令下达，主力继续北上。去苏北要经过三道封锁线，一是运河，二是铁路，三是长江。 运河与铁路很近，必须一夜渡过，运河上用大小船只连成了“浮桥”。7月6日，在丹阳东北大成桥，罗忠毅叫住了准备渡江的副官处管理科科长乐时鸣，命令他留下一部分人，随他留在江南。等过江的人员都走完后，罗忠毅身边有参谋、机要员和电台，加上副官处留下的人，共有三四十人，警卫部队有一个特务连，没有的人。罗忠毅留在了丹北，没有随大军北上，这是抗战的需要。 粟裕渡江后与陈毅会合，一开始也采用江南指挥部的名义发布命令。 原因是担心万一苏北立不住脚，还得回到茅山地区作战，那么茅山地区的战略地位之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 谁留下呢？如果陈毅、粟裕都去苏北，那么最合适的人选就是罗忠毅。罗忠毅是江南指挥部的参谋长，是江南指挥部的第三号人物。凭他的资历和声望，由他来统领茅山地区的部队，可谓名正言顺，众望所归。 此外，他是久经考验的优秀指挥员，一直战斗在一线，长期担任军队的重要职务，有着丰富的作战指挥经验。 为什么选择丹北？一是因为管文蔚领导的挺进纵队在丹北地区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二是由于丹北紧挨扬中，军队南上、北下都要由此地进入，此段江面渡江也最为安全。 罗忠毅率新组建的江南指挥部坐镇丹北，此时长江南北抗日局面已是热火朝天。后来组织上又派王绍杰来到江南指挥部，成为罗忠毅的重要助手。9月下旬，刘春山来了，罗忠毅把他介绍给乐时鸣，任命他为副官处协理员。10月，黄桥战役打响，10月4日，罗忠毅率第四团三营增援。三营将士奋勇当先，把顽军第三十三师打得溃不成军，三营乘胜占领海安，打通了苏北新四军向东发展的道路。黄桥战役结束后，罗忠毅率第四团三营又回到丹北界牌地区。 黄桥决战后，八路军黄克诚部在10月15日占领盐城，并以一部向东台前进。苏北指挥部已在苏北站稳了脚跟，留在丹阳界牌的江南指挥部没有必要固守丹北，新的江南指挥部便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12月中旬，罗忠毅离开了丹北地区。1940年的7月至12月，罗忠毅一直战斗在丹北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顶点，其职位由江南指挥部参谋长上升为江南指挥部指挥，后又改任第二支队司令员。 乐时鸣回忆：“过江的走了。我们留下的随罗参谋长到了一个村子。一查点，罗参谋长身边有参谋，机要员和电台，加上副官处留下的人，一共只不过三四十人。警卫部队有一个特务连，没有的人。这就是江南指挥部过江后留在江南的指挥部机关……10月，苏北黄桥决战打响了，命令在丹北的四团三营立即过江去增援。刘春山被任命为营教导员，和三营营长黄玉庭一起走了。我赶到江边送他们上船。不久，传来黄桥大捷的喜讯。那么，罗忠毅所率留在江南的小机关应该称什么呢？据原指挥部机要科长王坚同志说，他确知陈粟北上后，军部有命令任命罗忠毅为江南指挥部指挥，刘炎为政委。罗忠毅在7月到12月间一直在江南率领这个小机关，刘炎也曾到江南来过，只是因病很快离开了。王坚同志还说，当时在东路的谭震林同志曾正式致电罗忠毅报告工作，因此罗忠毅、刘炎曾被任命为江南指挥部的指挥和政委，接替陈粟，是准确的。所以在罗忠毅领导下的机关尽管不健全，仍应称为江南指挥部。” ——皖南事变之后，谭震林曾在苏南东路地区成立了新的江南指挥部。1月22日，刘少奇、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军部在给各地的命令中决定：“苏南林俊(即谭震林)及罗廖部统一归林俊指挥，坚持苏南沪宁路以东及溧武路以北阵地，击破反共军之进攻，阻止骑北渡。” 2月4日，“新江抗”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又称新三支队，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委，下辖三个纵队。同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兼政委，统一领导苏南的东路和西路的军事斗争。 2月4日，东路特委机关报《大众报》刊登了《江南抗日救国军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成立江南指挥部宣言》：“除一致拥护陈毅将军代理新四军军长外，我军将士并一致通过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拥护前三支队司令谭震林为司令，直接受陈代军长之指挥领导，组织江南指挥部，拥护谭司令兼任指挥，誓死坚持江南抗战……” 这个宣言告诉我们，皖南事变之后，为了回击顽固派撤销新四军的反共行径，谭震林根据新军部的决定，于1941年2月初将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改为新四军第三支队，表明新四军第三支队没有被消灭；同时，由于罗廖领导的新四军第二支队已归他统一指挥，因此他又组建了新的江南指挥部，统一领导茅山地区的第二支队和东路地区的第三支队。 这段时间，苏北新四军有了迅猛发展，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主任钟期光后来回忆： 在江南时代的人数：老二团有一千四百人，新六团有五百余，“江抗”几团三干余人及一支队司令部。到前年七月间过江了，与管司令会合，这时“江抗”与挺纵两个司令部合并，约三千人左右，苏皖支队到吴家桥地区时也有一千余人。 一支队的发展：由江南到江都时总共会合六千人左右。郭村战斗是挺纵与“江抗”合编后的胜利，反磨擦的行动之一，是时为六月二十八。以后我们提出沿江抗敌，首先是黄桥战斗，打垮了何克谦二个团。俘虏了一千多人。这时部队本须大量发展，但因俘虏成分不好，所以我们的政策不使这些俘虏编入军队，大部放了回去，扩大党和新四军的政治影响。缴获很多。 本来我们到黄桥的目的和方针是：一、扩军；二、群众工作;三、统一战线工作；四、整训部队；五、肃清何克谦的残余。过一个星期后我们召集了一个会议，检查结果，一旅扩大了一百二十多，二旅二百八十多，独支扩大五百多，师直属队一百五十余，共一千二百多。所以我们已由六干人增加到七干二百人。以后又把部队散开做民众工作，努力扩大自己。 这时期我们的任务是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但要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取了保安第四旅的一部分，改编为第一团(即现三分区的独立团)，是外围军的形式，听我们的命令和指挥，遵守我们的纪律。 经过一个月后，我们检查各个部队，个别扩大约二千人。到九月三日发生了一个营溪战斗，韩德勤进攻我们，但被我们打垮，消灭了敌人两个团。这次争取俘虏约一千多人。到九月十二号，我们又打下姜堰，张少华的保安第九旅(张少华是反共最坚决的，其部队均为反共教育，并扬言九旅决不作俘虏，恐吓战士如作了俘虏新四军即用洋油烧，所以战斗力要比一般部队顽强)结果将其完全解决，所有俘虏也决定不争取，统统都释放了。这时部队已发展到九干多人。 到十月三日黄桥决战了，把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三十三师、一一七师完全歼灭了后，俘虏四千多。这次我们决定除老弱残废洗刷外，原则上一个也不放，争取了三干多，编了一个补充团。凡和各个纵队后方工作人员，均能除原来职务参加俘虏工作。这时部队已有一万二三干人了，继续占领了海安、东台，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合了。这是打曹甸前的时候，可以说是一师的全盛时期，人数最多的时候。 二、四个问题 问题一：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是谁批准成立的？ 查看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王稼祥的年谱，没有记载。 问题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1940年7月8日，粟裕率江南主力渡江北上抵达塘头，与参加郭村保卫战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等会合。7月12日，根据和指示，新四军在于氏花园依绿园客厅宣布成立苏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兼政委，粟裕任副指挥。办公地点设在于氏花园。随即，苏北指挥部对苏南、苏北新四军进行了整编，整编后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共辖三个纵队、九个团七千二百余人，由叶飞、王必成、陶勇分任一、二、三纵队司令。通过整编，苏北新四军统一了建制，统一了指挥，部队军政素质得到提高，面貌为之一新。 问题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是在哪里成立的？ 位于江都县郭村镇塘头村的于氏花园，是我军东进抗日这一段革命历史的有力见证。1940年7月，郭村保卫战胜利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此成立，陈毅、粟裕等领导人在此办公并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整编苏南、苏北部队以及苏北新四军下一步行动方向等重大决策。 于氏花园双楼面南而立，上下两层，南与大厅相连，北与客堂相接，周围建有院墙。整个建筑设计精巧、造型奇特，两楼正看为一楼独立、旁看两楼相连，似分似合、若即若离，结构紧凑、浑然一体，酷似一对俊秀的孪生姊妹携手而立，故名姊妹楼。许多人难以想象，眼前这个江都境内典型的清末传统民居建筑，曾一度是陈毅、粟裕运筹帷幄新四军开辟苏北、发展华中战略的所在地。 问题四：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成立时机构是怎样的？ 当时，苏北指挥部是江南指挥部的班子改称的，指挥陈毅，副指挥粟裕，原江南指挥参谋长罗忠毅带领第四团第三营坚持丹北，主任刘炎也没有到任，副主任钟期光。 也就是说苏北指挥部的领导就是陈、粟、钟三人。 三、进驻海安 9月14日，陈毅、粟裕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机关进驻姜堰，下榻新交通旅馆—曲江楼。在这里陈毅运筹帷幄，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陈毅请韩国钧主持正义，出面召开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韩欣然赞同，随即联合黄逸峰、朱履先等发函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希望停息战争，一致抗日”，并提出五条建议。李明扬、陈泰运均复函响应，唯韩德勤拒之不理，且乘机要挟：“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再言其它。”陈毅一眼看出韩德勤的花招，是想把没有和谈诚意的罪名加到新四军头上。陈毅从苏北全局战略出发，与粟裕、钟期光商定，确立了以退为进的方针，决定让出姜堰。 经过十几天斡旋，9月27日曲江楼上召开苏北八县军民代表会议，各方代表参加，陈毅在会上慷慨陈词，再度表明团结抗日初衷不变，只求抗日有份、抗日有地。陈毅说：“韩先生现在电报，要新四军让出姜堰，以作为实现和平的基础。对于这，我们认为不成问题，而且只要对抗日多少有一点益处，我们还可以作出更大的让步……但如果省方认为我们力量不足而退出姜堰，仍然进攻，我们就要采取必要的自卫，为祸为福，只好以将来的事实再作证明。” 盘踞于苏北的反共顽固派、江苏主席兼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不顾人心背离和新四军的合作抗日诚意,阴谋以“先南后北”的“进剿”方针，妄图先集中主力进犯黄桥，消灭或驱逐在黄桥地区的新四军，然后移兵北上，驱歼南下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于是，苏北敌后磨擦事件迭起。韩德勤不顾新四军一再忍让。公然叫嚣要“把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9月30日韩德勤发出追剿令称：“姜堰之匪确已向黄桥方向撤退，由此足证明我战略上已获先制之利”“现匪胆已寒，必不敢与我决战”。随即侵占新四军营溪、加力市阵地。10月初就大举进犯黄桥地区。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被迫自卫还击，出奇制胜，歼其主力一万余人。6日上午，陈毅、粟裕督斥所部“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各部奋勇追击直下海安。7日,陈毅率指挥部，由黄桥到达海安西南营溪。翌日下午，率追击部队先期到达海安的粟裕派人送信说，苏北知名人士韩国钧暨海安各界倡议将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陈毅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海安。 1940年10月9日，入城仪式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在海安镇广福寺(即东寺庙)。陈毅即率粟裕、钟期光、陈丕显、管文蔚、叶飞、朱克靖、惠裕宇等党政军领导人前往拜见韩国钧。 陈毅与韩国钧神交已久。早有书信往还。1940年春，陈毅第三次赴泰州同李明扬商谈合作抗日时，在宴席上，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介绍了韩国钧的情况，得知韩国钧字紫石，泰县海安镇人，以举人身份拔贡，当过两任知县，与外国交涉不卑不亢，颇有民族气节，1922年5月21日调任江苏省省长，1925年辞官后,仍居乡间。他富有正义感和民族气节，在苏北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影响。陈毅认为，要孤立苏北反共顽固派势力，贯彻提出的在苏北“分区抗日”的主张，必须做好争取团结他的工作，争取他对新四军理解。韩国钧接信后，手书一联赠陈毅，“著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以为应酬。陈毅旋即回赠一联：“杖国抗敌，古之遗直；乡居问政，华夏有人”。陈毅到黄桥后又再信访韩国钧，向韩国钧征询苏北抗日方略，说明共产党、新四军的团结抗日主张，邀请他主持正义，出面调停磨擦，为团结抗战献力献策。1940年8月7日和8月9日韩国钧再次复函陈毅表示愿意出面斡旋并即筹划进行。“极盼一致团结”，“合力对外，不使内部磨擦。”其时，韩国钧已84岁寿龄，而陈毅才39岁，真可为谓忘年之交。当说起黄桥磨擦事件时，韩国钧说道：“幸而将军指挥若定，战胜了省韩部队，不然老朽都是‘汉奸’，在海安住不得了。”韩国钧即设筵为陈毅洗尘。陈毅详细阐明的方针政策，有问必答，坦诚相见。韩国钧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彼此确实均有“相从日浅，相知甚笃”之感。韩国钧对陈毅极为敬佩说：“数十年来，在军中从未见有如此雄才大略，文武全才如陈将军者”盛赞有“管（仲）乐（毅）之才”，并手书“天心已厌玄黄血，人事难评黑白棋。”一联相赠，陈毅看后，略加思索，亦回诗一首：“山河破碎思前事，抗日合作看精诚。丈夫一怒安天下，越马横刀取东瀛。”表明新四军坚持团结抗日的一贯立场，以及争取抗日最后胜利的坚定信心。这与省方是完全不同的。 海安各阶人士对蒋介石的卖国政策深恶痛绝，对抗日将士十分尊敬。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驻海安后，粟裕带领机要人员住在东寺庙(即广福寺)西北角，特务营驻扎在东寺庙四周，卫生处和医院驻在西寺庙（即祗树禅林寺），电台总队驻在中坝。四乡民众纷纷前来慰问，主动献金献银，把鸡、肉、鱼、蛋等慰劳品接连不断地送到医院和机关驻地，广大妇女组织起来，为指战员洗衣缝被，镇上浴室免费开放，为抗日将士洗涤征尘。 为庆祝黄桥大胜，欢迎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海安，韩国钧、黄逸峰、季方等海安各界知名人士联名举行宴会，邀请陈毅、粟裕及指挥部科以上和直属队营以上干部出席，地方党政负责人陈丕显、管文蔚、惠浴宇、陈同生等作陪。随后陈毅、粟裕又回请了韩国钧、黄逸峰等人，举行了答谢宴会。 黄桥决战前，李明扬、陈泰运等提出由黄逸峰出面领导一支部队。陈毅为消除李明扬、陈泰运对新四军的疑惧心理，应他们的要求，同意在新四军与李明扬、陈泰运部队之间建立缓冲地带，请黄逸峰以国民军事战地党政委员的身分出面，组织一支军队，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1940年10月10日，有关各方先在海安韩国钧府上达成协议，联抗司令部在海安以西之曲塘正式成立，黄逸峰任司令。 10月10日，新四军先头部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在盐城以南，白驹以北狮子口桥头会师，韩德勤深感，危在旦夕，一面托韩国钧、李明扬等向苏北指挥部乞和，一面向各方呼吁示弱，妄图将苏北摩擦的责任推卸给新四军，以争取中间势力的同情。10月11日，陈毅电报:我们原则同意与韩德勤进行谈判，但应首先实行分区抗日，保证不再有破坏抗战和反共行为。完全同意陈毅的意见，并进一步指出，在我优势已立的情况下，应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及士绅，尊重他们的中立态度，实行三三制政权。陈毅遵照指示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对韩国钧、李明扬、陈泰运等的统战工作，倡导和议。 苏北抗日局面打开后，根据地扩大了，刘少奇决定尽快把中原局机关移往苏北。1940年10月11日刘少奇致电陈毅，提出“召集阜宁以南各县党政军民代表大会，成立苏中、苏北行政主任公署。目前在韩德勤尚未离开苏北以前只委派各县县长及筹备苏中、苏北行政公署，各地各军代表云集陈毅处即作此接洽。”1940年10月14日毛泽东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 10月中旬陈毅到盐城慰问南下的八路军部队并与黄克诚等会商今后，令前线停止进攻兴化。八路、新四军各部队均一律停止行动，就原地固守。同时派代表与对方商定彼此停战言和。陈毅于22日返回海安，用电话与泰运、明扬商定议和代表、地点、时间，首先要其电蒋、顾，一律停止进攻，开诚言和。 苏北指挥部的到来，使海安这个小镇成了苏北各界瞩目的军事、政治中心，各派军、政力量的代表很快汇聚到这里。当时，除韩国钧等进步人士外，李明扬、陈泰运的代表也前来同陈毅、粟裕会谈，商讨苏北防务问题。东台的黄亚成、兴化的王江淦、赵筱堂等也先后来到海安，请求新四军支持他们武装抗日。 10月19日，陈毅致电李明扬，重申新四军力主抗日合作之立场，云: “违反抗敌建国者，不仅不能成事，且必殃及其身”。20日后，又派朱克靖至泰州李明扬处提议谈判和平,托李明扬向韩德勤提出放弃反共方针,分区抗敌等五项意见： （一）召集抗敌会议，地点在曲塘或海安，由省韩主席、李总指挥、陈指挥官泰运、陈指挥毅及民众代表五方面组织； （二）扩大抗敌合作，分配抗敌任务，我（指新四军）任沿江抗敌，省韩任运河线，李任江都、泰兴； （三）承认委派之行政人员，我改行政为专署，以管文蔚为专员（沿江），东台盐防一带另委一专员，由我方荐一人； （四）承认我军现驻地及军我党合法地位； （五）要负责向蒋、顾提出停止皖北向皖东进攻，并撤退皖南、苏南对新四军之包围，则我不攻通、如、启、海，并停止八路军南进。” 李明扬赴兴化后，韩德勤当即复电陈毅： （一）所提五项意见，关于团结抗敌之原则，自所赞同，一切办法均于开会时协商之； （二）贵军应立即下令停止军事行动，避免冲突，听候处置，其避免冲突界线，由双方派员商定并监视履行； （三）开会地点以泰州为适宜，并由民众代表韩欧老（韩国钧）召集之。” 陈毅看到韩德勤的三条意见，立即识破了他的奸计。韩德勤一方面表示原则上赞成所提五项意见，一方面力图将韩国钧弄到泰州去，企图以群众代表名义，要求新四军让出东台，以割断我八路军、新四军之联系。因而提出，紫老年事已高，不宜远行去泰州。和平会议应就近在曲塘举行。李明扬当着韩国钧的面，无法反对。 10月24日，李明扬至海安拜会陈毅和韩国钧。经一日协商，决定由韩国钧、李明扬发起召集苏北抗敌和平会议，地点在曲塘镇，定于30日开会，到会者，包括韩德勤、新四军、各保安旅及游击军并八县代表。 10月25日，韩国钧、李明扬，发出召集苏北军民抗敌合作会议的通知。“苏北局势演变至此,军民上下一致均感目前惟有团结抗敌,改善政治,始可挽救危局,解除民困，国钧、明扬不揣冒昧，战探各方意旨，对此均彻底同情，并征得省府当局及新四军同意，爰本民族国家至上，地方人民为重之旨，及尊重团结抗敌之意，谨订于十月三十日就曲塘邀集苏北各军政首领及地方耆绅，共商苏北今后大局，我兄（公）爱国爱民，谅发同情，敬祈届时莅临，各纾高见，毋任盼祷。”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为表示我方和平诚意，将韩德勤部被俘的中、下级军官先行遣归，并要他们转达新四军的和平愿望。10月26日韩国钧致书陈毅“晨闻高论，至以为佩。” 新四军名称于1947年1月30日停止使用。 四、吴法宪回忆到苏北指挥部 一九四O年十月下旬，正当我们在盐城陆续开展这些工作时，突然接到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的一份电报，说苏北的新四军要召开一个抗敌和平会议，邀请八路军派代表参加，并指定我代表八路军第五纵队去参加这一会议。接到电报后，我当即给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询问会议地点，复电说，会议地点是在泰州的曲塘。 随后，我便去与彭明治、朱涤新商量，说我过去从没有走过这条路，沿途的敌情不太清楚，苏北又是个水网地区，加之青纱帐已落，一旦遭遇敌人，不好隐蔽，是否带点警卫部队去。他俩都说，当然要带，最好带一个骑兵连去。我认为一个连一百多人、一百多匹马，太多了，走起来不方便，还是带个骑兵排，去个连长带队，就足够了。这样一共三、四十匹马，路上也好一点。听我这一说，他俩都表示同意。 十月二十七日，我带着骑兵排从盐城出发，前往曲塘参加苏北抗日和平会议。我们沿着一条被破坏了的从灌云到南通的公路走。头天我们经伍佑、大冈、白驹，到达东台宿营。因为马多，为便于喂马，我在城南找了一座学校住了下来。 第二天我们由东台出发，经梁垛、安丰、富安、到达了驻在海安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见到了副总指挥粟裕。刚一见面，他就告诉我，曲塘现在就等我去开会，要我赶紧去，并且说已经为我准备了一条汽船。他要我把骑兵排统统留在海安，由指挥部负责安排照顾，我和警卫员马上坐汽船走。我们赶紧上了汽船，大约两个小时后就到了曲塘，这时天还没有黑。一下汽船，我马上去见陈毅总指挥。陈毅见了我，当即把我介绍给当时在场的其他人，说这是八路军的代表吴法宪。 晚上住下后，我去请示陈毅，对他说：“陈总指挥，对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我一点都不了解，黄克诚司令员叫我来听候你的指示，请你安排。 陈毅听了很高兴，他告诉我说，这个会议是根据指示召开的。指示，在苏北要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和开明士绅，大力进行根据地建设和扩大军队。根据这个指示，苏北指挥部为进一步争取李明扬等人与我们合作，决定召开有各界人士参加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会议除邀请了李明扬、李长江、陈应泰以及江苏省参议员韩国钧、苏北地方代表黄玉峰等人以外，还邀请了韩德勤的代表，但遭到韩德勤的拒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在苏北地区实现统一战线，划分防区，团结抗日，共商大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争取“两李“（李明扬、李长江）和陈应泰，孤立韩德勤。 说完这些以后，陈毅就同我拉开了家常。他先问我是否参加了长征，从什么地方出发，经过了些什么地方。我一一作了回答。我说：“总指挥，你可能把我忘了，你在江西军区当司令员兼政委的时候，我在六十四师当青年科长，当时你住在兴国县草鸡窝的一个天主教堂里。江西军区召开青年工作会议时，你还给我们作过政治报告。“ 陈毅马上说：“啊，那是老部下了！”我说：“是啊。是老部下，你是我们的老司令员。我那时是个青年科长，是个小小的干部。” 抗敌和平会议从十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三十日结束。会议大致定下来两条：一、当前的大前题是共同建设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筹备召开苏北各界人民代表大会，按照“三三制”的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进步人士占三分之一），成立苏北行政及县、区政权，吸收广大非党人士参加政权；二、坚持苏北地区国共两党军队现在的各自的防区，互不侵犯，互不攻击，停止“磨擦”战，不打消耗仗，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团结对敌。会上各个代表发表了一通意见，都表示同意陈毅总指挥的意见，口头上达成协议，但没有形成文字的东西，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十月三十一日，我随同陈毅坐一条小船回到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又见到了粟裕。在海安，我向陈毅、粟裕简略汇报了我所知道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的情况，他们也把新四军的情况向我作了简略介绍。我请陈毅、粟裕在本子上给我签个字，他们一人给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鼓励。他俩对我们在各自分别经过敌后游击战争和长征后，又重聚在一起，表示十分高兴。 当天晚上，由陈毅及苏北指挥部主任钟期光出面，请包括韩国钧、黄玉峰等当地知名人士吃饭，也请的同志和我参加。十月份，正值盛产螃蟹的季节，大家兴致勃勃地吃了一次螃蟹宴。 十一月一日，我准备回去了，但陈毅总指挥挽留我再住一天，说让我参观参观海安这个镇子。海安这个镇子比较繁华，商业也比较发达。正好当天下午，韩国钧回请陈毅、粟裕、钟期光等，把我也邀了去。参观了他的家庭花园，还吃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十一月二日，我向陈毅、粟裕正副总指挥和钟期光主任告别，当天回到了东台，住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又在白驹新四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刘培善处住了一晚。十一月四日，我们回到了盐城。 由于黄克诚当时率纵队部驻在东沟、益林地区，因此回到盐城后，我以电报向他请示，准备去他那里汇报一下这次苏北抗敌和平会议的情况。可黄克诚复电说：“不用来了，简单写个书面报告就可以了。” 我遵照他的指示，写了个简短的会议情况报告，并转达了陈毅、粟裕对他的问候。同时，我也向彭明治、朱涤新等转达了陈、粟两位首长的问候，以及对我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的问候。 回到盐城，我的工作重点放在盐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上，当时的阜宁、盐城两县，各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口。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过程中，黄克诚曾指示我用淮海区专员的名义，委任宋乃德为阜宁县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