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研究綜述
1973年12月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獻資料——帛書。帛書的質地爲生絲織成的細絹,用整幅(約48厘米)或半幅(約24厘米)的縑帛書寫,存放在東邊箱一個長方形的漆匣內。有的帛書卷在一塊寬約2~3厘米的木片上,出土時折叠的邊緣已經斷裂,帛片互相粘連在一起,破損十分嚴重。經過修復及考訂,帛書內容多達 12萬餘字。其中就有一部爲《相馬經》,這是我國動物學、畜牧學的重要古代文獻。
帛書《相馬經》共有七十七行,五千二百字,其中殘缺五百字,有二百字可以查補,有三百字無法處理。因爲這部古書沒有相當的今本可以查對,絕大部分爲傳世《相馬經》所無,所以一些內容,我們無法完全瞭解。但其第一篇就寫到 伯樂所相,君子之馬 ,幷且多次使用相馬 法曰 和 吾請言其解 的措辭,說明這部相馬經幷不是伯樂相馬經原文,而是傳承、吸收和發揮了《伯樂相馬經》的成就寫成的。此《相馬經》內容包括經、傳、故訓三部分。經文部分,用四言韵文寫成,類似于描寫詩或賦。從文筆語言上來看,不少專家認爲可能是戰國楚人所作。內容側重從頭部相馬,認爲眼大有神的是良馬。它把相馬法的要領概括爲: 得兔與狐,鳥與魚,得此四物,毋相其餘 。 言簡意賅,形象生動。帛書《相馬經》的出土,展現了伯樂相馬經的豐富內涵,也證明了《伯樂相馬經》作爲我國最早的一部相馬專著在中國養馬學、相馬學等領域裏的重要地位。
(一)
帛書《相馬經》最早公布于《文物》1977年第8期第17——22頁。[1]對其專門研究和論及其文的已近上百篇,專家學者也有四十餘人。從其出土的意義、內容、性質、文學、語言文字等方面均有論述,成果可謂亦是不菲。
1977年第8期《文物》所刊整理小組與謝成俠先生《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2]兩文提出的看法一度被看成爲定論,被一些著作和論文所引用。趙逵夫先生首先對兩文提出新的不同看法。其文《馬王堆漢墓出土〈相馬經 大光破章故訓傳〉發微》,[3]奠定了其在帛書《相馬經》的地位,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諸多論斷、觀點頗有建樹。在文中,趙先生提出對于帛書的 原書的規模、內容、語言風格及其同先秦時代楚國文化的聯繫等方面,還都需要作進一步的探討。 幷提出以下三個方面關鍵的問題:
第一,帛書《相馬經》釋文應當包括《經》、《傳》、《故訓》三部分。謝成俠先生的《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一文在對帛書輪廓的分析中,沒有論及其組成,提法同《釋文》前言基本一致。謝文其中有一處說: 在第一行至二十八行裏,大部分的描述好似顯得更爲玄抄莫測,但在第四十四行起到七十七行的叙述,大多是第一至第二十二行所述的重複,而在此作了必要的解釋和補充。 可見,謝先生也注意到了一些現象,但未意識到從第44行至完,實爲另一篇文字,不但在形式上不同,而且作者、作時、作地也可能不相同。《故訓》對第一部分的解釋,解釋到第22行的末尾便完了。《故訓》部分也幷無缺文。謝成俠先生說: 帛書原來看來寫成三節,但也很象原來幷未分節,因爲第二十二行最後一句 微而藏之 似乎不是一節的結束,這一行的空白很可能是帛書抄寫時下文不明而留下的 。趙先生認爲從開頭至22行末了是《經》,從第44行至帛書第77行是對經文的 故訓 。
第二,帛書中夾在《經》與《故訓》之間的部分(從第23行至第44行),既不屬《經》,也不是《故訓》,而是《傳》。幷提出三點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點,它同《經》一樣從頭到尾是談馬的眼睛,是對《經》的闡發,對後面的《故訓》的簡要歸納和提綱掣領的講解。第二點,這一部分幷不是依照《經》文的論述次序來談,也不是把《經》所論述的各方面都談到,而是就其中的某幾點加以發揮,既有對《經》文的總結,也有對《經》的闡發,與《故訓》相比較,行文較爲自由。大體說來,這一部分分五層意思。夾在《經》與《故訓》間的這部分文字深入透徹地就一些關鍵的問題作了論述,但却是自成章法,自有重點,顯示了較大的獨立性。這同西漢時代所謂 傳 的體例是一致的。第三點,其中幾處引了《法》。這個 法 應指伯樂的《相馬法》。
第三,帛書《相馬經》應定名爲《相馬經 大光破章》。關于其命名問題,楊寬先生認爲其中語意有所重複,第三部分是對第一部分的解釋,認爲幷非完篇,且 沒有書名和篇目 。[4]趙逵夫先生提出:只要我們明白了這部帛書的組成情况與文字體例,明白它《經》、《傳》、《故訓》三者的關係,我們不但可以藉以糾正其中一些文字抄寫上的錯誤,補出一些缺文,而且可以破譯《經》文中的一些名詞術語,能較全面地揭示它的內容,從而進一步提出它的定名問題。謝成俠先生的文章也有所涉及,文中指出:如果懷疑它不是《相馬經》或相馬法的著作抄本,而以文學的觀點可以把它當作一篇關于相馬的賦。[5]趙先生認爲從整個內容來看,不能看成是一篇辭賦式的作品。將這部曾經初步鑒定爲古代相馬的佚書抄本定名爲《相馬經》,大體上說來也是正確的,但也不太確切。幷提出兩點問題: 一、《經》文開頭的 大光破章 四字,便是此篇的篇名或章名。 大光 即指眼而言。 破 或者是 明 字之借,或者爲解析的意思。 大光破章 ,意爲相眼之章,此篇從頭到尾是講相馬的眼睛的學問,則可謂名實相副。《故訓》部分解釋《經》文,對開頭的 大光破章 四字未加說解,《經》只是《相馬經》中關于眼的一章。這樣,帛書《經》的部分應定名爲《相馬經 大光破章》。謝成俠先生文中說這部帛書中還談到馬的其他部位,幷舉四肢爲例,認爲帛書裏的前後史和四史的 史 字宜理解爲 肢 。趙先生認爲所謂 史 字,實爲 夬 字,即 决 之借,睜大眼的意思。二、這部帛書不是只有《大光破章》的《經》文,還包括《傳》和《故訓》。因此,按西漢時代的《毛詩故訓傳》的書名之例,書名應定爲《相馬經 大光破章故訓》。趙先生又提出這部帛書如就《相馬經》而言是不全的,但如就《大光破章》來說,則無論經、傳,還是訓沽,都沒有殘缺。而且篇名也是在原書上標明了的。在趙先生的另外一篇論文中也表述了同樣的觀點,還提出此書對于我們認識戰國末期楚地科技應用文體的形式、韵文的發展狀况、當時楚國的文風及戰國至西漢書籍的編注體例、流傳形式都有重要的意義。[6]
可以說趙先生的諸多觀點與論據是十分準確合理的,在學術界也引起了廣泛關注和普遍認同。[7]
(二)
關于帛書《相馬經》的內容、來源、成書過程、成書時間或摘抄時間問題。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鑒定認爲: 帛書《相馬經》的文字和傳世的本子,不論在內容和文體上都出入很大。從它的文體類似于賦和提到南山、漢水、江水等迹象來看,有可能是戰國時代楚人的著作。全文的主要部分僅是馬的目睫眉骨等幾個局部,所以它是就是《相馬經》全文,也值得研究者作進一步探討 。[8]謝成俠先生說: 這部關于古代相馬的帛書,可以肯定抄錄自早已失傳了的《相馬經》。雖然它抄得很不完整,未能從中窺知古代相馬法的全豹。 又說 帛書《相馬經》既很可能抄自《相六畜》,而且又編入了作爲南方大國、馬匹衆多的楚國的相馬經驗 。關于馬頭部的相法,特別是相眼更爲細緻,實非今本《相馬經》(即《齊民要術》所收載的《相馬經》)所能及。其次是四肢的大體相法。至于軀幹各部以及耳(只提到一句)、鼻和唇齒等其他重要部位都未見抄錄在內。由此可見,它决不是古代《相馬經》的全部。[9] 陳恩志先生對此表示反對,[10]張君先生對此表示贊同。[11]
陳恩志先生在《相馬術源流和古代養馬文明》文中提出:所謂抄自已佚《相馬經》或《相六畜》的主張,都不足憑信。因爲古代的相馬術,猶如當今的醫學一樣是分 科 的,類似現代醫學百科大全之類的《相馬經》著述,當時很可能還尚未形成。從馬王堆相馬帛書的內容來看,作者尤精于馬頭和眼部,顯然只是長于目睫眉骨相法的某人一家之說。它反映了我國先秦時代的相馬著述十分豐富。還有待我們繼續搜集、發掘和考證。[12]
張君先生認爲帛書實際上是一個經、傳合抄本。如果說這相馬佚文抄錄于西漢前期,成書于戰國晚期,那麽,其中的《相馬經》則至遲應成書于戰國中期。帛書中的某些文字也可見于先秦諸子的著述中。帛書摘抄的重點,應是三號墓墓主本人的偏好所在。僅從帛書重點摘錄的 相眼 這一點,我們就可看出,楚人對馬的觀察是多麽的細緻。帛書中楚文化烙印最深的是,不論相馬的哪一個部位,重要之點都在于區別 善走馬 和 非走馬 。帛書所載相馬經、傳皆在求千里之馬,這與楚人好快馬的風氣適相吻合。帛書《相馬經》應是楚人豐富的養馬經驗的結晶。帛書相馬佚文,雖只是楚人相馬書的一小部分。但文字已達五千二百餘字,超過《齊民要術》所載將近一倍,其中的不少相馬經驗更爲後書所缺。因比,帛書《相馬經傳》不僅是先秦時期唯一幸存下來的相馬書,而且是楚人留給後世的一份彌足珍貴的遺産。[13]
賀潤坤先生提出帛書《相馬經》字爲隸書,據推斷可能抄于惠帝、呂后時期,其內容主要是關于馬頭部的相法,看來仍屬寒風是之類流派。其之出土,證明在馬援之前,已有洋洋大觀的《相馬經》出現,它使中國古代成書相馬經的出現時間至少被提前到西漢初年。[14]
米壽褀、曹勝高等先生也認爲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出土的帛書《相馬經》,大概是戰國晚期楚國人的著作。[15]
(三)
在對帛書《相馬經》的語言文字、文學上的研究成果也不少。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寫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在前言中說: 帛書《相馬經》的文字和傳世的本子不論在內容上和在文體上都出入很大,從它的文體類似于賦。[16]楊寬的《戰國史》也完全采用了這個說法。[17]此書漢初雖已有之,其成書則至遲在戰國之時。謝成俠先生在其文中也提出帛書 用詞頗多玄奧 ,其中所用 馬體解剖學上的某些古名詞,在我國古代醫學和獸醫古書中都未見用過,因此很難確定其部位 ,在帛書裏幷沒有提到膝、腕等各部分,但是都有所謂前後史和四史,這個 史 字宜理解爲 肢 。[18]趙逵夫先生認爲 史 字實爲 夬 字(整理小組的同志即釋爲 夬 字),即 决 之借,睜大眼的意思;帛書中稱前之徹肉、上之彥肉、下之游肉、後之微肉爲 四夬 ,是言其爲决定馬之眼睛大小眼眶上下前後之四部分肌肉,不是指四肢[19]。
錢玄先生在《秦漢帛書簡犢中的通借字》一文提出秦漢之際的帛書簡犢中的通借字,較現有的先秦古籍多出六倍以上。這些帛書簡犢比較接近先秦的古本,從這裏可以看到先秦古書中使用通借字的實際情况。舉例如帛書《相馬經》中薄借作泊;豐字借作夆。蚤借作早。帛書《相馬經》有 草 字, 草 從早聲,則先有 早 字[20]。
馬來西亞學者陳徽治先生對于 字,提出馬王堆帛書《相馬經》八: 中有細 (綫)。 見《相馬經》五六: 中有 (綫)。 馬王堆整理小組均釋爲 綫 。 陳疑爲 錢 之或體。由此幷提出可于《說文》 錢 下補一古文 。[21]
陳正興先生提出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中有 逮烏鴉 ,此 逮烏鴉 就是奔跑速度極快的 千里馬 ,實源于天上的 天馬 。據此,有關學者將武威雷台奔馬銅雕定名爲 天馬逮烏 ,與古代傳說記載非常吻合,是比較科學的。[22]曹定雲先生也有相似的論調。[23]
唐鈺明先生在《上古口語詞溯源》一文中提出馬王堆帛書《相馬經》: 目門交上下會,眼而平 , 目 與 眼 對舉,眼只是目的一部分,可見王力先生認爲早期的 眼 指 眼珠子 ,還是可信的。[24]
牛龍菲先生的《上古樂史之對象與方法》文中認爲所謂 龍雀 者,又稱 飛廉 ,乃是 天馬之后 的 三齊 。 三齊 一語,出自長沙馬王堆三號墓出土之西漢初年帛書《相馬經》。[25]隴菲先生進一步提出這裏所謂的 三齊 ,是 三儕 的訛寫。[26]
謝成俠先生的《我國養鴿歷史及其與進化論的關係》還提出:從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相馬經》中所知,其中提到馬的眼睛 欲如鴿目,鴿目固具五彩 。按該帛書含有一些楚國語調。由此推測,至少在戰國時代的中國南方,已有了目色不同的鴿,只是一般史籍都沒有這類的記載。[27]
謝成俠先生還提出:以文學的觀點把帛書《相馬經》當作一篇關于相馬的賦也是有道理。[28]趙逵夫先生還專門撰寫了《藻辭譎喻,意蘊宏深—從帛書〈相馬經 大光破章〉看屈賦比喻象徵手法的形成》一文,[29]文中提出帛書《相馬經》的出土,爲我們認識戰國時楚國語言的民族風格、楚國書面語多比喻象徵的風氣提供了可貴的資料。這部書就是戰國時楚人的著作。其中的《經》和《故訓》兩部分對認識戰國時楚國語言民族特色有很大幫助。這些概括了相馬經驗的比喻逐漸擴大流通範圍,爲人們所共用,便形成了相馬諺語,成了約定俗成的術語。幷歸納了《相馬經 大光破章》在語言表現上的四個特徵: 一、用一系列的比喻表現作者的思想,同一般叙述中偶然夾進一兩個比喻句子的情况不同。二、經文中只出現喻體,不出現本體。它同本體的聯繫主要依賴于人們約定俗成的比喻習慣。三、喻體同本體的聯繫顯示了一定程度的穩定性。四、喻體同本體之間有著較多的聯繫。趙先生接著以《相馬經 大光破章》又考察了列國時代楚國和屈原以前的楚歌,發現它們在表現上也有其楚國的民族特色。在趙逵夫先生的《屈騷探幽》(修訂本)中也提出同樣的觀點。[30]秦丙坤先生也認爲從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先秦帛書《相馬經》中也可以看出與詩體賦的關係,對于研究漢代詩體賦的形成也就提供了一些參考。從其內容看,是描寫月(馬眼)的形態的,與咏物題材非常接近,其表現手法上,也頗似象徵。通過描寫月的種種狀態來表述馬眼形態,通篇出現喻體不出現本體。從這些方面可看出,《相馬經 大光破章》基本具備詩體賦的特徵,與詩體賦的淵源關係也是顯而易見的。[31]譚家健、裴登峰、范曉民、伏俊璉、曹勝高、李小成等先生對趙先生的觀點也表示贊同。[32]
其實,從謝先生、趙先生和李先生的觀點論述來看,還涉及到了帛書《相馬經》的性質問題,認爲把它作爲一篇文學體裁的 賦 也是有道理的。但是,帛書整理小組把它劃歸爲數學類,還是在學界有更多的共鳴。例如方旭東先生在《影響思想史的20世紀出土古書(上)》一文對出土古書的分類中也是把它歸位數術類。[33]
(四)
以帛書《相馬經》資料對傳世文獻進行考釋的論文也有一些。如趙逵夫先生在對《周南》、《召南》是不是楚地民歌加以考證時提出,以前學者有不同的看法,帛書《相馬經》爲我們確定 二南 的産生地提供了新的證據:從這部書中提到的地名可以肯定其爲楚人的作品,對我們從側面窺探屈原之前楚國韵文的發展規律和一般特徵,特別在認識屈賦在語言表現上的繼承與創造,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們認爲,二《南》雖不能肯定全部是楚民歌,但其中有楚地民歌,是可以肯定的。[34]趙先生的《屈原未放漢北說質疑與被放漢北新證》文章中說:帛書《相馬經》中的 又(有)松産南山之陽, 是六國時楚國地有山名 南山 的確證。這個帛書《相馬經》、《傳》文中也提到南山、江水、漢水。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爲釋文寫的前言中指出: 以它的文體類似賦和提到南山、漢水、江水等迹象來看,有可能是戰國時代楚人的著作。 這個論斷是正確的。《經》文中提到 河洲 , 州 應是 洲 字之借。《周南》作品産生于南郡南陽之間,則 河洲 是南郡南陽一帶人所習說者。我們從帛書《相馬經》中 南山 同 江水 、 漢水 相間出現這一點,可以看出南山在楚地江漢之間,或曰南郡南陽之間。那麽,《抽思》中的 望南山而流涕,臨流水而太息 同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 , 長瀨湍流,沂江潭兮 一樣,都說明了屈原被放于漢北的事實。[35]
何清谷的《伯樂相馬考》文章指出:我國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在隋唐以前,曾長期被相馬者奉爲經典,影響較大。其後雖失傳,但蛛絲馬迹在有關文獻中仍隱隱可見。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相馬經,大約是戰國晚期楚國人的著作,其第一篇提到 伯樂相馬,君子之馬 ,幷且多次用相馬 法日 和 吾請言其解 的措辭,說明這部相馬經是吸收和發揮了前人的相馬經驗,包括伯樂相馬經的成就寫成的。[36]這必然對于研究伯樂的《相馬經》的原文有莫大價值。
(五)
從書法藝術角度考察。趙步唐先生提出 帛書《相馬經》一別其它帛書,已經擺脫了篆字原形的束縛,基本上形成隸字結構。雖然有些字仍留有篆字形迹,但也都遠不是篆文寫法。從書法的角度看,也已經不僅僅是文字記述的篇章了,其結體約形的考究,以及與筆勢抑揚波磔配合之好,可以說是目前見到的一幅最早的書法珍品。一別前簡書寫的面貌,形成一種在嚴謹中求變化,考究中得天趣的書風。通篇字勢、筆法的配合很得體,每個字都很有風姿意趣。統視連行,又注意相承起伏的變化;疏可以亮風節,密又不傷韵意,疏密相間,相得益彰。不僅標志著隸書已經躍入正書的地位,也可以看到漢隸一經形成,便以它別具的風采,開拓了書法藝術的先聲。帛書《相馬經》字不大,但從書法上爲我們研究書勢、筆法的結合,以及書法美學中一些問題,提供了寶貴資料。[37]賀潤坤先生也提出帛書《相馬經》字爲隸書,據推斷可能抄于惠帝、呂后時期。[38]
陳松長先生的《馬王堆帛書藝術簡論》一文對于其書法價值、意義闡述得更爲貼切,他提出:隸書的成熟也在西漢初年就已完成了,這裏所說的也就是人們平常所說的今隸,或者叫八分隸書。這些八分隸書的主要特徵,在帛書中已充分地顯示了出來。以帛書《相馬經》爲例,我們可以很容易地歸納出如下特點:一、構形比較規範,結構趨于扁平方正。二、用筆已很有規律,橫畫切鋒重入,方起尖收,呈蠶頭雁尾之態,點、挑、撇、捺已成爲構形的主要筆劃,幷且各以成熟而定型的姿態組構字形。三、綫條以方折爲主,長短相聚,粗細相間,已完全沒有篆書綫條圓轉纏繞的態勢。四、章法上則分行布白,整齊有序,或行距推近、字距拉開,或行距較寬、字距較密,均疏密有致,整齊劃一。由此,得出結論:帛書中的隸書抄本,無論是在用筆和結構上,還是在綫條的運用和構形的規律性上,都是一種已經相當成熟、相當規範化了的八分隸書了,以之與東漢後期的碑刻隸書相比較,也毫不遜色,就是將它與晋唐以後的經抄本相比較、也各占勝場。馬王堆帛書不僅給書史研究,特別是給隸變研究提供了詳實而嶄新的珍貴資料,而且亦給傳統的隸書臨摹研究開闢了一個新的境界,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範本。[39]
另外,以帛書《相馬經》爲新的資料進行研究的文章也有不少,如張廷皓先生的《論西漢鎏金銅馬的科學價值》文中指出:由于戰爭的關係,漢代軍職人員通曉相馬術者不乏其人,馬王堆三號漢墓墓主人是一位軍官,隨葬有帛書《相馬經》一部,東漢伏波將軍馬援本人即爲相馬專家,此均系典型的事例。這件鎏金銅馬式出自陽信公主墓的從葬坑是有原因的。公主之夫衛青是武帝時抗擊匈奴的著名將領,自然與騎兵和戰馬結下不解之緣。衛青很可能就是此類相馬專家,所以他珍藏東門京銅馬式的仿製品應在情理之中。[40]陳康先生認爲帛書《相馬經》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相馬專著。《相馬經》認爲馬有良弩之分,良馬有野無禽、逮烏鴉等幾種,弩馬也分爲四等。[41]隴菲先生也持此觀點。[42]其他論及帛書《相馬經》的論文還有不少,如王今棟、郭興文《論秦代養馬技術(續)》、譚家健、苗長興、何志國、林琳、向安强、王永厚、程地宇、王鍔、潘晟等諸位先生,[43]他們都爲帛書《相馬經》的研究做出了貢獻。
對于帛書《相馬經》的整理暫時還無新的改動,在今後帛書《相馬經》以及其他帛書的相關研究中,還需要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1、 對于現有資料需要更系統、深入的分析研究。
2、 在語言文字上的研究必須結合上下文,避免斷章取義。
3、 對于特殊的字形、字義需要結合整體馬王堆帛書加以全面地研究,才能準確地理解其用字的原因、字體的意義。
4、 注重于其他帛書、漢簡、碑刻、金文等相結合研究,互求互證,以促進帛書古文字的深入研究。
5、 繼續拓展研究空間,以已有的研究成果爲基礎,加以系統分析、整理,結合其他出土資料和傳世文獻,全面挖掘《相馬經》的內涵與價值,從新的視角、新的理論去研究,以便有新突破。
(編者按:本文收稿日期爲2008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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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年第8期。
[2]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3]趙逵夫:《馬王堆漢墓出土〈相馬經 大光破章故訓傳〉發微》,《文獻》1989年第4期。
[4]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5]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6]趙逵夫:《學海述航———寫在〈古典文獻論叢〉之前》,《中國文化研究》2003年秋之卷。
[7]張君:《楚國養馬初探》,《溯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8年第3期。伏俊璉:《讀〈易傳〉札記》,《孔子研究》2001年第5期。楊曉斌:《如何 走出疑古時代 ——讀趙達夫先生〈古典文獻論叢〉》,《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1期。漆子揚:《理論實證結合的經典——趙逵夫先生〈古典文獻論叢〉解讀》,《西北成人教育學報》2005年第4期。
[8]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年第8期。
[9]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10]陳恩志:《相馬術源流和古代養馬文明》,《農業考古》1987年第2期。
[11]張君:《楚國養馬初探》,《溯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8年第3期。
[12]陳恩志:《相馬術源流和古代養馬文明》,《農業考古》1987年第2期。
[13]張君:《楚國養馬初探》,《溯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1988年第3期。
[14]賀潤坤:《從雲夢秦簡〈日書〉看秦國的六畜飼養業》,《文博》1989年第6期。
[15]米壽褀:《先秦至兩漢馬政述略》,《社會科學》1990年第2期。曹勝高:《屈原研究中對于考古資料的利用》,《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16]馬王堆漢墓帛書整理小組:《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釋文》,《文物》1977年第8期。
[17]楊寬:《戰國史》(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18]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19]趙逵夫:《馬王堆漢墓出土〈相馬經 大光破章故訓傳〉發微》,《文獻》1989年第4期。
[20]錢玄:《秦漢帛書簡犢中的通借字》,《南京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 1980年 第3期。
[21](馬來西亞)陳徽治先生:《70年代出土的竹簡帛書對〈說文解字〉研究之貢獻》,《漯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綜合版) 2003年第1期。
[22]陳正興:《 馬踏飛燕 有新說》,《集郵博覽》2004年第6期。
[23]曹定雲:《武威雷台奔馬銅雕應是 天馬逮烏 》,《光明日報》2003年8月5日。
[24]唐鈺明:《上古口語詞溯源》,《廣東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1990年第2期。
[25]牛龍菲:《上古樂史之對象與方法》,《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1996年第3期。
[26]隴菲:《馬超龍雀:無價的國寶》,《西部論叢》2002年第4期。
[27]謝成俠:《我國養鴿歷史及其與進化論的關係》,《動物學雜志》1979年第1期。
[28]謝成俠:關于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相馬經的探討》,1977年第8期《文物》。
[29]趙逵夫:《藻辭譎喻,意蘊宏深—從帛書〈相馬經 大光破章〉看屈賦比喻象徵手法的形成》,《遼寧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1988年第3期。
[30]趙逵夫:《屈騷探幽》(修訂本),巴蜀書社2004年出版。
[31]秦丙坤:《論詩體賦的特徵及其濫觴》,《江南社會學院學報》2002年11月第4卷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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