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在文革中的大串联

震撼中国历史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说是以批判《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拉开序幕，然而真正搅乱全国秩序的，还要从红卫兵大串联算起。

1966年9月5日，、发出“关于组织外地学校革命师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说：“来京参观一律免费乘坐火车……来京参观的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到京后的伙食、住宿由北京市负责安排……由国家财政开支。”

这个史无前例的《通知》，造就了天上掉馅饼、免费大旅游的“大串联”。真真假假的红卫兵们一涌而起，如开闸之水、奔涌之潮，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南来北往、东奔西闯，绵延达半年之久，参加者数以亿计人次。

大约六七月间，全国已出现“串联”师生。外地进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北京取“文革造反经”和接受接见的师生，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有红卫兵、“红外围”和一般学生，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部分教师和个别小学生。

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0日、11月26日8次接见了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

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那时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流程”顺利进行。各地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城里的公共汽车也成了 “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串联”的“盛况”，也是改革开放以前唯一的一次“旅游高潮”。大串联是特殊时代难得的一次“消费机会”，多数学生外出是因为机会难得，他们想用“革命的名义”出去逛逛。当时我们国家穷老百姓更穷，大家都不具备外出旅游的条件，连吃饭都成问题谁还敢想别的？想不到“文化大革命”一开场就让学生“周游列国”，这个“大串联”很快就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了。

大串联带来了大浪费，当时是不能算经济账的，“算账”这种思维方式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漫画里和舞台上凡是和算盘打交道的没有好人，不是资本家、地主就是所谓的“狗腿子”。在那个时候谁如果只会算“经济账”不会算“政治账”，算来算去都把自己给“算倒了”。再说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账”，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可那个时候时间一点儿也不值钱，挣工资的人每月几十元，农民挣工分就更惨了，干一天几毛钱甚至几分钱，丢掉一点儿时间谁还心痛？

可以说，大串联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给国家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开支，还浪费了学子们的学习光阴。

不知道算是有幸还是不幸，我也亲身经历了那场大串联。那是五十一年前的一个严冬，刚过了腊八节，我们青羊沟公社的部分教师也蠢蠢欲动，想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全国革命大串联洪流中。我们也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经过筛选，参加串联的人员确定了下来，共有八人，除我外还有李志兰、张桐、王秀云、梁桂兰、徐一珍、张秀兰、高金花等，李志兰为队长。1967年1月21日，我们这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始出发了，我们打着上面印有“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红旗，每个人左臂上都戴着红袖章，队长身上带着从公社开好的盖着红印章的介绍信，交通工具就是两条腿，目的地是北京！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又有激情，第一天我们就走出了赤城县的境域，翻过一座大山，到了延庆县的一个小村庄，村子叫什么已经忘记了，但村干部还是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给我们安排了吃住，我们也按规定交了钱和粮票。第二天，也就是1月22日，我们吃过早饭便又上路了，徒步走到延庆县城。这回好了，有公交车了，而且只要证明我们是革命大串联的，一切免费！坐车到了北京德胜门，经过打听，说是朝阳门外有24座楼，是专门用于接待全国各地大、中、小学串联的教师们的，我们马不停蹄直奔那里去。可是到了那里却没有人接待，我们只好一座一座楼的找，找了几座楼，每座楼里都是人满为患，这里确实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大、中、小学串联的教师们，礼品卡楼道都住满了人，有的甚至还男女混住。眼看着住宿成了问题，或又听说白草公社的老师们在宣外小学住，我们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立即决定我和李志兰、高金花三人先去察看，其他人留在一个水房里等候。三人坐公交车到了宣外小学，找到了学校革委会主任，他答应安排我们住下。那时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只好再去接其他人员，天色已晚，公交车没了，无奈又徒步返回，从宣武小学经天安门、故宫出去，又经展览馆走到朝阳门门外，接上人可巧遇上一晚班公交车，这才免除了一趟徒步之苦。到了宣武区革委会，拿出介绍信，办理了相关手续，每人领到了一份住宿、饭票、乘车证（附有关证件）。一切办理完毕，天已很晚了，到了宣外小学，人家全都睡了，好不容易叫开了门。原来给我们安排的住地是学生的教室，地下铺着稻草，冬天的北京也是十分寒冷，好在我们每人都背着被褥、大皮袄，大皮帽子，铺着盖着也还将就。次日早晨（即是第三天）去食堂吃饭，食堂在高宣武小学不远处的豆制品加工厂，这个加工厂是加工莲花豆的。

早饭后我们就上街了，街上全是大串联的人，据说有几百万。差不多的地方全都住满了串联的人，有很多的人网兜里提着馒头，协和医院的门外也都住满了人。由于人多坐车很难，往往八个人不能都上车。有一次上车徐一珍就被挤倒在地，我已经上车了，看到他被挤倒，我又赶紧下车来拉他，一看，他鞋已经被挤丢了，帮他找到了鞋，重新等车。有几个人是第一次去北京，闹不清东南西北，生怕走丢了，张秀兰就拉着我的袄襟子不放。

在长安街，我们看到从内蒙古来的串联人，身上穿着大袍，手里打着红旗，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子走着。

接着两天，我们去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学生全都不上课，就看到图书馆有人在看书。之后又到中宣部看大字报，抄大字报。没有工作人员，到处是一派杂乱的景象。第五天到动物园参观。第六天，到体育馆开大会，内容是“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说是有总理讲话，我们也没有看到周总理。

第七天，我们响应“打回老家去，就地闹革命”的号召，开始返程，回来时我们是坐火车到宣化，在宣化住了一夜，然后便回青羊沟了，大串联就这样算是结束了。

青羊沟公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简介：

李志兰，女，1942年生人，当时在青羊沟完小任教，并任教育方面革委会副主任；

张桂芳，男，1935年生人，本文作者，当时在永宁口小学任教，1995年从县教育局退休；

张桐，男，当时在青羊沟完小任教，已故；

徐一珍，男，当时在小京门小学任教，已故；

王秀云，女，当时在干沟小学任教；

梁桂兰，女，当时在青羊沟小学任教；

张秀兰，女，当时在头道川小学任教；

高金花，女，当时在富山村小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