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理想城市，百米内必有避雨处

前几年去过一座内陆二线城市，晚饭后随当地朋友车游。在狭窄的老城穿行一段后，他加大油门，冲进夜色里的一段宽阔公路。

“带你去看看我们新的CBD！”他说这话时，我能听出几分自豪。

道路两旁是一栋栋高层写字楼，多半挂着招商的横幅。因为使用率不高的缘故，楼内灯光不多，但墙外的亮化工程相当耀眼。双向十车道的马路，一定会被许多人冠以“大气”二字，只是过了上班时间，来往车辆很少。路边的行道树花了心思，可惜并不高，许多还是树苗，十年内都不会有遮荫效果，这也让宽阔的人行道显得空旷。偶有一两个人走过，还有年轻女子独个儿在路边等车。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隔离带，非机动车道与人行道的隔离带，都是极茂密的草丛和矮株植物。

我问朋友：“这样不危险吗？年轻女孩子晚上加班的话，一个人出来会不会不安全？还有，路边的树遮不了太阳，花花草草倒是半人高，万一有坏人藏在那里打劫怎么办？”

朋友显然没想过这个问题，支吾了一阵，恰好车子因红灯而停，他灵光乍现般地扭头跟我说：“怕什么！有这么多摄像头！”

可是，摄像头只能用于事后追索，虽多少也有事前震慑作用，但并不保险。从后视镜里望向路边等车的女子，我不免有些担心。

第二天，我又经过这条路。白天的CBD显然有了些人气。街上有行人，写字楼门口有保安，可酷烈阳光就直接照射在路上，那些西装革履的过往行人，总不免狼狈擦汗。如果下起雨来，情况或许会更糟。

这是我眼中的“不理想城市”模版，让我想到了不成功CBD的代表作——上海陆家嘴。它们并不人性化，也不美丽，甚至还不安全。

在持刀砍人事件发生后，有人提到了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认为，城市街区要确保安全，要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必须要界限分明。

二是必须有一些眼睛盯着街道，她把这些眼睛称为街道的天然居住者。街边的楼房具有应付陌生人、确保居民以及陌生人安全的任务，它们必须面向街道，不能背向街道。

三是人行道上必须有行人，这样既可以增添看着街面的眼睛的数量，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从楼里往街上看。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出版于1961年，总结了美国在城市规划与设计上走过的一些弯路，城市安全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雅各布斯赋予街边楼房的任务，在当下中国城市里很难完成。这是因为当下的小区不但不会面向街道，还远离街道。而且越是高尚住宅区，往往离路边越远，围墙越高，门禁越严，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与雅各布斯的公共空间融为一体的思维恰恰相反，当下中国流行的是隔离法。新城与旧城隔离，小区与外部隔离，商务区与住宅区隔离，公共空间被强行分解。

即使上海是中国最发达也最文明的城市之一，仍然无法避免这种撕裂。撕裂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隐患，还关乎城市的宜居程度。

我一直沉迷于老上海之美，每次造访这座城市，总在老街流连。旧时规划固然无法应付当下滚滚车流，但绿树成荫，街巷间总有行人，老人坐在门口或路边聊天，各种小店比邻，配上旧时洋楼，就是一派祥和。

相比之下，早期CBD陆家嘴就是我眼中极其失败的案例。远观时，高楼林立的它俨然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地区之一，但当你走进去之后，就会发现种种不人性化的地方。许多人诟病的交通问题，或许可以归咎于车辆暴增，但其他几个问题，显然是规划的一厢情愿、以大为美所导致。

陆家嘴的功能十分单一，写字楼比例极高，商业相对零散，不具备完善的区域生存体系。从这一点来说，它甚至不符合CBD的要求。所谓商务中心区，不但需要具备金融、贸易、服务、展览和咨询等功能，还要有大量商业配套乃至商住建筑。

更糟糕的是，它的道路规划完全是机动车视角，动辄二三百米的斑马线间距，使得人们往往要小跑着过马路。当问题严重时，只能以人行天桥来解决，可我们都清楚，一座人行天桥往往会让你的过街步数增加两三倍甚至数倍。

高楼林立的陆家嘴也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空间，零散的巴掌大绿化带不能供休憩之用。唯一成型的休憩区是备受赞誉的陆家嘴中心绿地，我不否认这个项目的棚户改造相当成功，可是如果你看看航拍照片就会明白，这片难得的绿地被多条机动车道所隔离，去一趟其实有点麻烦。

当然，你可以认为陆家嘴的问题在于早期CBD规划的不成熟，而且它也在逐渐改造。但要注意的是，陆家嘴并非无可借鉴，比如巴黎拉德芳斯区的人车分流，当年何等超前，何况陆家嘴的规划期间，据说就已有多个国外大师级规划摆在案头，但最终的选择却是最差的那个。

更糟糕的是，多年后的今天，中国许多二三四五线城市的CBD规划，仍然走着这条弯路，就像本文开头那座城市。

CBD只是中国城市规划的一个缩影。它有着许多中国人理想中的“城市颜值”，满足中国人“以大为美”、“以整齐划一为美”的心理，而且自带政绩光环，才令城市管理者趋之若鹜，也因此成为规划重灾区。可走出CBD并不意味着改观，当下的中国城市，大多在备受诟病的“千城一面”中失去了自身价值。

我对理想城市的构想比较复杂：

它应该现代化，不将落后当特色，但也要有人情味。

它当然应该有CBD或CAD（Central Action District），但不该只有摩天大楼和仅有孤零零几棵小树的宽阔街道。

它应该新旧建筑并存，甚至比邻而立，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与在自家门口晒太阳的老人家能同时进入旅行者的相框。

它要有丰富多元的饮食文化，不仅仅局限于某种口味。

它要有悠久的历史，但历史建筑又不能破败失修。

公共设施当然要齐全，要有足够发达和多层次的交通体系……

即使要求多多，我仍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城市：东京、巴黎、慕尼黑、汉堡、布拉格……

在中国大陆，原本最有可能符合我要求的是老上海和老青岛。

年轻时沉迷于这两座城市的旧街区，多是因为我对西式建筑的迷恋。但近年来我更着迷于早期城市规划者的思路。它们的街道宽窄适中，行人容易穿行，街上建筑新旧交杂、商住混合，公共空间能营造社区氛围，比如拐角位的街心花园或绿地，就能供周围居民使用。

许多人去欧洲旅行时，都非常喜欢拍摄蜿蜒街道，古朴的石板路，道旁成排的西式建筑，或是相对独立的西式庭院矮墙，共同营造出年代之美。其实这种美恰恰是百年前城市规划者所追求的。在规划领域，它有个专用名词——street wall，也就是街墙。在老上海和老青岛，你也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规划。

街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建筑之间的彼此联系，也意味着人的彼此联系。它不但能提供美感，也能提供相对的安全空间和沟通空间。但很可惜，在当下的中国城市，你也许只能见到高高的小区围墙，还有写字楼的玻璃幕墙。

肯定会有人对我的看法嗤之以鼻，说出一句“照你这么说，城市还要不要发展了？”

当然要发展，作为一个对现代文明和科技甘之如饴的人，我一向不反对高楼大厦。我反对的是新旧城市的撕裂，反对的是高楼大厦带来的无差别区域性整体拆除，反对的是公共空间的被压榨。

中国城市里并非没有出色的样本，台北就是一个。对于许多习惯了大拆大建的老一辈中国人来说，台北过于杂乱也过于“小家子气”。即使是101大楼周边，也有低矮陈旧的楼房和空置荒地。可在我眼中，它就是一座理想城市。

这座城市给我的最深印象源自一场夜雨。那天晚上，我独自在街上游荡，遇到老书店就进去看看。突然下起大雨，没带伞的我狼狈而行，可走走停停，却发现自己并未淋湿。老建筑的骑楼、新建筑的屋檐，还有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小吃店，不但可以避雨，也可以让我自由选择前行或停留。唯一的障碍也许是过马路，可并不宽阔的马路，依然能给你提供最短的通过时间。这让我想起了雅各布斯一句并不起眼的话——“一座城市，理应让行人在一百米范围内找到避雨处”。

新旧建筑交杂的台北，对行人极为友好。你从高大上的商场走出来，下一秒就可在老建筑前的小吃摊档流连。你在精致漂亮的餐厅里吃过饭，一出门或许就是一家老风扇咿咿呀呀、录音机里的老磁带也咿咿呀呀的旧书店……它几乎可以满足你对生活的所有想象。

澳门也很棒，它的街墙也许是华人世界里最美的。唯一缺陷是，作为一座赌业发达的城市，它的“书（输）店”太少了。

即使石屎森林般的香港，新旧区域也没有贸然分裂，新老建筑也依旧共存。甚至可以说，它在极大的繁华里，极力靠近了理想。

我们并非无法建造一座理想城市，但如果认为摩天大楼与老建筑无法共存，认为新旧区域就要截然分开，认为保障了机动车就无法保障行人，认为公共空间是多余的，那么我们就会一直走在弯路上。

它甚至与经济水平没有直接关系。在我所去过的那些理想城市中，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也许是经济水平最低的，但它却提供了极好的体验。

它的新旧结合十分迷人，既有古老的教堂、宏大的历史建筑，也有近年来兴建的高楼。既有记载着岁月痕迹和战争斑驳的巨大城堡，也有绿意盎然的河畔步道。既有八车道的宽阔道路，也有蜿蜒曲折的石板小径……在卡莱梅格丹城堡高处望向整座城市，它略显杂乱，却让我想起了从101大楼望出去的台北。

它有着欧洲式的缓慢节奏，老人坐在自家门前晒着太阳。可它也有欧洲城市难得见到的一面，总有年轻人背着双肩包在你身边匆匆走过。

贝尔格莱德的移动支付发达程度，在我所去过的欧洲城市中首屈一指，但高科技并不冷漠，也没有拉远人与人的距离。比如停车收费，它基本采用手机在线支付，取消了欧洲最常见的停车交费机。作为自驾游客，没有当地手机卡的我自然没了办法，只好求助于路人，希望他们帮忙用手机支付，然后我给对方现金。每个人都笑呵呵地掏出手机帮忙，但绝不肯收钱，而是摆着手微笑着跑开。

说起“理想城市”，当然要提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他的《建筑十书》其实并不完全过时，虽然我们不再需要便于弓箭射击的八角形棱堡城墙，但放射环形系统的城市路网，中心广场的公共空间功能，仍是今日城市所需。

在那之后，许多人都曾提出理想中的城市模型。曾有过飞跃，也曾走过歪路。美国也曾像今日中国一样，意图以大拆大建完成新型城市的建造。简·雅各布斯挺身而出，只身挑战规划领域的主流话语权，才赋予美国城市不同的面貌，才有了《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

雅各布斯的城市理念核心无非“人性”二字，它毫不机械，甚至随遇而安。它使得城市变成一个有机整体，生机勃勃。

但在中国，当代城市规划者的理念来源，一方面受前苏联影响，一方面也受到柯布西耶的城市集中主义影响。

在工业化时代成长的柯布西耶，希望城市机器化，人类细胞化。他反对城市的多样化，只提倡单一化，而且这种单一化的布局结构乃至建筑特色，都是他的个人风格。在城市的结构上，他强调条块分割。秉承其理念的城市当属在他去世前几年才建成的巴西利亚，这座人类在20世纪新建的最大城市，严格执行了区域理念，但结果呢？结果是富人不愿住在这里，公职人员每到周末就会离开，回到其他城市的家中，穷人也无法享受城市集中化的各种设施配套，更喜欢回到贫民窟……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未解决，贫民窟等问题甚至愈演愈烈。

这种机械方式，前苏联多少也有所借鉴。前苏联乃至大多数前东欧国家的城市建设，往往追求大体量和大区块，将城市进行严格功能分区：工业区，行政区，金融区……貌似大手笔、有魄力，却割断了城市的血脉和渊源。

中国城市同样如此，以大为美的诉求隐含着各种功利化思维：高大上的政务区域，体现的是秩序感和权力的象征意义。强行打造的商务区，将以摩天大楼和玻璃幕墙展示城市繁荣，并集聚他们认定的“人才”。严格划分的文化和体育等场馆区，将承载各种展示城市形象的任务，唯独不需要考虑市民前往是否便利……

这样的高大上城市，封闭了城市本该具有的多样性，人为割裂了不同群体，或许可以用来炫耀城建，但却不再宜居，起码不适合一部分人居住，而仍可生存的那部分人，又需要付出更高的居住成本——不仅仅是房价，也不仅仅是交通成本，而是全方位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