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事，最终都是取悦自己

生活，是一项项选择和取舍的结果。这些取舍的依据，被称为价值观，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中，我们选择了认为重要和有价值的一部分，放弃了认为无意义的另一部分。

在这些价值观中，透露着我们想要过的一生。

两年来，吴晓波频道累计调研十余万人，详细访谈上百位新中产，梳理成两万字的《2017新中产白皮书》。这将是中国第一份对新中产人群的全景式深度调查。

今天我们从新中产白皮书中挑选9条最重要的价值观呈现给大家。

审美观

个性、小众和多元化的自我，是新中产审美观的特点。

新中产生活的物品，分为“生存的必需品”（比如食品）、“参与社会运转的必需品”（如电脑、手机、出行工具等）、“展现自我的时尚品”和“自我实现的物品”（阅读、兴趣等）。

生活中的必需品，或许可以和其他人一样，但关于时尚、审美和自我实现的物品，则必须买自己眼中最合适或最好看的。

用杭州一位三十出头的新中产先生的话说，只有这样的物品，“才是真正属于我自己的”。

消费观

过去一年，什么是让新中产最开心（或最有价值）的消费？答案各种各样，包括：蓝牙音箱、猫窝、烘干机、单反相机、扫地机器人、偶像的专辑、香氛加湿器、乐高积木、一个奢侈品包……

新中产的消费，是一次展现审美取向、生活方式并证明其意义的自我愉悦和反馈。

单一化的批量生产商品，会逐渐淡出，没有人会通过大批量生产的东西展现自我。而大件商品也不会成为主力，房子、汽车，你一辈子也就买一两次。买一些特别的小东西，是最轻松、随意、频繁且“划算”的展现自我的方式。

那些小件（会让我开心），有时候一个本子、一支笔、一个包、一支口红或者一本书，都让我觉得自己是很特别的，和别人不一样。

财富观

新中产的财富观，是财务自由+X。

3/4的新中产将“赚钱，实现财务自由”作为人生的目标，至少是阶段性的目标，另一方面也为自己的人生配上一项其他目标，可以是“快乐，享受当下”，可以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可以是“更了解这个世界”，可以是“美满家庭及和谐的人际关系”，可以是“健健康康地度过一生”，也可以是“让世界因自己而改变”。

比如苏州一位雷先生的说法，“我以前的生活中可能90%不开心的事情和钱有关，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但同样，90%开心的事情，也是和钱没有关系的。

我现在慢慢明白，有一些事情，确实是钱解决不了的。比如我现在不管怎么吃好的、用好的，但是熬夜之后再也没办法像10年前一样第二天接着上班而不受影响。

阶层观

布尔迪厄在《差别》中说，阶层的不同导致消费和兴趣不同。其实，消费和兴趣的个性化与圈层化，也在自动将人群从一整个大众群体分割成为不同的子群体。

超过六成的新中产认为，相比于从前，社会流动正在固化，但同样有接近五成的新中产认为自己向上突破是有可能的。

广东某市的一位新中产先生感叹：“我确实有种感觉，很多好的机会已经过去了，比如我父亲那一代，做工厂虽然很辛苦，但是竞争比现在小，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有能力、肯干，大部分结果都还不错。现在想要通过创业致富，感觉比以前难多了。”

但同时，也有人对社会流动性的减慢表示理解：

（阶层流动固化）可以理解，不过我相信中国比其他国家还是要好一些，最好的情况是各个阶层之间保持一定的流通，然后给最底层的人必要的保障。

竞争观

新中产最大的子群体80后，他们“从小到大，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中度过”。

北京一位80后新中产以自嘲式的语气来讲述这个过程：

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大学不要钱；

读大学的时候，小学不要钱；

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

可以工作的时候，找份好工作这么难；

还没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

要挣钱的时候，房子很贵的。

说起来我们这一代是有点惨，其实总体上，饼是越做越大的。然后大家在其中争，可能有的人能力强一点，分得多一点；有的人稍微能力差一些，少一点。但是要我们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至少从我身边大部分人的状态来看，是不愿意的。

新中产并不是一个害怕竞争的群体，相反会将个人能力置于重要的位置。

义利观

新中产对于利己主义的看法，是承认其合理，并期望划定其合理的边界。

新中产们认为，自利不是自私，而是一种有序、合理的等价交换，更需要一种合理的规范和制度来保护共赢的可能性。

上海两位分别在图书馆和外企工作的新中产女士是这样对待“利己主义”这个词的：

人活着，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情，避开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是天性。

利己才能利他，这是社会群体的问题，损己利人的事情毕竟不多。损人利己，要看两方面：一个是个人的道德问题，第二个就是社会规范的问题。犯罪的成本降低，自然会出现很多损人利己的事情。

子嗣观

在亲子关系上，费孝通曾对中西之间的差别做出经典的比较：西方是“接力模式”，父母对子女有抚养的义务，代代相传，类似接力赛跑，但下一代没有赡养上一代的义务；而中国是“反馈模式”，在这个接力过程中，下一代还要承担对上一代的赡养义务。

两者的差别，在于赡养义务上，这其实并不是一项文化性的差别，而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结果。中国父母，素来“控制”子女人生和要求子女反馈的传统，可能会中断于新中产。

他们的想法是：

我们可能是中国第一批真正不求回报的父母。

总体上，我对孩子是挺严格的，小时候严格一点，是因为长大可以多一点选择。我对他没有具体的期望，就希望他选自己喜欢的东西，把它做好，然后好好生活，过得开心。反正等我老的时候，也不需要他来养我，他把自己管好就行了。

全球观

在全球地位的问题上，大部分新中产仍然认为中国还不足以与美国全方位地平起平坐，有很多需要向美国学习的地方。

尤其有过海外学习、旅行和相关工作经验的人，对于中国的看法也更加全面和理性。中国的长处，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少方面已经不输给美国，有高效率的和勤劳的劳动群体。但相比于美国，差距主要体现在软件方面，比如教育、科研、文化、商业氛围和自然环境方面。

在教育上，一位留学过美国的新中产的看法，代表了多数新中产的看法：“美国教育模式，比较自由，不是只有高考一条路，更注重培养个人的能力。”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还需要在软件上多一点努力。

焦虑观

在焦虑的问题上，新中产普遍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安感。

比如理财的焦虑，深圳的程先生说“过去几年，股票、基金、P2P，甚至买房，没有一个让人省心的”；

比如职场的焦虑，北京的薛先生说“工作到了35岁，换工作，很多公司都不要了”；

比如健康的焦虑，武汉的朱女士说“对现在的食品安全和空气很担心，身边得癌症的人也越来越多”；

比如时间的焦虑，工作负担、信息超载和拖延症，对每一位职场人士都是“想要逃也逃不掉的坑”。

但论程度，或许远没有媒体所说的那么严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焦虑是合理和有益的。

一位从事文化创意行业的新中产表示，“适度紧张的状态下，灵感出现得最快，进步也最快”。

在我们的周围，经济条件的现代化，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发生，而人本身的现代化则往往被忽视。我们有理由相信，“新中产”是一种符合现代化意义的人群。

结构主义学派的社会学安东尼·吉登斯，将现代性定义为一种风险文化，它从稳定而单一的传统秩序中演变而来，一面是多样化的可选择余地，另一面则是不确定性，也因此，不安全感和自我焦虑的折磨是其自带的附属属性。

换言之，焦虑是结构性的、不可避免的存在，对于新中产而言，它就像奔跑中产生的乳酸，重要的是接受它存在的合理，理解它存在的机理性意义，尝试将它控制在最佳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