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来的回忆1

抗战胜利后陈公博在江苏高等法院受审

我这篇回忆是从二十七年离川写起，是一篇自白，也可以说是汪先生和平运动的简单实录。本来在今日大统一时候，我对於保存国家和地方人民元气的心事已尽，对於汪先生个人的心事已了，是非功罪，可以置而不述。但既然奉命要写一篇简述，那麽，对於汪先生的心境，我是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汪先生的心境，和平运动就无法说明它的起源。对於我的主张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我的主张，这几年的经过，便无从说起。对於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和心情，也不能不说的，不说明，便不知道这几年来此间人们的苦闷和挣扎，类於矫饰，而不是坦白的白白。我也知道，我参加和平运动的经过，由反对而卒之参加，重庆的同志们都很了然，就是不写，大家都很明白，因此，我决定不诿过，不矫饰，很简单的写一篇回忆。不过，我对於汪先生的心事是算了了，然而至今还抱极大的缺憾的，就是我自民国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总想这次外有日本的侵略，内有共产党的捣乱，总不至於再有破裂了罢。若要不破裂，只有从我做起，所以由民国二十一年起，以至汪先生离重庆止，而且一直到现在，我对於党始终没有批评过，对於实际政治也没有批评过，然而还有汪先生离开重庆的一件事，更有组织南京的一件事，这是我梦想不到，而引为绝大遗憾的。以下分段说明这几年来的经过：

一 汪先生的心境关於汪先生的和平理论，我不打算写了，汪先生的和平理论，这几年来有出版的言论集。我要写的是汪先生由民国二十一年以至民国二十四年，尤其是民国二十五年後的心境。明白了汪先生的心境，便可以知道汪先生主张和平的动机。

汪先生在民国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民国二十二年长城古北口之役是主张抵抗的。在二十一年曾因张学良不愿意抵抗而通电邀张学良共同下野，因此出国。在长城古北口之役，又匆匆自海外归来，共赴国难，那时候汪先生总以为中国只有抵抗才有办法，可是也因长城古北口之役最使汪先生所受的刺激太深。因为前方将领回来报告，都说官兵无法战争，官兵并非不愿战，实在不能战，因为我们的火力比敌人的火力距离太远了，我们官兵并看不见敌人，只是受到敌人炮火的威胁。汪先生听了这些报告，以後便慢慢有主和的倾向。

汪先生那时不但主持行政院，还且兼了外交部长，我当时大不以为然，在南京的同志也人不以为然。外间的批评都集中於汪先生一人，以为主和的只是汪先生，所以当日许多人都曾劝过汪先生说：上海的淞沪协定为「汪先生」所知的，而塘沽协定是事後才知道的，汪先生也应该分辩一下。汪先生说：「绝不分辩，谁叫我当行政院长？行政院长是要负一切责任的。」汪先生这一句话可以表明他当日的心境。同时他还对我说：「武官是有责任的，他们绝不说不能战，文官是没有打仗责任的，他们当然可以唱高调要战，今日除我说老实话，还有谁人。」我告诉他，外间的批评很是恶劣，我希望汪先生事事慎重。汪先生很愤懑的答覆我：「我死且不惧，何畏乎骂。」我只得默然了。

到了民国二十三年，环境更是一天一天恶劣了，当日的国事，我知道是蒋先生和汪先生共同负责的，然而外间的观察，显然已画分为两个分野。我也知道汪先生不惜牺牲，愿意替国家负责，愿意替蒋先生负责。可是按我观察，国事至是，危险非常，第一，中国要战，应该举国一致，中国要和，也应该举国一致，如果指蒋先生和汪先生认为两种主张，那麽国内不难明显的分为和战两派，在大难当前，而党内有两个不同的见解，可以促成党的分裂。第二，国内捣乱的份子很多，惟恐团结，惟恐蒋汪真正合作。有此分野，更易予挑拨者以机会，国的分裂，党的分裂，是我决不愿再见的。那时国内的报纸，对於汪先生攻击已渐渐明朗化了。例如南京有一家报纸记载日本公使有吉明回国，说汪先生送他到车站，还哭了一场，报上还讥讽汪先生，登了两首诗，那两首诗的全文，我已忘记，只记得有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我那时真苦闷极了，我不是不爱国，同时我也爱汪先生，极不愿汪先生就这样牺牲了。因此，我又劝汪先生辞职，等到和战大计决定之後，再负责任，也不为晚。

我正在劝汪先生辞职的时候，倏然听到一个消息，说汪先生的女儿也反对汪先生兼外交部长。有一晚汪先生夜膳，喝酒微醉，家人又反对他兼外交部，汪先生大哭，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部长。」我听了之後，非常难过。同时想起上海一二八之役，陈友仁离职之後，汪先生对我说，蒋先生意思要我做外交部长，我力辞不干。当时我不干有两个理由，第一因为英美报纸，久已宣传我是一个极端左翼份子，那时外交正在紧迫，不能不靠英美帮忙，如果我干外交部，恐怕和英美隔膜，於中国无利。第二，我的性格最不喜欢应酬，而外交官第一个要件就在应酬，这样我干外交部，於公於私都没有好处。不过，我听见汪先生这一句聪明人不肯干外交部的话，立时想起替汪先生分谤，顾不到英美的隔膜和我自己的性格了。第二天我遂见汪先生，提出我愿意干外交部的意思。汪先生说：「现在我干外交部，就是人家不听我的话，还得要考虑一 下。如果你来干外交部，恐怕人家连考虑也不会考虑。」我说：「这样，请汪先生向蒋先生说，我自告奋勇去干驻日公使怎样？」汪先生说：「你要替我分谤的心事，我是明白的，可是外交部和驻日公使是一样的情形。」我听了之後，更无话可说。

至到民国二十三年下半半，我的确苦闷达於极点，除了一般人攻击汪先生主和之外，还有些人见了汪先生面时主和，离开汪先生时便主战，还有些人力劝汪先生不要主和之外，还来见我，要苦劝汪先生不要主和的。其实当时情势混沌达於极点，战固然说得太早，但和也无从说起。我劝汪先生以暂退为宜。末後我见汪先生坚持负责，我只好单独向汪先生提出辞职。可是我每一次辞职，汪先生总不答覆，这样一直拖至民国二十四年夏天。

民国二十四年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罢，汪先生肝病复发，到上海进医院了。後来依医生的劝告，又到青岛养病。在八月初旬我在南京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黄季宽刚由重庆见过蒋先生回到上海，携带有对日方案，定於八月五日由沪来青一谈。」我於六月五日在南京飞机场等候黄季宽，当天飞至青岛，下午同黄季宽一同见汪先生。汪先生那时候病得很消瘦，看了那个方案以後，没有说什麽话，回头只对我说：「公博，你是不是还要不干？」我说：「是的。」汪先生说：「这样也好。」我听说「汪先生」允许我不干，如释重负，和黄季宽一齐退出来，当夜便与青岛市长沈鸿烈痛饮一顿，第二天早夜我和我朋友喝酒，没有去见汪先生，至第三天中午还是喝酒，汪先生使人来找我了。

我酒还没有大醒，去到海边一个别墅见汪先生，这次我面红耳热说话的第一次。过去我虽然常和汪先生讨论，有时免不了辩论，然而那一天简直可以算吵起来。事後回想，真不胜悲凉之至，汪先生一见我，便很严肃的问我了：「公博，你说不干，是真的不干吗？」我说：「我不愿干，自去年已决其心，那还有假的。」汪先生说：「我病还没有好，或许今天我的说话是病态的说话，我不独我要干下去，我劝你也要干下去。」我那时真是醉还未醒，我说：「汪先生能否容许我说几句话？」汪先生说：「当然可以。」我说：「汪先生你说病态的说话，我今日是醉态的说话。现在许多人都骂汪先生是秦桧，我今天就承认秦桧是好人罢，但秦桧是牺牲了，然而无补於南宋之亡。一般人都说汪先生卖国，但卖国还应有代价。像今日的情势，一日蹙国百里，其误不止卖国，简直是送国罢了。我想送国不必你汪精卫送罢。」汪先生奋然说：「公博，你的话是为汪精卫说的，不是为中国国民说的。人家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公博，我已经五十多岁了，你也快到五十岁了。中国要复兴，起码要二十年，不要说我汪精卫看不见，连你陈公博也看不见。日前能够替国家保存一分元气以为将来复兴地步，多一分是一分，这是我和你的责任。因此不独我要干，我劝你也要干。」汪先生这番话，使得我无话可说。我只好说：「汪先生既然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袖手吗？」我是在八月十日回南京，同时我知道蒋先生将於二十左右回京，可是在十八日我接到汪先生一个电报，说他决定辞职，我禁不得一喜一疑，喜的是汪先生肯辞，疑的是汪先生在青岛那时邢样坚决要干，不到十天又决定辞职。可是我的心情，只求汪先生愿意不干，内中变化的理由，我也不去再问了。

那年十二月汪先生於党部被刺受伤了，更因受伤而出国疗治了。我对於汪先生受伤是极痛愤的。汪先生出国一直至西安事变後才匆匆归国，自西安事变发生後，汪先生更是倾向和平，以为中国对日应该寻出一条和平之路。如果中日两国战争，结果在国际恐怕只便宜了苏俄，在国内只替共产党造机会。总括汪先生的心境，他的主和，远因是受了长城古北口之役的影响，近因是受了西安事变的刺激，或者我个人的观察还是相信比较别人的观察为正确。关於汪先生的心境，我写得似乎太长了，但不详写汪先生的心境，便无从说明汪先生主和的症结。至於後来因主和而离开重庆，那是我始料所不及，并且我前後反对了二十余小时，还不能阻汪先生的离渝，那更是始料所不及了。

二 和平运动前後和我的主张如果有人问我，汪先生的和平运动从什麽时候开始的，我实在没有方法答覆，因为我至今还不知始於何时。在汪先生通知我的特候，我只知尽我的力量反对，无暇探问始於何时。到後来事机已经成熟，我仍是反对，也懒得去探问始於何时。大概是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罢，时间我已记忆不清，我正在成都筹划如何训练党员，和公开在四川省党部召集和成都的中学生分期演讲「三民主义与科学」，我接到汪先生电报，说参政会开会在即，嘱我早一两天到重庆，本来我在党里是被指定为参政会内党团的指导员，因此我即起程赴重庆，到达重庆，我还记得是早上去见汪先生的，当时汪先生通知我，对日和平已有端绪。我真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一句话也不能说，只听汪先生自己讲述。我心想真是太奇怪了，这样大的事情，为什麽汪先生事前一点也不关照我。常时在座的，我一时也记忆不清，彷佛蒋先生是不知道的，又彷佛说待时机成熟，汪先生还要离重庆的。我听了之後，大不谓然，因为那是太反乎我的主张，我当时对汪先生陈述几个理由：第一是自从国民於十四年七月一日在广州成立，以至北伐成功，中间经过好几次党的分裂，好容易在民国二十年底宁粤合作，党复统一。方今国家多难，不容再破。第二是对外问题，首在全国一致，战固然要一致，和也要一致。固然在战争时候，和战见解，国内或有不同，但尽管别党别派不同，而在内万不可有两种主张，否则易为别党所乘，万一失败，国亦不救。第三，日本情形，我绝不熟悉，但由过去几年交涉而论，日本绝无诚意。日本对中国的要求什麽是他们的限度，我们是没有方法知道的。对於一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他的对我要求至何限度，而卒然言和，是一件绝对危险的事。其他还有许多理由，我现在也记忆不清，要而言之，我固然反对汪先生言和，更反对汪先生离开重庆。这种辩论到十一时，汪夫人说，你们辩论时间太久了，食过中饭再来谈罢。我离开汪公馆，便一迳到中南银行找周佛海，并顺便找陶希圣。佛海对我说：「你一定吓一跳罢？」我说：「怎麽不是呢，这样大的事情，为什麽到今天汪先生才通知我。」佛海说：「我也对汪先生说过，应该通知公博，可是汪夫人说，公博近来太懒，等到成功再通知他。若是我们都走，他是不能单独再留的。」佛海的说话这样，陶希圣也是一样。我听见这句话，默然无话可说，只得长叹一声：心想，那里怕我懒，只怕我反对罢了。下午食了午饭，我再见汪先生，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这样又辩论到黄昏，我才回旅馆。以後我每天见到汪先生都不赞成这个主张，後来汪先生税，这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说到此地，我可以说说自民国二十年底至到离开重庆，甚至乎至到今日我的主张了。我的主张说起来是很简单，就是个人无论如何牺牲，最要紧党万不可以再破裂。我还记得在扩大会议失败之後，我个人到欧洲住了半年，在二十年广州有非常会议召集，我即没有过问。到了九月我想这样住下去也是不了，倒不如回国试试进行一种党的团结。归途刚抵锡兰的哥伦堡，即闻有渖阳九一八之变，我还记得当夜在船上做了一首诗：「海上凄清百感生，频年扰攘未休兵，独留肝胆对明月，老去方知厌党争。」自是决心进行党的团结，中心总以为党有办法，国事才有办法，否则党一失败，国亦随之而亡，纵然幸而不亡，亦必衰败。

但要党团结，先从那里着手呢？我以为先须从本身着手，因此，我自二十年底回到南京以後，对於国际的政治从来不批评，对於党也从来不表示意见。老实说，我并不是没有批评和意见，但是再想想，多一种意见，便多一种纠纷，而且更自己反省，我的意见是不是绝对好的，就是好，是不是能行的。倘不是绝对的好，那更不必说，倘好而不能行也不必说，我为谋党的统一和团结，先不必期之别人，还是先求之自己。我心中所祈求的，党万不容再分裂，蒋先生和汪先生千万须合作到底，这是我在二十年底回南京後以至今日的一贯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