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好文】忽如一夜朝鲜来！！！

2018年4月27日，在世界戒备最森严的边境线上，朝韩两国领导人发布《板门店宣言》，向世界宣布将在年底前终结持续了59年朝韩战争状态。而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朝鲜半岛还笼罩在核武和导弹的阴影之下，没有任何人能想到变化会像冰山解体一样，迅速而轰然。

忽如一夜朝鲜来，这片我们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以及它未来的可能性，倏忽间闯入我们的视野。

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分裂41年的东德和西德自此走向统一。同年，首都展览馆举办“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全城轰动，崔健在台上声嘶力竭地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世界变化的确快。2018年4月27日，在世界戒备最森严的边境线上，朝韩两国领导人发布《板门店宣言》，向世界宣布将在年底前终结持续了59年朝韩战争状态。而仅仅在几个月之前，朝鲜半岛还笼罩在核武和导弹的阴影之下，没有任何人能想到变化会像冰山解体一样，迅速而轰然。

忽如一夜朝鲜来，这片我们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以及它未来的可能性，倏忽间闯入我们的视野。

中国人对于朝鲜的近代史了解较多，但对于朝鲜经济、产业、贸易、资源等情况，知之甚少。由于我们也是从封闭走向开放，经过40年的磕绊坎坷后才取得今天的巨大成就，所以中国人对可能重复我们道路的地区，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它们的经济家底。

所以，我们在这里抛开半岛错综复杂的历史和政治话题，纯粹从财经角度，来为大家展现朝鲜经济发展的版图，包括以下四部分内容：

1、朝鲜的经济历史全梳理

2、38线南北巨大经济鸿沟

3、封闭体制中的市场萌芽

4、半岛经济的机遇和未来

本文将围绕以上线索来展开。

1. 朝鲜的经济历史全梳理

朝鲜半岛从1910年“日韩合并”，到1945年日本投降，被日本侵占长达35年。在日本殖民期间，朝鲜的基础设施得到一定发展，识字率等教育指标有较大提升，等级制度被取缔，半岛北部由于靠近中国东北，工农业发展情况好于南部地区。

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使半岛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与1949年相比，1953年的工业产值下降36％，农业产值下降24％，国民收入减少30％。战争最大受惠者反而是日本：战争期间美军在日本大量的物资采购，促进了日经济复苏，同时停止了原本肢解日本财阀的计划，为日后日本经济腾飞埋下伏笔。

从朝鲜战争结束的1953年开始，朝鲜经济可以明显地分为四个阶段：

快速发展期（1953-1970年）

增长放缓期（1970-1990年）

困难挫折期（1991-1998年）

艰难恢复期（1999-2012年）

快速发展期（1953-1970年）：战争结束后，朝鲜在1953年提出“优先发展重工业，同时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苏联式经济路线，并制定了跟中国类似的“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三年计划”（1954-1956年）。到1956年，朝鲜各项经济指标已经有了较大改善，工农业生产全面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

重建平壤，朝鲜，1954年

1957年开始，朝鲜开始执行新的五年计划，朝鲜领导人在1956年底的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以跨上千里马的气势奔驰”的口号，并视察降仙炼钢厂，开启了“千里马运动”。这项运动意义深远，不但于1961年4月在平壤万寿台树立了一座46米的雕像，还将其印刷到朝鲜发行的各类纸币和硬币上。

千里马雕像，平壤万寿台，建于1961年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朝鲜迅速推进工业化和电气化，并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在此期间，苏联、中国、东欧等国家为朝鲜提供了大量资金和技术援助，这他们的帮助下，朝鲜工业产值在1957～1960年间增长了2.5倍，平均每年增长36.6％。到1960年，朝鲜人均GDP产值居然达到了韩国的3倍，首都平壤也焕然一新。

平壤街景，朝鲜，1960年

1961年，朝鲜又提出了新的规划:1961～1967年发展国民经济七年计划，并在之后延长3年之1970年。这期间唱主角的仍然是工业，1961～1970年间，工业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12.8％。工业在朝鲜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1956年的25%，提升到了1970年的65%，比例远超同期的中国（37%）。

平壤街景，朝鲜，1970年

这一期间朝鲜经济是亚洲的明星，甚至被誉为“远东发展的奇迹”。当然，此时韩国经济也开始起飞，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以国家资源推动大企业大集团的崛起，GDP总量在1965年超越朝鲜，人均GDP在1970年超越朝鲜。

增长放缓期（1970-1990年）：进入70年代后，朝鲜仍然继续沿着计划经济道路发展，但增速有所放缓。朝鲜相继提出国民经济六年计划（1971～1976年）、第二个七年计划（1978～1984年）和第三个七年计划（1987～1993年）。

手表制造工厂，开城市，1972年

1975年3月，朝鲜在全国工业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朝鲜人均国民收入折合美元已经超过1000美元。同期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不到200美金，达到1000美金更是要等到2000年。很多年后，有网友戏称说：假如不改革开放，我们经济状况等同于朝鲜，而事实上，假如没有改开，中国经济可能还远不如朝鲜。

电视机生产线，平壤市，1972年

尽管发展迅速，但朝鲜经济这一期间已经面临隐忧。一是经济结构不平衡，跟苏联和东欧国家类似，重工业占比高，轻工业和农业占比低；二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协作关系已经面临世界贸易体系的挑战。受此影响，朝鲜经济增速放缓，韩国人均GDP在1980年已经是朝鲜的2倍还要多。

1989年7月1日，朝鲜举办了盛大的“第十三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共有177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出席，朝鲜借此用来跟1988年汉城奥运会竞争。为此，朝鲜投入巨资，兴建了世界最大的体育场、最高的饭店（后烂尾）、设施完备的运动村等设施，这几乎就是朝鲜“由盛转衰”的标志。

第十三届世界青年和学生联欢节开幕式，平壤，1989年

困难挫折期（1991-1998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地缘突变。朝鲜传统盟友苏联和东欧国家陆续陷入动荡，原本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协作关系瓦解，朝鲜因此商品出口的主要市场，也失去了原材料和能源来源。朝鲜传统的计划经济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缺乏竞争力，贸易额大幅度下滑，经济开始逐年下滑。

由于无法得到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扶持，朝鲜的外汇储备大幅度减少，导致原油、化肥、机械等进口量锐减，使大量农机无法开动，农业重新回到较为原始的耕作水平。90年底初期，由于粮食紧张，不少农民伐木垦田，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进而导致土地退化。

较为落后的农业生产，朝鲜，2007年

这一期间朝鲜自然灾害频繁，其中1993年遭遇冻灾，1994年遭遇冰雹袭击，1995~1996年连续两年发生严重水灾，1997年遭遇高温干旱和海啸，1998年遭遇海啸和霜冻，仅1995年的特大洪水就卷走了超过100万吨库存粮食。这一阶段被官方称之为“苦难的行军”，一度推行“一日只食两餐”运动。

艰难恢复期（1999-2012年）：1999年之后，朝鲜经济困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粮食产量有所恢复。另外，各国援助朝鲜粮食逐年增多，1999年首次突破100万吨。根据世界粮食组织的统计，朝鲜粮食援助最大来源分别为韩国、中国和美国。

从1999年-2005年之间，在外部援助和政策调整的促进下，朝鲜经济缓慢恢复，GDP增速均为正数，最高达6.1%。然而好景不长，由于“先军政治”和核试验的影响，经济在2006 至2010年期间再次进入负增长轨道，经济恢复和发展较为艰难。

今日平壤，2016年

综上所述，朝鲜经济在50~70年代飞速发展，在80年代达到顶峰，在90年代重挫艰难，在2000年缓慢恢复。在50-70年代，朝鲜经济实力不逊色于38线以南的韩国，但如今再与之相比，则差距悬殊惊人。

2、38线南北巨大经济鸿沟

世人对38线南北对比最直观的印象，多半来自于卫星照片，如下图这张：

除了这种直观印象之外，朝鲜和韩国之间的巨大经济差距可以直接用数据来反映：

发电量：朝鲜的发电量在过去20年几乎没有太大变化，与韩国的差距已经从2001年的15倍左右，拉大至2016年25倍左右。

朝鲜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其实并不缺发电燃料，煤炭的探明储量高达147.4亿吨（差不多是大同煤矿的六分之一）, 但煤炭的开采和运输离不开石油和大型机械。另外，朝鲜发电设备多数比较老旧，有不少前苏联的设备仍然在服役。

发电厂，清津，2007年

钢铁产量：朝鲜的铁矿石储量非常巨大。根据韩国“北韩资源研究所”2013年发布的报告称，朝鲜的铁矿石储量接近世界前十位，潜在价值为6207亿美元，相当于韩国的133倍。目前朝鲜的钢铁厂分布如下图所示：

但由于设备、焦炭、电力的缺乏，朝鲜的钢铁行业开工严重不足，全国钢铁产量只有韩国的六十分之一左右。

人均国民收入：根据韩国央行的统计，朝鲜人均国民收入大约只有韩国的5%（二十分之一）左右。

朝韩之间的收入差距与70年代末深圳河两岸类似，但戒备森严的38线和布满地雷和铁丝网的朝韩非军事区（DMZ）阻挡了任何可能的人口流动。

朝鲜工厂，2016年

除上述之外，朝鲜在几乎所有经济数据方面都大幅落后于韩国。另外，尽管韩国已经是发达国家，经济体量巨大，但近几年在面板、芯片等行业的带动下，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发展，可以预见，如果朝鲜在经济方面没有新的改革举措，那么朝韩之间的经济差距将会继续扩大。

3、封闭体制中的市场萌芽

2018年4月的“文金会”之后，媒体上谈论最多的就是朝鲜的“改革开放”。事实上，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需要先把这四个字给拆成两半，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

先谈“开放”：朝鲜目前所有的“开放举措”，都可以用一个词来总结：“蚊帐式开放”。即挂起蚊帐，让“空气”—外国的资金、技术透进来，却不让“蚊子”—外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钻进来。这个问题中国在改开初期也遭遇过，得出的经验也很简单：完全不可能。

因此，目前朝鲜从1991年开始设立的各种“经济特区”，基本上都以失败告终，其原因就在于“鱼与熊掌兼得”的思想作祟。从1991年-2000年，朝鲜利用外资仅为1.2亿美金，且集中在宾馆、饭店等服务业，制造业近乎为零。2016年2月，仅存的“开城工业园区”也停止运营。

再谈“改革”：参照中国经验，改革最大的方向就是“确立市场化”。在这一方面，朝鲜目前的进度是远超绝大多数国人认识，即：朝鲜经济中目前已经存在相当比例的市场化因素，这跟1978年之前的中国有很大不同。

朝鲜在绝大多数人眼里，都是一个封闭、僵硬、落后的经济体，尤其是在“开放”方面的举步不前，更是加深了世人的这种印象。但实际上，从90年代“苦难行军”以来，就存在着两个朝鲜：表面上封闭僵化的朝鲜，表面下市场涌动的朝鲜。

朝鲜市场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限制，重燃。这一切开始于改变一整代朝鲜人的“苦难行军”。

萌芽阶段（1995-2004年）：根据前文所述，朝鲜经济在1990年之后进入“困难挫折期”，1995年更是遭遇饥荒。在饿殍遍地的艰难时刻，人民自己会想办法活下去，途径就是去地下市场交易粮食，来解决配给无法果腹的问题，这就形成了最早的黑市。

黑市的粮食来源有很多，比如外国援助粮、自留地粮食、储备粮等，这些交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被朝鲜默许。2001年，朝鲜领导人访问中国，在繁华的上海待了四天，回国后，朝鲜就出台了一系列市场化措施，史称7.1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市场化。

农村集市，朝鲜，Photo by Moravius

根据韩国方面对在韩脱北者的调查发现，大饥荒之后的1998~2003年间，朝鲜民众通过参与地下市场经活动带来的收入，已占他们总收入的75% （与之相比1964~1990 年间苏联的这一数值为16%，中国可类比期间的比例可能更低）。

限制阶段（2004-2009年）：跟多数从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市场化进程很容易出现反复和阶段性倒退。2003年朝鲜官方媒体发布社论，称“猫知道肉的味道后不会去抓住老鼠，革命者在知道钱的味道后不会去进行革命。”这为之后的限制市场化埋下伏笔。

2004年，朝鲜开始限制私人使用手机；2005年，开始禁止在市场上买卖粮食和农产品；2006年，宣布禁止“身体健全的男性”参与市场贸易；2007年，限制商品价格和个人可出售商品总额；2009年，启动货币改革来打压私人商业活动。

私人水果摊，朝鲜，2016年

但这些限制活动作用有限，朝鲜的地下市场仍然活跃。事实上，2008年4月清津市爆发了大规模的骚乱，起因就是因为当地妇女被禁止参与市场贸易活动，但却不按时配给规定的粮食[丁思齐，赵立新，2017年]。从这些细节来看，朝鲜的市场化趋势已经形成星火燎原的态势。

重燃阶段（2010-至今）：在朝鲜第三代领导人等上历史舞台后，公开将经济增长和开发核武器列为议程的核心，这一双轨政策被称为“并行路线”(byungjin line)。在这种实用主义路线的引导下，市场化再次被默许。

这种默许带来的结果是惊人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对超过1000名脱北者进行调查，发现这样的数据：

85%的朝鲜人到非官方市场购买食物；

单纯依靠国家配给的比例只有不到6%；

40%的朝鲜人在某种类型的私企工作过；

90%以上的朝鲜人参加过市场经济活动。

家庭杂货摊，朝鲜，2014年

即使最严厉的批评家，也不得不承认：“北韩已从一个控制非常严密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变为一个基本上在进行市场化的经济。现在可能是前进两步，后退一步，但长期而言，真正压制并回到由管理的经济似乎非常难了。”(Sokeel Park，Liberty in North Korea）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一旦朝鲜确定市场化改革的方向，朝鲜群众很可能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走过中国从1978年到1992年之间的思路转变历程。毕竟在如何搞市场经济方面，它的南面就有一位很棒的老师。

4、半岛经济的机遇和未来

除了在市场化方面探索已久之外，朝鲜经济还有一些优势：人口、资源和邻居。

人口方面：朝鲜人口为2500万左右，跟吉林省人口数量相仿，是韩国人口的一半。进入2000年之后，由于粮食问题得到了逐步改善，朝鲜人口缓慢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劳动力大都具备不错的劳动素质。朝鲜在1975年开始普遍实行11年制义务教育，2014年普遍实行12年义务教育，因此朝鲜劳动力素质不是非洲、中东甚至东南亚等部分国家可以相比的。

朝鲜学生，平壤，2013年

资源方面：朝鲜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矿物有300多种，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占整个半岛储量的80～90%。

其中铁矿石储量位居世界前十，煤炭探明可开采储量147.4亿吨，其中无烟煤储量117.4亿吨（出口中国的主力产品），菱镁矿储量65亿吨，占全球储量的40~50%。

朝鲜矿山，2013年（图片来源： Kobiz Media）

邻居方面：两德统一后的德国经济的强劲发展，使得半岛经济前景经常拿来与两德对比。尽管朝鲜半岛现状和德国统一的情形相差万里，但两者有一点却是相同的：（东德和朝鲜）都有经济实力强大的邻居（西德和韩国）。

两德统一后，东部地区的基础设施严重落后于西部。为了促进东部地区的发展，西德开始征收的所谓“两德团结互助税（solidaritätszuschlag）”，税率为公司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查定金额的5.5% ，从1995年开征收，至今仍然在缴纳，每年差不多能征缴140亿欧元。

相比之下，如果由韩国主导朝鲜的“经统”，要花的代价会更大。1990年时，东德的经济规模相当于西德的8%~9%，东德的人均GDP则相当于西德的25%~33%，而朝鲜这两个数字目前分别为2%和4%。

田里劳作的农民，元山，2016年

不过东德当年经济发展水平比周围的东欧国家和苏联都要高，而朝鲜周围的中国、韩国和日本都是全球经济强国，具备雄厚的外汇储备，有能力让朝鲜迅速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但实现这些这一切需要政治障碍进一步被突破。

排队等公交车的人们，平壤，2016年

目前看，要让朝鲜大规模接受邻居们的投资，意味着要实质性地突破“蚊帐式开放”，这对目前朝鲜的体制来说比较困难。更加可能的路径是：朝鲜自下而上的市场化力量不断发展，发挥人口和资源的优势，实现“缓慢但可控”的经济发展。

尾声

在“文金会”上，有一个安排的细节很有意思：韩国仪仗队的士兵们穿着19世纪李氏王朝的服饰，来展现传统的仪式，这让人想起朝鲜半岛长达500多年的统一时代。

无论是两德的统一，还是中国的改开，对半岛的借鉴意义都相当有限，半岛的未来需要朝韩两国自己从自身历史和地缘夹缝中挖掘和寻觅。但无论如何，2500万人的和平和温饱，是三八线南北和鸭绿江两岸的人们所共同希冀的，无论是下一代人、这一代人，还是上一代人。

发起冲锋的志愿军战士，清川江，1950年

作者：戴老板

延伸阅读：

一句“集中一切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战斗口号，外加一场影响力堪比当年柏林墙倒塌的“文金会”，让朝鲜这个神秘国度跃入人们的眼帘。随着相关探讨的与日俱增，曾经的陌生与担忧也渐渐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对半岛局势的普遍看好与无限憧憬。

在我国，之于一个区域，重大利好从来都扮演着“热钱的吸收器”与“房价上涨推手”的角色，更何况是一个即将稳定的、持续发展的东北亚释放的巨大经济红利。于是果不其然，5月2日一早，人民日报旗下《证券时报》用一整版报道刷屏了朋友圈：短短48小时内，丹东房价便暴涨惊人的57%，沉寂多年的楼市重新焕发生机，无数炒房客络绎不绝地大举进入丹东投资置业。

海南的楼市“全剧终”余温尚未褪去，丹东已然将“续集”拍好，并摇身一变成了下一个区域性财富风口。

话说回来，之所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到丹东购房，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这座城市的前景充满信心。可是一提到丹东，国人首先想到的还是“毗邻朝鲜，鸭绿江边”，对于它的经济社会发展面貌却极有可能不甚了解。

所以，且不谈丹东楼市能火爆多久，本文旨在从经济发展与城市进步的维度，对丹东做一个系统的刻画，并对其困境与前景进行探讨，以求能够让更多的人深入了解这座身居东北的“边境小城”。

很多人切身感知到丹东，是从鸭绿江断桥开始的。而今站在断桥上，眼望四周，似乎还能感受到曾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丹东，曾经叫做安东。1965年1月经批准，正式改名为丹东，意为“红色东方之城”。它位于辽宁省东南部，坐落在鸭绿江畔，北依长白山脉，南临黄海，东隔鸭绿江与朝鲜相望，是我国最大的边境城市，也是中国万里长城的最东端起点和中国万里海疆的最北端起点，更是连接朝鲜半岛与中国及欧亚大陆的主要陆路通道，具有沿海、沿江、沿边的地理特征。

全长795公里的鸭绿江，在丹东境内有263公里之多。因此，这座依江而建的城市成为了对朝鲜贸易的理想转口地。1992年，国家在丹东边境线上设立了国家级经济合作区丹东边境经济合作区，是首批14个国家边境经济合作区之一，以求大力发展中朝贸易。有数据显示，对朝贸易约占对外贸易的40%，通过丹东口岸进行的对朝贸易总额占全国对朝贸易总额的70%以上。

那么，丹东的经济状况如何？我们不妨通过几个经济指标来加以探讨。

1）GDP

从经济规模来看，丹东并不具备较大体量，其GDP占辽宁全省的比重从未高于过5%。虽然1989年曾经有过GDP全省第5名的巅峰，但此后再未能重现这一壮举。进入新世纪后，在辽宁省14个地级市中，丹东的经济总量基本长期处于第9或第10的中下游位置（参见图1）。

2）产业结构

自2005年以来，丹东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较为剧烈。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均经历了一个先减后增的过程，第二产业则是呈现出先增后减的态势。到2016年，三次产业的比重为17.01:30.77:52.22，不难发现，丹东的一产占比过高，农业在推动当地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产近年来萎缩速度较快，说明工业未能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三产发展相对迅速，侧面凸显出丹东较为发达的旅游业（参见图2）。

3）人均可支配收入

通过对丹东与辽宁城镇居民及农村居民的分别考察，可以看到，2013-2016年间，丹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始终低于全省平均水平，且差距有逐渐增大的态势；而丹东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却要略微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反映出丹东整体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参见图3）。不过，考虑到辽宁省与丹东的城市化率分别为67.4%和45%，可以判断丹东居民富裕程度仍大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至此，丹东的“肖像”已大致勾勒完毕。

前两年，网上评选出一份名为“全国十大养老圣地”的榜单，身为东北城市的丹东“意外”上榜，无疑颠覆了很多人对它的印象。

与其他城市或地区相比，丹东似乎与东北的“严寒”有些格格不入。位于亚欧大陆东岸中纬度地带的丹东属于暖温带亚湿润季风型气候，年平均气温南部在8-9℃，北部在6-7℃。丹东年平均雨量多在800-1200毫米之间，是我国北方雨量最多的地区，降水2/3集中于夏季。

此外，丹东生态环境较好，水质优良，林木茂盛，森林覆盖率超过6成。受季风影响，丹东四季分明，温暖而又湿润，因而享有“北国江南”、“东北地区最温暖湿润的地方”、“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之一”等美誉，入选榜单自然也不意外。

由北京睿智名流传媒公司创办时长22分钟的《文明中华行》栏目中，有一期名为《月亮之上之丹东行》，其中对于丹东的评价是这样的：

“丹东是东北有江南气质的城市，拥有江南的秀美和湿润，但却没那么严寒与酷暑。”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持续深入，近年来，养老产业受到了丹东有关部门的格外重视。丹东还专门发布了《“十三五”丹东市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用以对当地养老产业的发展进行有关指导。同时，温泉疗养和以月亮岛为代表的风景区也正在成为吸引外地老年游客到此一游的重要元素。

可以说，丹东这座边陲小城一直在平稳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经济模式加以发展，却从未高调地进入人们的视线范围内。若不是此次动静巨大，它或许依旧不会得到太多的关注。

而今，朝鲜半岛的局势愈加稳定，让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巨大经济带都迎来了重大利好；紧邻朝鲜的丹东自然在这股浪潮之下引起了国人的兴趣。一时间，丹东处在了风口之上，不仅热钱涌入房价暴涨，甚至还被不少人拿来同深圳做对比，似乎下一个改革开放的奇迹即将在东北大地上重演。

丹东究竟会不会成为东北的深圳？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先说笔者的个人结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毕竟小弟只是个凡夫俗子，不是算命的，更何况现在的丹东还没有“特区”这一头衔。未来的事情又如何预料得准呢？

不过，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和东北人，笔者当然希望国家能够再多一个像深圳这样成功的经济体，当然也希望东北能够再多一个辐射区域、带动发展的经济增长极。

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先探索一下深圳的取胜之匙，再来为丹东寻找需要完善的各个短板。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发展成就有目共睹，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成长为今天的国际化大都市，从经济总量到产业结构，从科技创新到人民生活，从城市建设到文明程度，均实现了质的提升与飞跃，堪称城市发展的典范。

任何成功都不是偶然。在笔者看来，深圳之所以会成为深圳，是“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因素使然。

1）天时

毋庸置疑，改革开放是深圳得以崛起的首要根源。在国家的种种政策优惠与资金支持下，深圳很好地承担了改革开放“排头兵”的历史任务，率先打破体制藩篱，发展外向型经济，大胆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三来一补”等方式大规模引进外资，通过不断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来为本土的经济建设服务。

同时，深圳特区还充分发挥了特区的“窗口”作用，把各种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知识、政策向内地转移、传递和推广，对内陆起到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促进了内陆地区经济的发展，为确定我国的对外开放格局和实施沿海地区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战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此外，深圳还形成了极佳的体制优势，民营经济成为城市发展主体，甘当企业的服务部门而非指挥官，由此构建了优越的市场化营商环境，再配以高度的开放，自然会迸发出无限的活力，腾讯、华为、万科、平安等知名创新龙头企业的诞生也便不足为奇。

2）地利

深圳之所以会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离不开它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位于广东省东南部的深圳，南邻珠江，面向海洋，被誉为我国的“南大门”。同时，深圳海陆空铁口岸俱全，这使其可以在自身发展乃至“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华南地区乃至全国的重要陆、海、空、铁交通枢纽作用，承载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功能。

更为重要的是，深圳毗邻香港这个自由贸易和金融中心，由此造就了深圳无与伦比的贸易优势，这让它不仅可以依托香港来发展物流、电子、金融、服装等行业，还与周围城市形成产业聚合发展走廊，大大助推了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

3）人和

深圳自发展伊始，就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试验，比如率先改革劳动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干部调配制度、改革物价等等，只要是对经济建设有利的，都敢于触犯“禁区”和“盲区”。这也无形中塑造了深圳人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从而为城市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此外，从深圳的人口结构来看，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倒挂”现象极为明显，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非户籍人员。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深圳市年末常住人口约1138万人，其中户籍人口约为355万人，非户籍人口约为783万人（参见图4）。

同时，深圳人口结构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15～64岁的人占绝大多数，人口老龄化处于较低水平（参见图5）。这些都充分表明，深圳对于来自全国各地的适龄劳动力具有极大的持久吸引力，大量的外来人口构成了深圳经济建设的主力军。

相比之下，丹东要想成为东北的深圳，大概并不容易。

抛去丹东目前尚不具备的“经济特区”地位之外，丹东与深圳至少还有以下四方面的差距。

首先，丹东面对的外部环境还有待观察。

尽管各方普遍认为朝鲜已决心改革开放，这也被视为丹东光辉前景的一个重要动因，但这次的改革开放究竟能贯彻到什么程度，仍是一个问号。

以史为鉴，这并不是朝鲜第一次改革开放。早在1991年，朝鲜在罗先设立了第一个对外开放的自由经济贸易区，其历史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深圳，都是探索改革开放的先头兵。而后，朝鲜又搞了鸭绿江经济开发区、新坪旅游开发区、满浦经济开发区等多个经济开发区。可是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没有一个经济特区获得成功，朝鲜的改革开放也如同“过家家”一般，从未真正实现。

说到底，朝鲜历史上的“改革”，从来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只是以发展经济为手段来维护政权的稳定性，经济发展也必须在官方容忍度之内；而朝鲜历史上的“开放”，充其量也只能算是“蚊帐式开放”，即挂起蚊帐，让“空气”——外国的资金、技术透进来，却不让“蚊子”——外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思想、价值观、生活方式等钻进来，即便是做生意也不是以经济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

所以，倘若一旦朝鲜的“改革开放”事业再度受阻，丹东便会成为第一个受影响的城市。

其次，丹东的邻居远没有香港那般强大。

虽说丹东与朝鲜的区域分布同深圳和香港类似，丹东也是对朝贸易最大的口岸城市，但是朝鲜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显然与香港不是一个量级。深圳能够崛起，香港的资本注入与成功经验功不可没。可距离丹东最近的朝鲜新义州，能够给丹东带来多少积极影响？

只怕新义州的发展还要借助丹东的力量。

（高楼林立的片区是辽宁丹东，中间隔着的是鸭绿江，对岸房屋低矮的片区为新义州）

（近处的楼盘属于丹东，远处是新义州）

（鸭绿江边的新义州）

再次，东北经济困境亟待冲破。

作为一个东北城市，尽管丹东拥有较为发达的乡镇民营经济，但也不得不面对整个东北地区所共有的经济发展困境。

由于计划经济思维根深蒂固，渗透到、企业和民众的方方面面，固化了东北的发展理念，使之成为难以扭转的体制惯性；而资源优势随着资源价格的回落、去产能的推进也变成了“资源诅咒”。东北地区各级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缺失，加之法制化、市场化程度始终落后于建立创新型国家和服务型的要求，给东北经济转型带来了多重阻碍。

与此同时，在长期的振兴东北计划中，国家的政策、资金和项目支持主要放在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上，设法通过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困境。这一系列举措在无形中进一步巩固了东北地区国有企业的绝对统治地位，强化了行政色彩的同时也放缓了市场化进程。作为市场经济最为活跃的主体，民营经济在东北的体制环境下着实难以健康成长。直接表现便是2014-2016年，辽宁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速均为负值（参见图6）。

最后，丹东的人口规模与结构并不占优。

与深圳不同的是，整个东北地区都在遭受着人才的流失。对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得出的结果，东北地区10年间总共流出200万人口，“孔雀东南飞”的困境已然成为了掣肘东北经济振兴的“老大难”。

对于丹东来说，自2008年起，人口总数便呈现出逐年缩减的趋势，2016年仅有237.9万人，创20年来的历史新低（参见图7）。与此同时，丹东已经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老龄化态势，截至2016年底，6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20%，高于全国16.7%的平均水平。需知，城市的发展最为关键的核心资源便是人。适龄劳动力的缺失与人才的外流，也将对丹东未来的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不管怎么样，今天的丹东，的的确确是迎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机遇。特别是在全球市场大融合、生产要素大重组和国内外产业大转移背景下，丹东沿江沿海想不蓄势待发都很难。

至于如何抓住机遇，实现丹东经济社会的再度腾飞，也算是留给人们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这种“腾飞”，不应该仅仅体现在房价和楼市的沸腾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