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富二代跑去当和尚，100年过去了，他的歌还能让我们哭成傻逼
一档节目中，朴树唱起《送别》时失声痛哭。那之前，他就公开说过：“这歌词要是我写的话，我愿意当场死那儿。”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说起《送别》的填词人李叔同，那真是非常了得。无论音乐、绘画、书法、篆刻还是话剧…他要么是先驱人物要么造诣颇深，远远将其他人甩在了身后。
大画家刘海粟曾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作家林语堂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几个人之一。”鲁迅得他一幅墨宝叹道：“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纵奇才，却在写下《送别》3年后抛家弃子遁入空门。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只留下弘一法师。而多年以后，人们听他的《送别》，总能从中听出一种飘零的哀愁。这份哀愁，究竟从何而来呢？
这还得从他传奇的一生说起。
——书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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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前，历经许多幻灭
李叔同自幼看惯了世间繁华。
1880年，他出生于天津，家族经营钱庄和盐庄，可谓富甲一方。他父亲曾中头名进士，交游来往的人，尽是朝中财势冲天的人物。身为家族中最受宠的幼子，李叔同从小就锦衣玉食，什么样的气派场面没见过？
然而6岁那年，父亲突然离世。母亲是侍女出身，身为庶子的他眼睁睁看到母亲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大家族中遭尽白眼。这让年幼的他体会到一份世情冷暖。他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总觉得“低人一等”，以至于15岁那年脱口吟唱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
在望族之中，李叔同受到的教育自然一流，加之天生聪颖，10岁便通读《古文观止》，令族人叹为神童。不过这也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苦闷之余，李叔同醉心于文艺，甚至找《大悲咒》《金刚经》来读。大概从那时起，他对人生的虚空，对生命的悲悯，便早已有所感悟。
那时，他无心于“正学”，厌烦作八股，一度逃学出去鬼混。母亲得知，一包老鼠药吞下，他哭着回家，再不敢混了。唯一放不下的，是对戏曲的喜爱。梨园之中，他最喜名伶杨翠喜，花了不少钱捧，倾慕间带着怜爱。可惜不久后，杨就被卖入官宦之家。李叔同闻讯，几度伤心欲绝。
李叔同京剧扮相=""
18岁那年，母亲为他做主，娶了一位俞姓女子。这又成了李叔同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对俞氏，他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只好转去文苑摘花：二哥送他30万大洋置家，他转身先去买了一架钢琴。从戏曲到西洋音乐，从绘画到书法。一有时间，他就躲进屋子，沉醉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
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不是没有宏志。参加科举时，他在答卷中针砭时弊，大肆批判八股文的腐朽，自然不被录用。之后听说梁启超、康有为变法，他热血沸腾，天天读报。“维新”失败之际，他一把将报纸撕碎，转身回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气得仰天长叹。
可以说，无论出身、爱情还是抱负，李叔同在20岁之前，都经历过些许幻灭。那淡淡的哀愁，已跃然其人生的纸上。
从此生命被哀愁笼罩
对他打击最大的，是母亲的死。
因“康梁”之印，李叔同受到政治牵连，他只好带着母亲去上海避祸。他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为了支持学潮，他主动退学参加了新学组织。
以他的文采、思想，很快就成了组织中的主力军。精通书画篆刻，他就与上海名家合办《书画报》；精通音律，他将《诗经》等诸多古诗词填在西洋乐中；精通诗词，他又加入“城南文社”，与上海才子交游、切磋；为传播戏剧，他还跑去讲习班讲文明剧，亲自登台唱《黄天霸》，又为倡导婚姻自由写下一出新剧。
天涯五友=""
然而，东西碰撞的格局中，国运衰败，令他无比懊丧。传播新学的同时，他和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一度纵情声色，整日与沪上名妓往来。在各大欢笑场内，他为名妓作曲，得知误入青楼的才女要出传记，他还主动作序。
传播新学也好，纵情声色也罢。无论哪一件事，都没能安放下李叔同的人生。他曾回乡探亲，一路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土，闻讯辛丑条约签订，心中更是万般无奈。他空有报国之心，但深知颓势难挽。一方面，他写信对友人反思声色犬马的生活，一方面，他又迷惘前途黑暗。
不久，母亲的死让他陷入巨大苦痛。
1905年，年仅46岁的母亲去世。带着母亲的灵柩回天津时，兄长居然拒绝：“族中有训，外丧不得入门。”更加激起了李叔同对封建礼教的敌视。他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让母亲灵柩从正门而入，也算为这凄苦一生的女人正名。而发丧之时，他坚持用新式规矩办，在《大公报》上说要“尽除一切繁文缛节”。葬礼上，李叔同不戴孝、不下跪，弹钢琴唱自己谱写的哀歌。
从那之后，他将名字改为“李哀”，后来他对学生丰子恺说：“母亲的死，让我从生平最幸福的时候转入不断的哀悲与忧愁，一直到出家。”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
为了疗治内心苦痛，李叔同孤身一人赴日留学。临行前，他在《金缕曲》中写下一句“二十文章惊海内”，看似十分自负，后面却急转而下，紧接着一句“毕竟空谈何有？”。
可见他的心境，已透出些许悲凉。
一生中最平淡的岁月
丰子恺说：“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这在李叔同留学日本时体现得格外真切。
留学时，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在约定之外，李叔同绝不会客。中国话剧奠基人欧阳予倩就曾回忆说：“有一次我跟他约好了早上8点见面，结果晚去了5分钟，没想到他打开窗户说，我们约好了8点见，你来晚了，我现在没时间了，改天再约吧。”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家。
在极度的自律中，无论音乐、绘画、话剧，李叔同都成就斐然。画一手漂亮油画，当地日本媒体都赞其“笔致潇洒”。在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下，他成立戏剧社团“春柳社”，第一次公演《茶花女》，男扮女相，轰动一时。
李叔同扮演“茶花女”=""
他还雇日本女子做模特，留给后世一张人体作品《出浴》。在白马会展中，他的作品到达画展中最高水准。此外，他还自编音乐杂志，传播西方乐理，推广作曲方法。追求极致的精神，让他成为了中国许多个“第一”：
主编首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
最早编著《西方美术史》；
最早创作和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艺术；
最早介绍西洋乐器；
最早将西方戏剧理论引入中国；
………………
尤其是在1911年毕业回国后，他更是为中国的文艺启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民国成立之时，归国的李叔同被请到上海主编《太平洋报》文艺版。此时他已彻底脱去纨绔习气，成为一个埋头于桌案的清心寡欲之人。然而，就在他以为天下即将太平时，革命受挫，国家再一次陷入乱局。不久，李家百万资产遭受金融震荡，《太平洋报》停刊，李叔同只好受聘任教，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
谁能想到，当初那个满目英气、一身锦衣的公子，竟能身穿素衣、脚踏布鞋，做个极其朴素的老师。不但衣着朴素，教起学生来，李叔同有板有眼，十分严肃。难怪丰子恺说他一生只在“认真”二字：每次备课，他要准备几个小时，为了讲课时更高效，他会提前把黑板写满。
（即使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李叔同也能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其中“专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文末有几个技巧可以帮助你提高专注度。）
李叔同自画像=""
虽然看上去严肃，但李叔同从不对学生发火。有同学上课爱看杂书，他并不当场批评，只等别的同学都走了，他才说：“这些书还是放在下课看较好。”还有同学来迟了，关门声太响，他也不恼，下课将同学叫到身边，一脸严肃：“以后切勿吵到别人。”说罢，轻轻鞠上一躬。
李叔同教学生，靠的是美育和德育。有一次，丰子恺与训育主任发生冲突，主任吃了亏，心里不服气，提出上报教育厅，要开除丰子恺。李叔同当即站出来：“丰子恺是个人才，平时也无大过，若能宽恕，全其人格，将来必大有作为。”事情平息后，他把丰子恺叫到房中，捧出一本《人谱》说：“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丰子恺摇头，李叔同说：“想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先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没有器量和见识，无论技艺如何精湛，皆不足道。”
另一位学生刘质平，毕业后留学日本，留学经费出了问题，差点在日本自杀。李叔同得知后，决定每月抽出薪水的一部分资助刘质平。彼时，李叔同薪水105元，要照顾天津、上海两地家人，却拿出20元给学生。
李叔同还特意写了封信给刘质平，申明三点：
一、这是馈赠，并非借贷，不必还；
二、不得告诉第三者，家人也不行；
三、资助的期限至刘质平毕业为止。
当时，李叔同已拟定了出家日期，但为了资助学生，他推迟出家时间半年之久，继续在学校任教，以帮刘质平度过难关。
所以挚友夏丏尊说：“叔同教学，没有学生不尊敬，他有人格做背景，犹如菩萨有光，学生打心底里敬畏，就是不提醒，也自会用功。”
李叔同的裸体模特绘画课=""
任教6年间，李叔同先后开设素描、油画、水彩、西洋美术史、作曲、写生，第一个让学生们画裸体模特，让学生们自己创作歌曲，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以美育人。在他的影响下，出了音乐教育家刘质平，美术教育家吴梦非、李鸿梁，文学家曹聚仁、蔡丐因、黄寄慧，还有画家丰子恺、潘天寿、沈本千……仅这一份名单，便足以说明李叔同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也正是这个时期，李叔同越来越朴素。年近中年，见过高楼见过楼塌，见过世事纷乱和国势衰微，他心里的哀愁已变得有几分凛冽。
于是乎，在与友人离别之际，他写下“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不经人世苍凉，何以至此绝句？
最后的路途，是慈悲
关于李叔同，夏丏尊还说过一件事：有次学生宿舍失窃，查不出是谁偷的。身为舍监的夏丏尊问李叔同怎么办，李说：“你肯自杀吗？若出一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你就一死以殉教育。一定会有人来。但如果三日后没有，你就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说：“这种事我可干不出来。”后来又对旁人说：“这话要是一般人说就过分了，但李叔同说出来却是真心实意，毫无虚伪。”
夏丏尊认为，这是李叔同的性情，做人向来果决，且无圆融的余地。这与丰子恺所说的“认真”本质上是一样的。一言以蔽之，只要李叔同打心底认准的事，他会不遗余力地做到极致。
甚至连出家当和尚，也是如此。
李叔同的断食日记=""
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李叔同曾追溯自己出家的经过。早些年，他与夏丏尊在西湖广化寺里住了几天，夏丏尊开玩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好的。”李叔同听了，心中为之一动。几年后，他在日本杂志上看到所谓的断食疗法，说是能够治疗各种疾病。当时他正神经衰弱，便留了心。第二年，他就跑去寺庙断食20天，与一众僧侣生活，竟有脱胎换骨之感。回校之后，他便开始吃斋、念佛、诵经。
1918年，李叔同决定入山修禅。他将衣物分给学生，学生问道：“老师出家何为？”
李叔同说：“无所为。”
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
“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就这样一去了之，再也不踏红尘。
妻子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教育家黄炎培曾撰文回忆说：“弘一出家后，夫人追来杭州，终席不发一言，饭罢雇了小船，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从不回头，一桨一桨荡向湖心，连人带船一起埋没湖云深处……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李叔同断食后留影=""
此消息一出，文艺界为之震动。关于李叔同为何出家，众人纷纷猜测。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不解，像李叔同这样一个拥尽人世繁华的奇才，为何会突然抛家弃子，选择远离红尘？
面对老师的选择，丰子恺先生给出了“三层楼”的观点：人生的第一层楼是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的满足，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这一层次；第二层是精神生活，即对学术和文艺的追求，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在这一层；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即宗教信仰，宗教徒在这一层次。在丰子恺看来，李叔同先生是“生命力”极强的人，前两者已然无法满足他精神上的需求，为了抵达精神至高的境界，他只能成为“弘一法师”。
这或许是一种解释，但从李叔同的生命轨迹看去。遁入空门，似乎是一种必然。他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见过世间繁华，看惯了风月场上的人情冷暖，看尽了人世间的嘈杂和萧瑟。在艺术的薰陶下，他早有对生命的悲悯，对意义的叩问。但不管是出入欢乐场，还是钻入文艺的堡垒，自始至终无法安放他的心灵。
他最后的路途，便是慈悲。
救国必须念佛
李叔同的“真”，是“真”到骨子里的。
所以即便是做和尚，佛教八万四千法门，他偏偏选了最苦的律宗。他常言：“僧人必须比俗中人守持更高的道德标准，方能度人。”
弘一法师与学生合影=""
为了修行，能苦到什么程度？夏丏尊邀他去家乡做客，弘一法师打开铺盖卷，用破席铺在床上，被褥破旧，拿僧衣当枕头，毛巾又破又黑。夏丏尊说：“我帮你换一条新毛巾。”弘一法师却说：“还受用着哩，不必换。”吃饭时，他就着白菜萝卜吃粗米饭，夏丏尊当即落泪。
大画家刘海粟也回忆：“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来上海，许多发达的旧友招待他住豪华饭店，他都拒绝，情愿住在小小的关帝庙里。我去看他时，他赤脚穿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生活用品，他缝缝补补地用，始终不舍得扔。别人拿纸请他写字，写完后，他会把裁剩下来的碎纸条一并奉还，一丁点都不肯浪费。
有一次，他受青岛湛山寺之邀为僧众开讲南山律学。寺庙将四个菜送至他的寮房，他一筷子没动，别人只好送稍差一点的进去，他仍不吃。第三次，减了两个菜，还是不吃。最后只好送了一碗和大家一样的普通饭菜，弘一法师问：“如果寺庙都吃这个我就吃，否则还是请送回去。”
弘一法师行脚途中=""
自南宋之后，南山律宗就失去了真传。弘一法师却不辞劳苦，悉心钻研南山律和《四分律》，使失传几百年的律宗得以再度发扬。
此后半生，他以戒为师，每日两餐，全部粗茶淡饭，衲衣僧鞋一穿就是十几年，云游外出，只用一张破席裹一条破单被。
遁入空门后，他并非不问世事。1924年，他在丰子恺家中小住，丰子恺提议：“我来作画，法师配诗，合作一本《护生画集》，以弘扬佛学和人世间的大仁大爱，如何？”弘一法师欣然答应。当时他六艺俱废，所写诗文，都是偈语。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云游四方，四方宣讲“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按理说，他闭关时不与外界接触。厦门第一届的运动大会邀他写一首会歌，他觉得国难当头，理应鼓励国民强健体魄，又再次破例写歌。
1942年，在弘扬佛法、渡劫众生的路上，弘一法师的生命也来到尽头。圆寂之前，他再三叮嘱弟子：“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弥留之际，他对妙莲法师说：“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
随后留下临终绝笔：悲欣交集。
他这一世传奇，就此划上句号。
一个十分像人的人
李叔同一生将文艺园地走遍。无论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都做到了一流。甚至做和尚，也苦守戒律，成了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拿丰子恺的话说：“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十分少有。”
从少年风流，到弃离红尘，李叔同一直努力活成这样一个“十分的人”，一个能不为世俗杂念所动摇的人，只求安放内心。
他这样活着，常人是追不上。毕竟世间大多数人，都难以超脱现实的引力。但上接丰子恺之言，我们活不成一个十分的人，活不成一个八、九分的人，至少能尽量活得像个人。若是连人也不像，那就活得太草率了。
佛教领袖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法师时，曾题诗道：“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这一轮明月，也当照亮你我的心。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悲欣交集，极致庄严》，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2]《说不尽的李叔同》，陈星著
[3]《李叔同的上海岁月，由绚烂归于平淡》，王琪森传
[4]《我眼中的祖父李叔同》，原载于《环球人物》
[5]《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李叔同撰
[6]《十分像人，十分少有》，喻军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