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富二代跑去当和尚,100年过去了,他的歌还能让我们哭成傻逼
一档节目中,朴树唱起《送别》时失声痛哭。那之前,他就公开说过:“这歌词要是我写的话,我愿意当场死那儿。”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说起《送别》的填词人李叔同,那真是非常了得。无论音乐、绘画、书法、篆刻还是话剧…他要么是先驱人物要么造诣颇深,远远将其他人甩在了身后。
大画家刘海粟曾说:“近代人中,我只佩服李叔同一人。”作家林语堂说:“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几个人之一。”鲁迅得他一幅墨宝叹道:“朴拙圆满,浑若天成。得李师手书,幸甚!”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天纵奇才,却在写下《送别》3年后抛家弃子遁入空门。从此,世间再无李叔同,只留下弘一法师。而多年以后,人们听他的《送别》,总能从中听出一种飘零的哀愁。这份哀愁,究竟从何而来呢?
这还得从他传奇的一生说起。
——书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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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前,历经许多幻灭
李叔同自幼看惯了世间繁华。
1880年,他出生于天津,家族经营钱庄和盐庄,可谓富甲一方。他父亲曾中头名进士,交游来往的人,尽是朝中财势冲天的人物。身为家族中最受宠的幼子,李叔同从小就锦衣玉食,什么样的气派场面没见过?
然而6岁那年,父亲突然离世。母亲是侍女出身,身为庶子的他眼睁睁看到母亲的地位一落千丈,在大家族中遭尽白眼。这让年幼的他体会到一份世情冷暖。他依然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却总觉得“低人一等”,以至于15岁那年脱口吟唱出:人生犹似西山月,富贵终如草上霜。
在望族之中,李叔同受到的教育自然一流,加之天生聪颖,10岁便通读《古文观止》,令族人叹为神童。不过这也改变不了母亲的处境,苦闷之余,李叔同醉心于文艺,甚至找《大悲咒》《金刚经》来读。大概从那时起,他对人生的虚空,对生命的悲悯,便早已有所感悟。
那时,他无心于“正学”,厌烦作八股,一度逃学出去鬼混。母亲得知,一包老鼠药吞下,他哭着回家,再不敢混了。唯一放不下的,是对戏曲的喜爱。梨园之中,他最喜名伶杨翠喜,花了不少钱捧,倾慕间带着怜爱。可惜不久后,杨就被卖入官宦之家。李叔同闻讯,几度伤心欲绝。
李叔同京剧扮相=""
18岁那年,母亲为他做主,娶了一位俞姓女子。这又成了李叔同心头的一块大石头。对俞氏,他怎么也喜欢不起来,只好转去文苑摘花:二哥送他30万大洋置家,他转身先去买了一架钢琴。从戏曲到西洋音乐,从绘画到书法。一有时间,他就躲进屋子,沉醉在自己的艺术天地里。
血气方刚的年纪,他不是没有宏志。参加科举时,他在答卷中针砭时弊,大肆批判八股文的腐朽,自然不被录用。之后听说梁启超、康有为变法,他热血沸腾,天天读报。“维新”失败之际,他一把将报纸撕碎,转身回屋刻下“南海康梁是吾师”的印章,气得仰天长叹。
可以说,无论出身、爱情还是抱负,李叔同在20岁之前,都经历过些许幻灭。那淡淡的哀愁,已跃然其人生的纸上。
从此生命被哀愁笼罩
对他打击最大的,是母亲的死。
因“康梁”之印,李叔同受到政治牵连,他只好带着母亲去上海避祸。他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南洋公学,师从蔡元培。为了支持学潮,他主动退学参加了新学组织。
以他的文采、思想,很快就成了组织中的主力军。精通书画篆刻,他就与上海名家合办《书画报》;精通音律,他将《诗经》等诸多古诗词填在西洋乐中;精通诗词,他又加入“城南文社”,与上海才子交游、切磋;为传播戏剧,他还跑去讲习班讲文明剧,亲自登台唱《黄天霸》,又为倡导婚姻自由写下一出新剧。
天涯五友=""
然而,东西碰撞的格局中,国运衰败,令他无比懊丧。传播新学的同时,他和袁希濂、许幻园、蔡小香、张小楼结金兰之谊,号称“天涯五友”,一度纵情声色,整日与沪上名妓往来。在各大欢笑场内,他为名妓作曲,得知误入青楼的才女要出传记,他还主动作序。
传播新学也好,纵情声色也罢。无论哪一件事,都没能安放下李叔同的人生。他曾回乡探亲,一路看到满目疮痍的国土,闻讯辛丑条约签订,心中更是万般无奈。他空有报国之心,但深知颓势难挽。一方面,他写信对友人反思声色犬马的生活,一方面,他又迷惘前途黑暗。
不久,母亲的死让他陷入巨大苦痛。
1905年,年仅46岁的母亲去世。带着母亲的灵柩回天津时,兄长居然拒绝:“族中有训,外丧不得入门。”更加激起了李叔同对封建礼教的敌视。他据理力争,最后终于让母亲灵柩从正门而入,也算为这凄苦一生的女人正名。而发丧之时,他坚持用新式规矩办,在《大公报》上说要“尽除一切繁文缛节”。葬礼上,李叔同不戴孝、不下跪,弹钢琴唱自己谱写的哀歌。
从那之后,他将名字改为“李哀”,后来他对学生丰子恺说:“母亲的死,让我从生平最幸福的时候转入不断的哀悲与忧愁,一直到出家。”
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时=""
为了疗治内心苦痛,李叔同孤身一人赴日留学。临行前,他在《金缕曲》中写下一句“二十文章惊海内”,看似十分自负,后面却急转而下,紧接着一句“毕竟空谈何有?”。
可见他的心境,已透出些许悲凉。
一生中最平淡的岁月
丰子恺说:“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这在李叔同留学日本时体现得格外真切。
留学时,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在约定之外,李叔同绝不会客。中国话剧奠基人欧阳予倩就曾回忆说:“有一次我跟他约好了早上8点见面,结果晚去了5分钟,没想到他打开窗户说,我们约好了8点见,你来晚了,我现在没时间了,改天再约吧。”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家。
在极度的自律中,无论音乐、绘画、话剧,李叔同都成就斐然。画一手漂亮油画,当地日本媒体都赞其“笔致潇洒”。在日本“新派剧”的影响下,他成立戏剧社团“春柳社”,第一次公演《茶花女》,男扮女相,轰动一时。
李叔同扮演“茶花女”=""
他还雇日本女子做模特,留给后世一张人体作品《出浴》。在白马会展中,他的作品到达画展中最高水准。此外,他还自编音乐杂志,传播西方乐理,推广作曲方法。追求极致的精神,让他成为了中国许多个“第一”:
主编首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
首创中国报纸广告画;
最早编著《西方美术史》;
最早创作和倡导中国现代木版画艺术;
最早介绍西洋乐器;
最早将西方戏剧理论引入中国;
………………
尤其是在1911年毕业回国后,他更是为中国的文艺启蒙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华民国成立之时,归国的李叔同被请到上海主编《太平洋报》文艺版。此时他已彻底脱去纨绔习气,成为一个埋头于桌案的清心寡欲之人。然而,就在他以为天下即将太平时,革命受挫,国家再一次陷入乱局。不久,李家百万资产遭受金融震荡,《太平洋报》停刊,李叔同只好受聘任教,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
谁能想到,当初那个满目英气、一身锦衣的公子,竟能身穿素衣、脚踏布鞋,做个极其朴素的老师。不但衣着朴素,教起学生来,李叔同有板有眼,十分严肃。难怪丰子恺说他一生只在“认真”二字:每次备课,他要准备几个小时,为了讲课时更高效,他会提前把黑板写满。
(即使是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李叔同也能认真对待每一件小事,其中“专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因素,文末有几个技巧可以帮助你提高专注度。)
李叔同自画像=""
虽然看上去严肃,但李叔同从不对学生发火。有同学上课爱看杂书,他并不当场批评,只等别的同学都走了,他才说:“这些书还是放在下课看较好。”还有同学来迟了,关门声太响,他也不恼,下课将同学叫到身边,一脸严肃:“以后切勿吵到别人。”说罢,轻轻鞠上一躬。
李叔同教学生,靠的是美育和德育。有一次,丰子恺与训育主任发生冲突,主任吃了亏,心里不服气,提出上报教育厅,要开除丰子恺。李叔同当即站出来:“丰子恺是个人才,平时也无大过,若能宽恕,全其人格,将来必大有作为。”事情平息后,他把丰子恺叫到房中,捧出一本《人谱》说:“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丰子恺摇头,李叔同说:“想做一个好的文艺家,先要学会如何做一个好人。一个文艺家没有器量和见识,无论技艺如何精湛,皆不足道。”
另一位学生刘质平,毕业后留学日本,留学经费出了问题,差点在日本自杀。李叔同得知后,决定每月抽出薪水的一部分资助刘质平。彼时,李叔同薪水105元,要照顾天津、上海两地家人,却拿出20元给学生。
李叔同还特意写了封信给刘质平,申明三点:
一、这是馈赠,并非借贷,不必还;
二、不得告诉第三者,家人也不行;
三、资助的期限至刘质平毕业为止。
当时,李叔同已拟定了出家日期,但为了资助学生,他推迟出家时间半年之久,继续在学校任教,以帮刘质平度过难关。
所以挚友夏丏尊说:“叔同教学,没有学生不尊敬,他有人格做背景,犹如菩萨有光,学生打心底里敬畏,就是不提醒,也自会用功。”
李叔同的裸体模特绘画课=""
任教6年间,李叔同先后开设素描、油画、水彩、西洋美术史、作曲、写生,第一个让学生们画裸体模特,让学生们自己创作歌曲,实实在在地做到了以美育人。在他的影响下,出了音乐教育家刘质平,美术教育家吴梦非、李鸿梁,文学家曹聚仁、蔡丐因、黄寄慧,还有画家丰子恺、潘天寿、沈本千……仅这一份名单,便足以说明李叔同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也正是这个时期,李叔同越来越朴素。年近中年,见过高楼见过楼塌,见过世事纷乱和国势衰微,他心里的哀愁已变得有几分凛冽。
于是乎,在与友人离别之际,他写下“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不经人世苍凉,何以至此绝句?
最后的路途,是慈悲
关于李叔同,夏丏尊还说过一件事:有次学生宿舍失窃,查不出是谁偷的。身为舍监的夏丏尊问李叔同怎么办,李说:“你肯自杀吗?若出一布告,说做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你就一死以殉教育。一定会有人来。但如果三日后没有,你就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夏丏尊说:“这种事我可干不出来。”后来又对旁人说:“这话要是一般人说就过分了,但李叔同说出来却是真心实意,毫无虚伪。”
夏丏尊认为,这是李叔同的性情,做人向来果决,且无圆融的余地。这与丰子恺所说的“认真”本质上是一样的。一言以蔽之,只要李叔同打心底认准的事,他会不遗余力地做到极致。
甚至连出家当和尚,也是如此。
李叔同的断食日记=""
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李叔同曾追溯自己出家的经过。早些年,他与夏丏尊在西湖广化寺里住了几天,夏丏尊开玩笑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好的。”李叔同听了,心中为之一动。几年后,他在日本杂志上看到所谓的断食疗法,说是能够治疗各种疾病。当时他正神经衰弱,便留了心。第二年,他就跑去寺庙断食20天,与一众僧侣生活,竟有脱胎换骨之感。回校之后,他便开始吃斋、念佛、诵经。
1918年,李叔同决定入山修禅。他将衣物分给学生,学生问道:“老师出家何为?”
李叔同说:“无所为。”
学生再问:“忍抛骨肉乎?”
“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
就这样一去了之,再也不踏红尘。
妻子也无法改变他的决定。教育家黄炎培曾撰文回忆说:“弘一出家后,夫人追来杭州,终席不发一言,饭罢雇了小船,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从不回头,一桨一桨荡向湖心,连人带船一起埋没湖云深处……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李叔同断食后留影=""
此消息一出,文艺界为之震动。关于李叔同为何出家,众人纷纷猜测。时至今日,很多人依然不解,像李叔同这样一个拥尽人世繁华的奇才,为何会突然抛家弃子,选择远离红尘?
面对老师的选择,丰子恺先生给出了“三层楼”的观点:人生的第一层楼是物质生活,即衣食住行的满足,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这一层次;第二层是精神生活,即对学术和文艺的追求,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在这一层;第三层是灵魂生活,即宗教信仰,宗教徒在这一层次。在丰子恺看来,李叔同先生是“生命力”极强的人,前两者已然无法满足他精神上的需求,为了抵达精神至高的境界,他只能成为“弘一法师”。
这或许是一种解释,但从李叔同的生命轨迹看去。遁入空门,似乎是一种必然。他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自幼见过世间繁华,看惯了风月场上的人情冷暖,看尽了人世间的嘈杂和萧瑟。在艺术的薰陶下,他早有对生命的悲悯,对意义的叩问。但不管是出入欢乐场,还是钻入文艺的堡垒,自始至终无法安放他的心灵。
他最后的路途,便是慈悲。
救国必须念佛
李叔同的“真”,是“真”到骨子里的。
所以即便是做和尚,佛教八万四千法门,他偏偏选了最苦的律宗。他常言:“僧人必须比俗中人守持更高的道德标准,方能度人。”
弘一法师与学生合影=""
为了修行,能苦到什么程度?夏丏尊邀他去家乡做客,弘一法师打开铺盖卷,用破席铺在床上,被褥破旧,拿僧衣当枕头,毛巾又破又黑。夏丏尊说:“我帮你换一条新毛巾。”弘一法师却说:“还受用着哩,不必换。”吃饭时,他就着白菜萝卜吃粗米饭,夏丏尊当即落泪。
大画家刘海粟也回忆:“他出家苦修律宗,一次来上海,许多发达的旧友招待他住豪华饭店,他都拒绝,情愿住在小小的关帝庙里。我去看他时,他赤脚穿草鞋,房中只有一张板床。我难过得哭了,他却双目低垂,脸容肃穆。我求他一张字,他只写了‘南无阿弥陀佛’……”
生活用品,他缝缝补补地用,始终不舍得扔。别人拿纸请他写字,写完后,他会把裁剩下来的碎纸条一并奉还,一丁点都不肯浪费。
有一次,他受青岛湛山寺之邀为僧众开讲南山律学。寺庙将四个菜送至他的寮房,他一筷子没动,别人只好送稍差一点的进去,他仍不吃。第三次,减了两个菜,还是不吃。最后只好送了一碗和大家一样的普通饭菜,弘一法师问:“如果寺庙都吃这个我就吃,否则还是请送回去。”
弘一法师行脚途中=""
自南宋之后,南山律宗就失去了真传。弘一法师却不辞劳苦,悉心钻研南山律和《四分律》,使失传几百年的律宗得以再度发扬。
此后半生,他以戒为师,每日两餐,全部粗茶淡饭,衲衣僧鞋一穿就是十几年,云游外出,只用一张破席裹一条破单被。
遁入空门后,他并非不问世事。1924年,他在丰子恺家中小住,丰子恺提议:“我来作画,法师配诗,合作一本《护生画集》,以弘扬佛学和人世间的大仁大爱,如何?”弘一法师欣然答应。当时他六艺俱废,所写诗文,都是偈语。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云游四方,四方宣讲“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按理说,他闭关时不与外界接触。厦门第一届的运动大会邀他写一首会歌,他觉得国难当头,理应鼓励国民强健体魄,又再次破例写歌。
1942年,在弘扬佛法、渡劫众生的路上,弘一法师的生命也来到尽头。圆寂之前,他再三叮嘱弟子:“遗体装龛时,在龛的四只脚下各垫上一个碗,碗中装水,以免蚂蚁虫子爬上遗体后在火化时被无辜烧死。”
弥留之际,他对妙莲法师说:“你在为我助念时,看到我眼里流泪,这不是留恋人间,或挂念亲人,而是在回忆我一生的憾事。”
随后留下临终绝笔:悲欣交集。
他这一世传奇,就此划上句号。
一个十分像人的人
李叔同一生将文艺园地走遍。无论诗词、书画、篆刻、音乐、戏剧,都做到了一流。甚至做和尚,也苦守戒律,成了律宗第十一代世祖。
拿丰子恺的话说:“凡做人,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六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里也已经是难得的‘上流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十分少有。”
从少年风流,到弃离红尘,李叔同一直努力活成这样一个“十分的人”,一个能不为世俗杂念所动摇的人,只求安放内心。
他这样活着,常人是追不上。毕竟世间大多数人,都难以超脱现实的引力。但上接丰子恺之言,我们活不成一个十分的人,活不成一个八、九分的人,至少能尽量活得像个人。若是连人也不像,那就活得太草率了。
佛教领袖赵朴初先生评价弘一法师时,曾题诗道:“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无数奇珍供世眼,一轮明月耀天心。”
这一轮明月,也当照亮你我的心。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悲欣交集,极致庄严》,原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2]《说不尽的李叔同》,陈星著
[3]《李叔同的上海岁月,由绚烂归于平淡》,王琪森传
[4]《我眼中的祖父李叔同》,原载于《环球人物》
[5]《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李叔同撰
[6]《十分像人,十分少有》,喻军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