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留地——公社社员的命根子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包括新闻论著、杂文集、纪实文学、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等。
提起人民公社集体“大锅饭”年代，自留地是一个绕不开的敏感话题。自留地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它是共和国版图上实实在在存在的一块块特殊土地，在“三年困难时期”及此后的日子，它是每个公社社员的命根子。依靠它，不知养活了多少在饥馑线上挣扎的农民，救活了多少个鲜活的生命。
查阅相关资料，在上世纪50年代，农民刚入社（初级社、高级社）那阵儿，有关政策明确规定，给入社的社员分有占集体土地5%的自留地。后来，有的地方自留地被集体收回了，有的地方自留地分下又被收回，收回又分了下来，反复折腾。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紧接着便是所谓“苏联逼债”和“自然灾害”酿成的三年困难时期。为了救民于水火，和制定了一系列调整政策，其中一项就是给农村社员下放自留地，允许社员自由耕种，作为集体经济之外的副业补充，以解燃眉之急。
我姐姐出嫁后，家中只有父母和我三口人，每人分到三分自留地。我们生产队200多名社员，自留地集中连片，全部在村南也是生产队较好的一块地，一出村口就到了，方便社员耕作。自留地的地段分配按照社员抓阄顺序，中间留一条能够通过小平车的小道，每户社员的自留地从南到北，依次分布在小道两边，我家自留地的位置离村比较近点。
晋南黄土高原的旱地盛产粮棉，靠天吃饭，只要风调雨顺，就能丰衣足食。庄稼多是一年一熟，秋天播种小麦，第二年夏收后，让土地休眠，养精蓄锐，秋后再播种小麦。棉花田则是春天播种，秋天收获，冬天土地休眠。
社员们分到了自留地，如获至宝，欣喜若狂，家家都渴望充分利用这点地解决温饱问题。夏天一俟小麦收割，就迫不及待复播谷子、绿豆等早秋作物，秋天收割后，又赶在寒露之前再播种小麦，几乎要把这块地“榨干吃净”，不给一丝喘息的机会。如此一来，集体土地是一年一熟，自留地却能做到一年两熟，无形中就“多收了三五斗”。
自留地为什么能收到这样的成效，笔者认为：
一是舍得投入。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小麦播种前，家家户户都把最好的农家肥送往地头，厚厚铺上一层。冬天，还要给麦田浇灌一两遍茅粪。有条件的话，开春给麦垄施点化肥。而集体麦田，小麦播种前，田间的粪土撒得稀稀落落，连地皮也盖不均匀，土壤肥力不足，能指望它高产吗？
二是精心管理。社员们每天在集体地里劳作，收工后路过自留地，都会留心观察。该锄草立刻锄草，该治虫立刻治虫，像关心自家孩子一样。而集体庄稼的管理，除了生产队几个干部操心，多数社员是不会操那“闲心”的。
三是自我做主。自留地的小麦收获后，社员们按照各自需要，根据集市行情，有的插播玉米，有的复播绿豆，有的复播谷子黍子。我家一个邻居曾在自留地里种过生地，收获后向药材公司卖药材。
那些年上田间看一看，每个生产队长得最好的庄稼，必定是自留地无疑。
家家一点自留地，既操心又累人。夏天收麦种秋，秋天收秋种麦，个别在城市当干部当工人、家属在农村的“一头沉”家庭，这些日子都会请探亲假回来，汗流浃背，干完干好自留地的农活。当时生产队规定，自留地耕作，不允许使役集体的大牲口。自留地播种小麦，只能依靠最原始的耕作方式——人工用铁锹一锹一锹翻地。劳力多的家庭不必担心，没劳力的就只好请亲朋好友帮忙了。
我小时候，自留地翻地常常请本村我的两个干哥哥（我奶妈的两个儿子）和我伯父家的哥哥，但是，他们白天要在生产队干活，只有利用夜晚翻地，三个哥哥加上我父亲，需要两个夜晚才能把自留地翻完。我渐渐长大后，也跟他们一起翻地，翻上大半夜，累得腰酸背疼。
每当翻地播种时，母亲就会蒸包子、炸油饼，招待前来帮忙的哥哥。那几天，生产队自留地里，人头攒动，车辆飞驰，铁锹挥舞，尘土飞扬，一派“大会战”的繁忙景象，跟集体地里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场面，形成鲜明的对照。
作者母亲的遗容
我父母亲是村里公认的勤谨人，我家自留地的小麦，每年长得绿油油，齐刷刷，人见人夸，亩产300多斤，最高达到过400斤。而集体小麦亩产仅仅200斤左右。那时社员一年的口粮不到200斤，其中100来斤小麦，剩余的就是高粱、玉米等返销粮。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自留地在弥补口粮不足、填饱肚子方面，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村一些头脑活络的社员，在自留地尝试种植旱烟叶，逐渐蔚然成风。夏天小麦收割后，遇个下雨天，在麦茬地里栽种上一株株只有两三瓣小叶的烟苗。旱烟叶的管理极为复杂，要捉虫、锄草、拨芽、施肥、浇水……直到长成一人高，结满一片片绿油油肥厚的烟叶。秋后临近霜降，用镰刀割下烟叶，编织成一串串悬挂在房檐下，晾晒干透后，烟叶变成了金黄色。旱烟叶收获后，自留地还能赶上播种冬小麦，而且，种植过旱烟叶的土地更有肥力，能让小麦丰产。
旱烟叶除了自己抽点，全都卖给了数十里外万荣县黄河沿线以及临猗县的农民。整整一冬天，逢到赶集日，天没亮，父亲就用自行车载上一大包裹烟叶，上集市去卖。夜晚天漆黑了，我和母亲焦急地等待着，父亲终于一脸疲惫地回来了。
煤油灯下，忍饥挨饿一整天的父亲，香甜地吃着母亲做好的一大碗面条，我跟母亲则一一清点着父亲辛苦一天的收获——多数是1元的钞票，5元的极少，有一大堆毛票，还有不少1分2分5分的钢镚。好的时候，一次能卖一二十元。吃饱饭的父亲点燃一锅子旱烟，悠长地品咂，看着母亲把清点好的钱包裹在手绢里，叹口气说：“今年的花销有指望啦！”
通常，他还会补上一句：“把钢镚给了娃，让他买糖吃。”我欣喜地捧起钢镚，收藏进自己的储蓄盒子。其实，父母晓得，我不会乱花零钱，积攒下的钢镚，全买了学习用品和小人书。一家人难得围坐在一起的温馨情景，至今想起来仍然心醉。
自留地种植旱烟，辛苦是非常辛苦，但一年卖烟叶能挣100多元钱。有了这笔钱，可以上黑市买粮食，可以供孩子上学，可以购买油盐酱醋，比复播任何杂粮要划算好几倍。
然而，好景不长，报纸上、广播里，大批判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农业学大寨，大割资本主义尾巴！”县委、公社贯彻落实伟大领袖“以粮为纲”指示，社员在自留地栽种烟叶，被视为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割掉这个“尾巴”。那年夏天，社员们刚刚把旱烟苗栽种在地里，村里哄传公社干部要下乡检查，要强行拔掉刚刚栽活的小烟苗。
作者父亲1980年在上海人民广场
父亲闻讯，忧心忡忡匆匆赶往自留地，只见家家自留地头早已站满了社员，议论忿忿，争论咒骂。一道壕沟对面，是另一个生产队的自留地，大队干部陪着几位公社干部，率领一群村里学校的学生，风卷残云般拔扯着烟苗。人们相互告知，公社大队干部把对面自留地的烟苗拔光后，就来咱们这边继续拔烟苗！
父亲害怕了，他暗自寻思：同样是自留地的烟苗，贫下中农栽的烟苗都要被拔掉，我这个“历史反革命分子”岂能逃脱？与其让公社干部抓个“反面典型”，遭受批判斗争，殃及家人，倒不如自己先拔掉为好。他一狠心，蹲地弓腰，两手左右开弓，揪扯烟苗。一株，一株，又一株……这一株株烟苗就像一个个小生命，是父亲花钱从别人家苗圃里买来，又顶风冒雨侍弄栽活的，饱含着父亲秋后的无限冀望。如今，一个个幼小的生命竟然断送在自己手里，多么残忍哪，父亲的心在滴血！
以前，父亲在乡医院和村卫生所工作时，因为挣工资经济宽裕点，喜欢抽香烟。“文革”伊始，他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赶回生产队当农民，接受劳动改造，就抽不起香烟了，改抽旱烟。父亲制作的烟叶沫，从中掺和有仁丹，抽起来又有味道又败火，颇受邻居喜爱。如今，旱烟叶不让栽种了，抽旱烟叶也需花钱购买了。更重要的是。切断了这一条种烟叶卖钱的途径，往后日子咋过呢？
父亲从自留地跌跌撞撞跑回家，坐在屋檐下，从烟布袋挖了一烟锅子旱烟，划根火柴，点燃，抽着，嘴角缓缓吐出的烟雾缭绕在他毫无表情的面颊，两颗泪珠不由得滚落下来。突然，他老人家把烟锅在台阶上狠狠一磕，抚摸着成天不离身的旱烟袋，站起身，双手握紧烟袋，在膝盖上狠狠一折，“咔嚓”一声，烟管断为两截……
从此，父亲戒烟了。这一戒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98年谢世。
自留地，每位社员仅有的三分自留地，在“大锅饭”年代，尤其是“三年困难时期”，它就是农民的命根子啊！不知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依靠这一点自留地，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
“文革”中，批判刘少奇的罪状，其中一项罪名说他在国内大搞“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高层，争论的是坚持走什么路线和建立什么制度的问题，是写在文件上的政策问题，是各级贯彻落实的问题。而对几亿农民来说，是如何能够填饱肚皮的问题，是苦日子如何熬下去的问题。
1978年高考制度恢复，我有幸上了大学，从此脱离了农村。第二年，家乡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父母亲承包了生产队4亩多耕地，他们在责任田里种小麦，种棉花，种花生，后来又栽上了苹果树，真正做到了随行就市，种植自由。
晚年的父母亲，在新的土地上勤奋耕耘，土地也慷概地回报了他们的辛劳。交了国家的，留给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打下的小麦吃不完，卖了棉花有钱花，不仅没有向我这个挣工资的儿子要钱花，有时还能够补贴我们一点。
“文革”之前，如何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始终困扰着高层。为此，毛泽东曾派自己的秘书下农村调查，刘少奇曾派夫人王光美下乡搞调研，兴师动众。其实，看一看人民公社社员如何在自留地干农活，又如何在集体田间干农活，就不难窥见其中的“猫腻”。
说白了，改革开放之初率先在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获得的承包土地，就是放大了的自留地，会种自留地就会种承包地，农民真正做了土地的主人，掌握了自主经营权，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就会焕发出无穷的智慧和干劲。
饱蘸着中国农民辛酸悲欢泪水、伴随中国农民数十年的“自留地”一词，最终在中国农村的舞台上黯然谢幕了。
作者一家三口在父母的承包地留影，身后是父母的坟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