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爱随地吐痰
埃菲尔铁塔、时代广场、塞纳河畔,全世界都有中国人吐痰的身影。
咳嗽一声,咕噜几下,一口浓痰喷射而出,正中数米之外的目的地,这项独门绝技换来的不是民族自信,而是到处为中国人专设的“禁止随地吐痰”。
在羞赧和不平之间,除了努力做文明有礼的游客,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只有中国人被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
禁痰运动的失败
早前,欧洲人、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也爱随地吐痰。很多人认为,是因为欧美禁止吐痰的立法早,改掉了他们的坏习惯。但早在20世纪初,民国国民就已经开始推广“新生活运动”,禁止随地吐痰,中国人却依然照吐不误。
如果禁止随地吐痰的法律能管得住欧洲人、美国人,为什么改不了中国人的恶习?究竟是什么力量能改变一个国家大多数人吐痰的习惯?
我们以19世纪的美国为例。当时的美国酷男孩好嚼烟叶子,烟草里的刺激成分让他们时不时就想啐一口,痰涎乱吐。和后来的中国一样,19世纪美国的公共场所到处都放置公共痰盂,当时大力推广禁痰运动的美国医生西加德·诺夫就曾吐槽:“美国人是吐痰的动物”。
1920年,美国一家理发店里摆放着公共痰盂 / Pinterest
纽约卫生局意识到痰和肺结核的关系后,第一件事也是立法。但1889年颁布的《为了防治肺结核扩散必须遵从的规则》里,第一条就明确写着:“疑似肺结核病人不允许随地吐痰到地上或衣服上,必须吐在痰瓶和痰杯里”,随即开始发放免费的痰杯。
与欧洲禁止吐痰、做个文明人的法令不一样,美国纽约的这条指令明确甚至带有歧视意味,让很多人意识到肺结核病人需要区别对待:肺结核病人和少数非吐不可的人要保管好自己的痰瓶,别传染给别人。病人或者痰多的人自然担心肺结核病带来歧视,怕痰瓶暴露甚至用手帕丝巾小心包裹,逐渐抑制了人们公共场所吐痰的欲望。
美国禁痰运动期间留下的古董痰瓶、痰杯 / National Museum of American History
到1920年之后,美国人已经基本戒掉了公共痰盂,改掉了随地吐痰的毛病。同样是禁止吐痰,美国有效,中国无效,因为运动的目的不同。
美国希望人们彻底改掉吐痰的陋习,但中国的禁痰运动只是教育人们吐到公共痰盂里,并没有想要根治“随地吐痰”的毛病。
1930年前后,民国在上海开始了反吐痰运动。在中国防痨协会教导孩子们唱的《劝导吐痰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路上吐痰有阴沟,家里吐痰有痰盂,大家都能如此做,痨病毒菌永减除”。这首歌倡导的东西很简单,“吐痰没问题,只要别乱吐”。
为了达成“别乱吐”的目标,上海卫生局开始像设立公共厕所一样,努力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为大家提供吐痰的便利。根据当时卫生局的规定,上海的理发店、旅馆、澡堂、茶馆初要多设痰盂。吐痰这件事就和排泄一样,是正常的生理需要,是人人都会做的普通行为。
更有趣的是,最先陈列这种痰盂的机构,都是当时最具有进步意义的地方。很难想象,在北京大学的阅览室,南京医院的走廊上,上海总工商会的图书馆里,到处都正在进行一场痰盂大展览。久而久之,堆积了口水与痰液的公共痰盂,和公共厕所没有差别。
在当时秉信中医的中国人眼里,痰多不是病,更没有肺结核会传染的概念,而且痰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并排出体外,在体内停留淤积反倒会危害身体健康,形成“痰病”。说白了,在中医眼里吐痰等于排毒,不吐就会得病。咳出血了,才是真的伤了肝肺,这才是中医所说的“肺痨”。治疗肺痨重要的是益气补血。怎么补血呢?老中医说了:“童子尿不仅能救比利时,还能救大清国。”
因此,中国人一直保留了吐痰的习惯。20世纪初,加上战乱和难民,肺结核死亡人数比欧美严重得多。根据协和医院与北平的统计,1926年至1935年,肺结核几乎每年都是死亡人数排名第二的疾病。死亡率最高的年份里,每10万人就有435人死于肺结核,最低的年份为193人,平均303人,都远高于同期的欧美和日本每10万人死亡150人左右的数字。
重污染下痰多不止
如果说当时的肺结核病高死亡率并没有引起重视,但如今一百多年过去了,禁止吐痰这件事,国家一直没放弃教育过。中国人爱吐痰的毛病怎么就一直改不了?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开始大面积取消公共痰盂,并开展轰轰烈烈的禁痰运动。北京就设立了1000个反吐痰中心,派出20万卫生检察人员对于随地吐痰者罚款,21世纪初上海的吐痰罚款高达50-200元。
禁令再严、罚款再高,想要制止中国人随地吐痰已经来不及了。80年代的天空并不是蓝的,空气里都是烧煤的味道,严重的空气污染和数量庞大的烟民彻底扼住了中国人的咽喉。
据1976-1981中国二十六城市大气污染与居民死亡情况调查资料汇编,在1980年,中国城市飘尘超标率高达93%,最大一次日均超标倍数在太原,达75.8倍。26个城市里二氧化硫的超标率达29.5%,最高值贵阳超了整整98%。
呼吸着这样糟糕的空气是每个中国人的日常,刺激性气体、尘埃、颗粒和病菌大量沉积在呼吸道粘膜中,被温暖湿润的黏膜加温、湿化,空气中的微粒会经过粘液的过滤、黏附或沉积。吸入的微粒一旦超出正常范围,粘液就会堆积成痰,甚至要吐出来。
1988年甲肝大流行和2003年非典两次大型传染病期间,“吐痰”都被地方性法规列入重罚的行列,带上口罩后随地吐痰确实不那么方便了。但大规模传染病一过去,“文明”的水准又再次回落。
到了2013年,刚逃出玛雅世界末日诅咒的中国人,被一场真正的末日雾霾吞噬。这一年,北京发布了中国气象历史上第一个雾霾橙色预警,后来这成了北方城市每个冬春之季的日常。厚德载雾,自强不吸,勤劳勇敢的中国人开始了一段与天斗,其乐无穷的征程。
雾霾中的主要成分为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颗粒,他们的名字叫做PM100(总悬浮颗粒物)、PM10(可吸入颗粒物)和PM2.5(可入肺颗粒物)。尤其是PM10,当吸入的微粒累计到了一定程度,为了将它们排除体外,就会造成大量的痰在呼吸道内淤积,也就是人们感觉痰会变多的原因。
比起吐痰排出颗粒,被毁掉的肺才是多痰的关键。与PM10相比,可吸入肺的颗粒物PM2.5已经不是吐痰就能解决的了,长期吸入会导致肺部和呼吸道的严重感染。重污染期间,也就是PM2.5日均浓度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二级标准限值75µg/m3基础上,每升高10µg/m3,将会造成北京市常住居民早逝增加8例,呼吸系统住院增加41例,急性支气管患病增加396例,哮喘患病增加299例。而这一系列疾病的共同症状,就是咳痰。
2017年,中国的肺癌发病率上升到80万例,占到全球的40%。按照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所(IARC)得出结论,受污染空气及颗粒物与香烟一样被列为导致肺癌的原因。
国家让我们做个文明的人,但空气让我们做不了健康的人。
中国特色型烟民
如果说肮脏的空气让中国人被动陷入了痰多的困境,那中国烟民们就是主动选择了用吐痰开启每一天。
中国目前烟民数量3.01亿,大概占了世界吸烟者总数的30%,毫无争议的排在第一,但中国只有3亿人随地吐痰吗?远远不止,3亿烟民的背后是7.4亿饱受二手烟折磨的不吸烟者。
据2010年全球成年人烟草调查,在中国90%的餐厅存在室内吸烟的情况,室内吸烟者的PM2.5暴露水平可高达630µg/m3。坐在附近吸二手烟的人的暴露浓度可达160。相比之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24小时暴露限值是25µg/m3。
经常暴露在二手烟环境的后果就是:在中国,有近190万非吸烟者因被动吸烟所致的慢性阻塞性肺炎而死亡。美国的公共健康报告也显示,一直暴露于二手烟的非吸烟者患各类呼吸道疾病的风险是无暴露者的1.72倍。3.01亿加上7.4亿,也就是有十多亿的中国人都生活在烟雾缭绕的环境里,饱受痰多的苦恼。
全世界人民都吸烟,为什么中国烟民的痰这么多?
在2003年之前,中国烟的焦油量达到了惊人的27.7mg/支,是同期欧美的2-3倍。焦油,是卷烟中的烟草和其他成分燃烧后的产物,含有16种致癌物质、4000-5000种化学成分。而这些化学物质能直接刺激气管、支气管粘膜,抑制肺里纤毛的运动。
纤毛就是我们肺里的小扫帚,它们有规律地不停摆动,把肺里的烟雾、颗粒、细菌逐一扫出。但烟民的肺不一样,抽烟会让这些组织逐渐脱落,无法完成正常的工作,焦油量越高,对于呼吸道的刺激也就越大,相应的痰也就越多。
直到今天,中国烟民常抽的烟焦油含量已经下降了很多,普遍在10-13mg/支,依然高于美国(6-8mg/支)、日本(6.6mg/支),其中的一大原因就在于低焦油在中国的市场小。
中国人喜欢抽烤烟,也就是常见的玉溪、黄鹤楼、中华等等,按2015年的数据,中国烤烟的产量占了全球范围的52%。而像是以万宝路为代表的外国烟,大都是混合型,也就是香料和几种烟草混在一起,焦油量是低一些,但抽起来感觉就没那么“纯”。这就是你爸常说“外国烟不带劲儿”的原因。
随地吐痰的问题,更是宽松不作为的控烟政策带来的恶果。2003年,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签订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这个公约一拖就是四年,直到世卫组织向中国正式发出督促才不得不成立了履约小组。只不过这小组成员之一就是专门卖烟的中国烟草总公司。直到今天,中国依然属于公约生效后无国家级立法的国家之一。有数据表明从2006年到2013年中国卷烟产量增长了26.6%,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控烟效果不佳。
吐痰事小,控烟事大,这场严重发作的拖延症背后还是利益。烟草公司为祖国建设交了多少税并没有详细数据,但可以简单做个推断。2017年阿里系交了366亿税,但在浙江只能排个第二,老大是浙江中烟公司。另一方面,早在2015年,光是云南红塔烟草集团交税额就超过了400亿元,几乎是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半壁江山。
从民国禁痰至今将近一百年过去了,尽管很多中国人在意识上知道吐痰不文明,可在身体上无法克制吐痰的本能。在中国,与其在无休无止的文明城市建设里让红袖章的老阿姨上街罚款,不如切实想想,哽在喉头的这口痰到底该怎么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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