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令人不安的10大悖论，如何突破悖论

编/神州日知 喁喁文/维克托·汉森

本文译自胡佛研究所，英文标题：“Ten Paradoxes Of Our Age”（6月6日），作者维克托·汉森，古典学家、军事史专家、胡佛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21世纪正在提醒我们一些令人不安的事实。

在国外，中国重商主义的崛起，伊朗、朝鲜核武器的幽灵，欧盟的紧张局势，陷于僵化的巴勒斯坦问题，大规模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复活，围绕这些问题的争论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教训。

在美国国内，同样富有教益的是奥巴马精致的进步主义与特朗普粗野的保守主义的奇怪地并存。

以下是从目前争论中得出的10条要义。

1

消费资本主义的繁荣并不一定会催生宪政。

长期来看，更多的经济增长可能会增进个人自由，但可能还需要一些先存条件或持续的政治改革，才能从经济自由化中持续获益。

2

曾经的拥核国家并不意味着一直是拥核国家。

南非与乌克兰大概都曾拥有核武器，而经过权衡利弊，他们都放弃或至少是取消了核计划。

在国际制裁和禁运之下，朝鲜很可能会退回石器时代，但也有可能最终放弃核弹道导弹。

大多数反西方的拥核政权或有核抱负的政权，都需要结交可以利用的庇护国，或者这些国家本身经济脆弱，又或者需要金钱来平息民怨。

过去，我们没能阻止朝鲜获得核弹道导弹，我们缺乏的并不是能力，而是意志力。

伊朗的核抱负出于同样的算计。

伊朗同样张牙舞爪、气焰嚣张——但这并非源自其实力强大，而是出于对自身脆弱经济的恐慌；

伊朗的核资助国俄罗斯或者朝鲜都可能迫于压力不再向其提供技术援助；

此外，它也受困于国内不满的民众。

伊朗和朝鲜都不想看到亲西方的埃及、日本、沙特、韩国发展核武以获得地区威慑力。

3

欧盟已经意识到，把一个成功的共同市场、有效的自由贸易和旅行区改造为一个泛欧洲民族国家的努力已经陷入危机。

英国的脱欧、南北欧之间的财政紧张，东西欧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对一个侵略性德国再度复活的隐忧都在撕裂欧盟。

欧盟的超国家政权很可能会被证明和拿破仑试图建立的“大陆体制”一样失败。

这样的乌托邦式追求总是需要一定程度的强制，这与国家主权和民主相悖；

需要一定程度的言论审查，这与西方言论自由相悖，这需要一群务实的社会工程师（ 注释：social engineers，原文如此，保守主义者一般不用社会工程师这种提法，建构理性主义色彩太浓），类似于当年建立欧共体的前辈那样，而不是像如今布鲁塞尔的那些傲慢而好夸夸其谈的官僚和野心家。

4

背井离乡、逃到西方国家的非西方人——尤其是大规模的非法移民——他们的人数越多，就越是讽刺性地在新国家复制他们试图逃离的文化环境。

自远古以来，所有的移民都会对母国自然而然地患上精神分裂——他们会把自己抽象的原籍国浪漫化，同时，又在新家园获得解脱，因为这里不像他们抛弃的老家那样糟糕。

但是，欧洲在同化和整合移民以及族际通婚问题上表现得特别无能，中东移民也都非常不愿意信奉欧洲的世俗主义和个人自由。

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会酿成悲剧。 

5

在19世纪和20世纪，德国的邻国都害怕其武力、扩张主义和统一计划，以及它失败后的暴怒和复仇意志。

现在，德国的朋友和盟国再次表达了这种焦虑。

中欧和东欧人民反对德国的开放边境政策，以及对非法移民的若无其事。

德国的邻国都为其强制性的绿色能源方案感到困惑，同时德国在负债的南欧国家强力推行紧缩政策也正在欧洲引发分裂。

2018年的德国并不像1946年或1989年那样，但是民调常常显示德国是最反美的欧洲国家。

6

中东不是世界地缘政治上的中心。

再搞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将会荒谬绝伦。

真正的危机不是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的紧张局势，而是以色列及其阿拉伯邻国对正在崛起的波斯什叶派势力的恐惧。

美国不再那么顾虑中东石油对它的影响。

巴勒斯坦貌似已经把他们的受害者形象、恐怖袭击和起义玩过头；

慢慢地，西方国家会一致认为让巴勒斯坦在约旦河西岸建成一个繁荣民族国家的观点已经过时。

如果从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就被视为难民的巴勒斯坦人至今依旧被当成难民，那么，现代的苏台德人、东普鲁士人、俄罗斯哥萨克人、伏尔加德意志人、东南亚人、匈牙利人和大中东地区的犹太人也都是难民了。

7

西方文明面临的重大直接危险不是饥饿、全球变暖、不平等或者宗教原教旨主义，而是肥胖、消费文化、乌托邦和平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生育率下降、危及言论自由的政治正确、无力保护边境以及无力创造一个根植于西方价值观的共同文化、失去对超验精神的信念以及缺乏对传统、习俗的尊重。

如今，西方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澳大利亚人、加拿大人、欧洲人、美国人日益失去为西方价值观——正是这种价值观解释了为何会有成群的移民来到他们的国家——辩护的能力，而是即使他们能够为之发声，他们也觉得不应该这么做了。

8

现代立宪和新闻自由的巨大危险，不是来自于愚蠢而易于辨识的右翼种族主义和装腔作势的法西斯分子，而是正如乔治·奥威尔所预见的，来自巧舌如簧的社会空想家。

同样危险的还有对他们俯首帖耳的媒体界，后者阴险地宽容“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唱着平等、正义、公平的高调滥用权力。

那些理应为侵蚀我们自由负责的，将不太可能是那些戴着墨镜和肩章的双下巴的将军们，而是那些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讲着动听的历史决定论和美好乌托邦故事的人。

对于民主政体而言，没有什么比一个相信自己是社会正义代理人、甘愿放弃自治、并为了获取奉承轻易放弃独立性的媒体更加危险。

9

在西方宪政国家，的施政方向应该以经济增长为目标，诸如3%的年GDP增长、低于4%的失业率和中产阶层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不是补贴、官僚规模和管制条例的增长。

中同情心泛滥的那些人经常事与愿违；

那些极少提及同情的私营部门却常常能帮到别人。

一份好工作才是美好人生的源头，而福利不是。

10

粗野在大众政治中从来不受欢迎，正如我们如今在欧洲和美国所见。

但如果短暂的粗野能够瓦解破坏性的繁文缛节，并且是符合宪法的，那么，这样的粗野对于精致的制度化平庸也是一种可接受的解药。

有时候，确保美国黑人失业率低于6%、并让传统上被忽略的求职者获得雇主的青睐才是美国黑人确实命贵的最佳证明。

每年3%的经济增长经常引出最低工资法是否有用的争论——当雇主绝望地寻找新工人时，他们会很乐意涨工资，尽管当命令他们涨工资而他们又不太需要新工人时他们并不情愿。

现在西方世界处于混乱之中，主要是因为人们亲眼所见的事实与统治阶级为了达到所谓更大的善而强加给人们的“事实”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

结果便是精神分裂，就像苏联帝国崩溃前夕人们所见，那儿没有人相信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实与媒体和所报道的事实有丝毫关联。

特朗普主义和欧洲的民众运动都只是症状而已，真正的病根在于：统治精英所说的真相常常是谎言。

1994年，英国学者查尔斯·汉迪也具体解释了当代9大悖论，即“空雨衣”宿命的来源。

查尔斯·汉迪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公园看到一座“无言”雕塑，主体是一件笔直挺立的青铜寓意，里边空无一物。

他认为，“空雨衣”象征着当代人直接面对的悖论（或者说传递出一种隐喻）。

即人们不甘于工具化、符号化，不愿意成为一个个宏大计划、愿景中的“空雨衣”，却很难摆脱这样的宿命。

这些判断写于1994年，足证查尔斯·汉迪的洞察眼光。

这9大悖论是：

获取应用知识与诀窍的能力，成为新的财富来源，但智力本身非常难以衡量，又具有高附着性、高流失性、高复杂性；

工作效率被不断加码，许多企业大量裁减全职工作者，并以兼职者替代，而这反过来使得人们越来越难以积聚工作热情，越来越无聊；

不计价的（义务、免费、协作）工作推动了经济增长，而与之同时，计价的工作却越来越少；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工作效率提高了，剩余时间按理说应当变得更多。

但事实上，除了失业者，无论是全职工作者还是各种兼职者，工作时间都变得越来越长。

而且，所谓的弹性工作制所带来的，其实是个“坑”，上班族离开工作场所后的主要时间，也被用来加班。

所以，休闲反而变得越来越稀缺了。

出生率降低、平均寿命延长的情况下，消费群体的购买力会在增长到一个临界数值之后，逐步下降。

组织既要适应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实施差异化战略，但因为管理体系的精简，又必须致力于整合。

组织既要满足大众市场的需求，也不能放过一个个小商机。

……

突破悖论、回避悖论，是不可能的。

但适应悖论，也不是那么容易。

查尔斯·汉迪在当时就意识到，新的时代，我们必须要学会接受“相互矛盾、‘同一时间背道而驰的事物’”。

比如，工作的价码不是极高就是零——如果你是大师，就能攫取细分领域中的利益分配大多数，反过来，你要是很平庸，你的工作迟早会被免费化的行动所取代。

那么，如何应对悖论？

将字母S扭转90度，呈现出的曲线，是一般事物的发展形态：最初缓慢尝试，经过颠簸、曲折、下滑后，迈向巅峰，最终盛极而衰。

查尔斯·汉迪认为，如果能够从第一条S型曲线上升到巅峰的端点，就接驳第二条S型曲线，就能够极大的延长组织、事物的生命周期。

当然，两条、多条S型曲线的搭接，从来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组织在业务盈利水平最高的情况启动改革，还要大幅度的调整业务模式和人员体系，阻力可想而知。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应用“甜甜圈原理”，可以避免管制过头、呆板僵化，同时又能防止松动、散漫。

查尔斯·汉迪在这本书里谈到的多项悖论，很显然无法动用直观式的、简单化的解决方法，无论是“中国式契约”、还是“日本式习惯”，表面上都体现为对冲突的竭力避免，却能够比较好的保留交谈、沟通的空间，在实在难以寻求共识的情况下创造出能够让双方、多方接受的共识基础。

而应对悖论的具体方法有，包括：双重公民身份、逆向授权的艺术、超越利润、新型企业、虚拟办公室、学习型社会、建立公平的积分卡等。

双重公民身份这一方法，是美国及欧洲一些国家，为巩固国家团结所建构的公民二元制国家认同。

比如，英国人既是英国公民，又分别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

为什么组织中，也需要应用这样的方法？

提出这一方法，凸显了查尔斯·汉迪的预见性。

而今的企业家和经营管理人员非常清楚，新生代员工对于企业的认同感往往十分薄弱，过去曾行之有效的品牌文化内容也被认为是过时的。

新生代员工有着自己的一套观念体系，如果强行要求其认同“过时的”企业精神，相反会触发强烈反感。

双重公民身份方法，可以有效的化解不同年龄层员工之间的文化理念差异，更加有助于寻找和创建共识。

逆向授权的艺术，强调着重于个人的权利与责任，需要因此破除组织领导者通常有意为之的神秘感、权威感，让企业变得更加灵活，员工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平等，以员工个人、小团队、流程团队等形式承接业务，并确保执行效率。

当然，像虚拟办公室等方法，经过近几十年的广泛推行，被证明存在突出的硬伤，也就是让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荡然无存，降低了团队协作的效能，更难以建立团队信任。

当然，无论是组织，还是组织中的个人，为了更好的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都需要更好的具备延续感、联结感和方向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