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是如何绞杀中国制造的
作者:宁南山
来源:宁南山(ID:ningnanshan2017)
这个世界很大,这个地球上人很多。
但是在通向发达国家的道路上,却是无比的空旷。
在2018年的世界,中国是唯一一个正在大步走向发达国家的国家。从中东的沙特,南亚的印度,非洲的南非,东南亚的泰国和马来西亚,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中亚的哈萨克斯坦,还是俄罗斯,不好意思,他们都不行。
成为发达国家,是如此的艰难,以至于虽然我们的前方就是发达国家,但是我们的身后,其实空无一人,并没有同行者。
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显得有点孤独。
为什么成为发达国家如此艰难?
在过去的50年,发达国家以外,真正算得上迈入发达经济体的,也就是亚洲四小龙和以色列。其中只有一个人口大国,那就是韩国。说韩国是人口大国,因为他人口过了五千万,对发达国家来说,虽然有点不适,但是感觉还好,日本+北美+澳新+西欧也有差不多八九亿人。
所以说,韩国的崛起,其实对西方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想八亿人突然多了五千万人进来,相当于增加了大约6%左右的体量。
中国就有点不一样了,五千万人也就是中国一个省的人口,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平均人口是4484万人,这是不得了的数字。
十四亿人,全部进入发达国家,那是很要命的,这个体量比现有发达国家之和还要大,将会完完全全的改变发达国家的面貌。
改变发达国家的什么面貌呢?
首先在种族上,是黄种人取代白种人获得优势地位。
发达国家目前以西方白人国家为核心,西方以外的两大发达国家,日本和韩国,日韩为首的黄种人发达经济体,人口合计才1.8亿人,按照经济总量计算,在发达国家中的占比更低,因此黄种人在发达国家里面是边缘族群。
我们一说发达国家,脑海里首先浮现的是白人的面孔。而14亿中国人的进入,将会改变发达国家的种族力量对比,发达国家60%的人口将变成黄种人,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中,黄种人对白人会获得1.5:1的优势。
其次是在控制权上,西方控制权将大大衰落并向中国转移。
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权,也是在西方白人的手里。比如,在日韩领土上驻扎着军队,事实上控制着日韩的经济发展,影响着两国的势。
而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都是独立国家,并不受西方人控制,对西方人来说,以往的日本,四小龙和以色列,都是受控的进入发达国家大门,而中国是第一个不受控制的发达国家敲门者,是门口的野蛮人。
第三、发达国家的文化和文明内涵将会彻底被改变
中国不仅人多,而且还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的文明比西方优越。中国以人为核心的“人定胜天,自强不息”文化,和西方以神为核心的拜神宗教文化,可以说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内核。
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和西方历史传说上同样是遭遇大洪水,中国的故事的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西方的故事是诺亚方舟。以至于中国网络上据此流传着“华夏男儿--亚伯拉罕废物”的段子,更进一步衍生出了诸如“太祖男儿—杜鲁门废物” “共产男儿-资本废物”各种段子。
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发达国家白人是不愿意接受从文明,种族和控制权的地位都被夺走。所以绞杀中国制造,阻止中国和中国企业崛起,是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企业保持自己地位的必然选择,尤其是实力最强的美国和实力第二强的日本,他们最不能接受中国崛起。
最近的中兴事件,想必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
中兴事件之后,中国商务部在回应记者问题时说,已经收到美方希望来华就经贸问题进行磋商的信息,对此表示欢迎。
同时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未来几天内美国代表将在未来数日率领代表团前往中国就贸易问题进行磋商。
事情就是这么的有趣,美国人一边说我想来和你谈一谈解决问题,一边又开始调查华为。
所以北京会谈就非常关键了,双方既然都想坐下来谈,说明内心还是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是能够坐下来谈,不代表最后就谈得拢。
2003年的9月,同样是美国长访华,当时的美国财长斯诺的目的就是想让中国实现人民币升值,认为中国长时间从8.28的汇率中获得了好处。某种意义上,美国人这种要求和让日本人签订广场协议其实没太大区别。
当时的中国是果断的拒绝了美方的要求,所以那一次双方就是没有谈成的。当然后面是美方继续不断施压,中国终于在2005年7月主动让人民币升值,只不过中国采取了渐进式的缓缓的形式。这一次的谈判,如果美方的诉求只是要求减少对华逆差还好说,中国可以多买你的天然气,农产品什么的平衡一下,就怕美方有更多的其他要求。
什么是其他要求呢?其实就是想打击中国制造2025,当然明面上肯定不会这样说,美国人都是说要保护知识产权,同时指责中国搞贸易保护和补贴之类的。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中国制造业的围剿,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手段:
1、对中国最好的企业进行收购和入股
中国最大的空调企业格力
中国最大的工程机械企业徐工
中国最大的果汁企业汇源
中国最大的碱性电池制造商南孚
中国最大的啤酒公司雪花,金威,青啤,哈啤,重庆啤酒等;
中国最大的厨房小家电企业苏泊尔电器;
其他还有哇哈哈,中华牙膏,小护士,美加净,大宝,新飞冰箱等,
都遭遇过外资收购,他们中有的在国内的反收购浪潮中得以保存,最典型的是格力,当年度过收购危机之后如今大放异彩。
有的只是出售了部分股权,有的则彻底被收购变成完全的外资,甚至有的品牌出售后,就彻底的消失在历史长河里面。
我们不是盲目的排斥外资入股中国公司,但是必须要重视对核心资产的保护,美国和日本在这方面,就做的非常好。
2015年7月,媒体报道中国紫光以230亿美元向美国美光公司提出收购要约,到2016年1月就被美国人断然拒绝,可以说美国人做出拒绝紫光收购的决定,是非常迅速的。
2016年12月,中国芯片投资基金(GrandChip)在一项声明中宣布,取消原定并购德国半导体设备制造商爱思强(Aixtron)的计划,原因是在美国那里审批失败。
2017年4月,日本东芝的存储器业务想出售,日本人毫不犹豫的把中国公司和中国资本排除在收购者以外。
2017年9月,特朗普签署执行公告,做FPGA芯片的莱迪思,也不卖给中国企业。
2017年9月,世界三大移动GPU公司之一的Imagination以5.5亿英镑卖给中资凯桥(CanyonBridge Capital Partners),但是其旗下的MIPS CPU业务却卖给了Tallwood Venure Capital,原因就是MIPS CPU业务包括所有的MIPSIP和专利,美国CFIUS不会审查同意。
2、通过知识产权诉讼精确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
发达国家由于拥有技术优势,同时在长时间发展中形成了完整的专利壁垒和专利保护法律,因此对后来者形成了巨大的障碍。在大公司,往往有专业法律人士数量庞大的法务部,它不仅可以起到保护自身知识产权不受侵犯,也同样可以成为打击对手的手段。
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微半导体,2004年,我国半导体设备技术专家,在全球最大半导体设备企业美国应用材料公司担任副总裁的尹志尧,辞去在应用材料的职务,回国创业。这对当时基本算是一片空白的中国半导体设备产业来说,是件大好事。
由于研发半导体制造设备需要较长时间,中微半导体在2004年之后,一直处于全力研发新设备的阶段,三年后的2007年10月,中微半导体研发出应用于65纳米至45纳米高端芯片生产的设备,大大提升了半导体生产设备国产化水平。
中微的产品才刚刚进入制造厂家试用,还没有开始正式的批量商业销售,就被美国应用材料公司在美国加州法院起诉,称中微使用了应用材料的商业机密开发了设备,要求停止侵权并且进行赔偿。
当时还没有正式形成销售收入的中微,不得不拿出费用聘请美国律师,同时在公司内部调拨人力应对在美国的跨国诉讼。
应用材料公司的指控也非常简单:
中微申请的两项专利应该归应用材料所有,因为这两项专利是任职中微的4名前雇员发明,其中包括中微董事长、创始人尹志尧,副总裁陈爱华。
根据诉状,美国应用材料的理由是这样的,尹志尧2004年辞去应用材料副总裁兼CTO前,一直管理蚀刻产品团队,参阅过公司“大量敏感信息和商业机密”。而陈爱华之前担任另一产品总经理,熟悉该领域大量专利技术。
美国应用材料还表示,当初与4人曾签订过协议,不仅要求其在任职期间所有专利所有权归应用材料。而且即使离开应用材料,1年内申请的专利也全部“假定为其受聘于应用材料期间所发明,所有权归应用材料”。
应用材料的诉讼,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商业策略手段,这场诉讼打了两年多,一直到2010年1月,双方才在上海和美国加州法院达成和解。这也说明应用材料公司对全球范围内新崛起的竞争对手,具有高度的警惕性。应用材料起诉中微,只是中微半导体成立14年来的诉讼战之一。
2009年,美国另外一家半导体生产设备厂家科林研发(lam research)就在台湾起诉中微侵权,中微积极反诉,最终证明对方专利无效。
中微在进入LED芯片制造的核心设备MOCVD领域之后,产量不断上升,2017年中微发货量甚至突破了100台,这是非常大的数字,2016年全球新增MOCVD数量才136台左右。中微不仅已经成为和美国Veeco并列的两家世界最大MOCVD设备制造商,而且在不断侵蚀Veeco的份额。
中微半导体,由于是美国归国人员创办,因此极为重视技术积累和专利,公司有专人研究专利和知识产权状况,保证公司使用技术能够避开现有专利的封锁,这其实需要高度的专利相关知识,因为各类专利千千万万,没有专门的技术功底根本无法看懂,同时很多又是只有英文文件,需要具备很强的检索能力和阅读能力,不然随时可能踩到陷阱。
即使是中微这样极为重视研发和技术能力的技术型公司,在过去的十几年,也同样遭到了来自国际巨头的多次诉讼,耗费了大量人力财力投入诉讼战。
华为进入美国和思科诉讼案
美国思科一直是全球路由器和交换机领域的全球霸主,在全球数据通信市场占有率一度接近70%。
而中国华为公司从1999年开始进入该领域,仅仅3年后的2002年,该公司在中国的路由器和交换机市场的占有率就已经直逼思科。不仅如此,2002年6月,华为还在美国亚特兰大举行的电信设备展上展出了其全系列的数据通信产品,不仅性能数据和思科相当,而且价格还大大低于思科同类产品,华为甚至还在美国媒体上刊登广告,广告语是“他们唯一的不同就是价格”。
同时2002年6月,华为成立了美国公司,当年华为在美国的销售额比2001年大幅增长了70%,思科产品竟然首次出现了份额下滑。2003年1月24日,思科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联邦法庭对华为提起诉讼。
思科提交的诉状长达77页,主要内容是指控华为在多款路由器和交换机中盗用了其源代码,指控还包括路由器和交换机命令接口等软件侵犯了思科拥有的至少5项专利。指控涉及的专利、版权、不正当竞争、商业秘密等罪名高达21项。这是思科17年来首次主动提起诉讼,也是华为成立15年来首次被外国企业起诉。
不仅如此,思科更是进行广告投放进行大肆宣传,对媒体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在诉讼开始时,美国舆论几乎一致认定华为窃取了思科的东西,美国几家最著名的财经媒体对华为侵权做出了肯定性报道,还有媒体怀疑华为具有军方背景。
华为向美国方面开放了VRP平台的源代码用于比对,第三方分析人员没有一个是中国人,包括斯坦福大学教授数据通讯专家Dennis Allison在内,对思科IOS和华为的VRP平台新旧两个版本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是:华为的VRP平台有200万行源代码,而思科的IOS则用了2000万行,其中华为VRP旧平台中仅有1.9%与思科的私有协议有关。
同时在思科提出的8大类21项指控相关的2000多条源代码中并没有发现华为对思科的侵权。
2003年3月20日,华为和3Com的合资公司宣告成立,共同经营数据通信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这是思科与华为诉讼案中的转折点。
时任3Com公司CEO的克拉夫林随后出庭作证表示,华为的技术和实力是值得信赖的。事实上,在成立合资公司之前,3Com对华为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正因为信任才决定合资合作。
此后,在双方反复举证,并进行过两次听证会后:
2003年6月7日,法庭驳回了思科申请下令禁售华为产品等请求,拒绝了思科提出的禁止华为使用与思科操作软件类似的命令行程序。但又颁布了有限禁令:即华为停止使用有争议的路由器软件源代码、操作界面及在线帮助文件等。
2003年10月1日,双方律师对源代码的比对工作结束,事实证明,华为并没有侵权。2004年7月末,思科与华为达成最终和解协议。华为并没有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但华为已经同意修改其命令行界面、用户手册、帮助界面和部分源代码,以消除思科公司的疑虑。
华为、思科、3Com公司向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区法院马歇尔分院提交终止诉讼的申请,法院据此签发法令,终止思科对华为的诉讼,最终全部解决了该起知识产权案件的争议。同时思科今后不得再就此案提起诉讼或者就相同事由提起诉讼。
华为和思科诉讼案,在2003年的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新闻之一,不亚于今天的中美贸易战和美国制裁中兴案,在思科宣布起诉华为之后,短短几天内中国互联网上各种关于此案件的评论文章就有数千篇。
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这类诉讼不胜枚举,即使你完全没有侵犯知识产权,也不得不为之付出巨大代价。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可以保护创新,另一方面也成为了先进者打压后来者的工具。
3、运用国家形式,直接禁止中国进入美国和投资美国高科技企业
华为无法进入美国已经尽人皆知了,2018年4月18日,在深圳的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轮值CEO徐直军是这样回答关于美国的问题的。
分析师问:我很关心最近在美国发生的贸易壁垒,之前华为和AT T的合作也流产了。您如何看待和评价美国现在商业环境包括今天中兴再次遭遇美国禁令的事件?
徐直军:中美之间发生了很多故事。中美之间问题不是我在这里能说清楚,可以解决的。
关于华为在美国定位,历年来大家都会关注这个问题,我每次说的很清楚。公司在各种场合也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和定位。这一次我也没有更多新的信息。
作为华为,还是聚焦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不管遇到啥困难,更加服务好客户,才能长期生存和发展。有些事情不是我们意志为转移的,与其你无法左右,还不如不去理它,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服务好自己的客户,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打造更好的产品,满足客户的需求。
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轻松。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市场之一,华为只做美国以外的市场,就在2017年做到了900亿美元,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不仅如此,美国不只是禁止中国在美国销售高科技产品,同时还准备限制中国在美国进行高科技投资,据彭博社和《金融时报》报道,当地时间2018年4月19日,负责监管国际市场与投资策略的美国助理财长希思·塔博特(Heath Tarbert)在2018国际金融协会华盛顿政策峰会上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来限制中国在美国涉及敏感科技行业的投资。其中包括半导体以及5G无线通信技术。
4、动用国家力量,直接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
除了1996年的《瓦森纳协定》限制出口军用以及军民两用物资以外,以2015年为例,美国就禁止向中国的超级计算机出口芯片。2015年4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决定禁止向中国4家国家超级计算机机构出售“至强”(XEON)芯片。
在此之前,美国商务部在2月18日发表的公告称,使用了两款英特尔微处理器芯片的天河二号系统和早先的天河一号A系统,“被认为是用于核爆炸活动。”
此次被禁运的4家机构分别是国家超级计算长沙中心、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和国防科技大学,它们被美国列入“坚持违背美国国家安全或者外交利益的实体名单”。
不过到2017年底,中国已经使用国产芯片对英特尔的芯片进行替换。以运算速度全球第二的“天河二号”为例,到2017年美国已经禁止对中国出售的Xeon Phi加速器,但到2017年底,“天河二号”就使用全新的国产Matrix 2000加速器,替换原有的Intel加速器。
实际上,美国人的对华出口管制清单远远不只是超算芯片,目前的中美贸易战,我国很多网友说,光看双方互相征收关税的货物清单,感觉中国是工业国,美国是农业国,其实不然,美国自我设置限制不对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而已。
5、运用技术优势收取不合理专利费用和获取不合理权益。
其实给专利付费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利用技术优势地位获取不正当利益,就会极大的打击后来者的进步,典型的就是高通税。
我国是世界手机设计和生产大国,2017年高通2017财年产生的223亿美元收入中,65%来自中国,而在2016年财年这个数字还是57%。因此仅仅2017年高通从我国获取了145亿美元的销售额,相当于超过970亿人民币。
2015年2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以下简称“发改委”)宣布对高通处以人民币60.88亿元罚款,相当于高通2013年度我国市场销售额8%的罚款,我们看下理由是什么:
经调查取证和分析论证,高通公司在CDMA、WCDMA、LTE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和基带芯片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了以下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一是收取不公平的高价专利许可费。高通公司对我国企业进行专利许可时拒绝提供专利清单,过期专利一直包含在专利组合中并收取许可费。
同时,高通公司要求我国被许可人将持有的相关专利向其进行免费反向许可,拒绝在许可费中抵扣反向许可的专利价值或提供其他对价。此外,对于曾被迫接受非标准必要专利一揽子许可的我国被许可人,高通公司在坚持较高许可费率的同时,按整机批发净售价收取专利许可费。这些因素的结合导致许可费过高。”
这个第一条,就有三个条款:
一个是就是搞专利捆绑销售,过期的专利也捆绑在专利中一起销售,而这种过期专利应该是免费的,高通却拿来收费。
一个是更为恶劣的是反向许可条款,也就是说,华为,中兴,联想,小米等手机厂家的无线通信专利,免费的无偿的许可给高通使用,并且拒绝抵扣专利价值,这完全漠视和侵犯了手机公司的知识产权。
另外一个是按照整机批发净售价收取专利许可,什么意思呢?一部小米手机,售价1000元,高通按照5%的比例收取50元,如果小米通过自己的营销手段和技术进步,卖到了1200元,尽管高通授权的专利没有变化,对小米手机售价的提高没有贡献,高通依然是按照5%的比例收取60元。
还有就是,高通的专利只是涉及到部分零部件,却按照整机的售价收费,这也是非常不合理的,这等于攫取了其他零部件厂家的创新成果。
二是没有正当理由搭售非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在专利许可中,高通公司不将性质不同的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与非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进行区分并分别对外许可,而是利用在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市场的支配地位,没有正当理由将非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进行搭售,我国部分被许可人被迫从高通公司获得非无线通信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这一条也是同样,并不是无线专利,却强迫手机厂家搭售购买,而这些专利对手机厂家毫无意义。
三是在基带芯片销售中附加不合理条件。高通公司将签订和不挑战专利许可协议作为我国被许可人获得其基带芯片供应的条件。如果潜在被许可人未签订包含了以上不合理条款的专利许可协议,或者被许可人就专利许可协议产生争议并提起诉讼,高通公司均拒绝供应基带芯片。由于高通公司在基带芯片市场具有市场支配地位,我国被许可人对其基带芯片高度依赖,高通公司在基带芯片销售时附加不合理条件,使我国被许可人被迫接受不公平、不合理的专利许可条件。
简单的说就是,你如果不签署我的专利霸王条款,那我就基带芯片都不卖给你了,而高通的基带芯片在市场上占有统治地位。
中国发改委的整改措施,除了罚款,以及消除高通以上的霸王条款之外,最大的进步是高通在中国只能按照整机批发净售价的65%收取专利许可费,这大大的降低了我国手机企业的负担,这也是高通在全球首次改变其收费规则。
高通的收费有多贵,大家可能感受不到,2015年高通和发改委达成协议的收费规则是这样的:
3G设备(包括3G/4G多模设备)收取5%的许可费,对包括3模LTE-TDD在内的4G设备如不实施CDMA或WCDMA则收取3.5%的许可费,在上述每种情况中许可费基数为设备净售价的65%。
简单的说,3G手机1000元,按照650元收取5%,也即是32.5元。4G手机,只要不支持3G的CDMA和WCDMA(一般都不实施)收取3.5%,2000元的手机按照1300元收取3.5%,就是45.5元。
大家可以算下,你买了一部3000元的OPPO或者小米手机,支付了多少钱给高通。
当然,总的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中国手机公司在无线专利方面不断进步,高通税是在不断退坡,3G手机按照5%,4G手机按照3.5%征收,总体的税率在降低。
另外随着中国手机厂家的实力上升,对现有专利费率也还是不满意,2017年11月就传出消息,华为暂停向高通支付专利授权费。
不只是华为,全球手机研发实力最强的苹果和三星,也在和高通重新谈判专利许可费率。
6、通过合资控制中国企业发展
合资并不意味着就是吃亏,但是合资往往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会有双赢。
作为最大工业产业的汽车产业就是个典型,当年我国共和国汽车工业的次子二汽,坚定走合资的路,甚至解散了自己的研发中心,结果该研发中心不少工程师被当时还在艰苦创业的奇瑞公司招致麾下,结果短短几年时间就开发出了东方之子,QQ等奇瑞旗下的著名车型。
一直到2018年,我国几大国有汽车集团,其主要利润来源仍然是合资企业。设立合资企业,是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利益分享的方式,和中国主要企业进行利益捆绑,同时让对方将资源投入到合资企业,将骨干人才调入合资公司以获取利润,减弱其自主开发技术和自主发展的动力和能力,控制对方在自己的框架内发展,可以有效地掌握其发展节奏。
合资公司某种意义上,就是一场婚姻,看合资公司会不会成功,一定要看双方是不是势均力敌。我国汽车工业集团当年在技术和管理处于绝对弱势的情况下和外方合资,理论上说是市场换技术,但是就单个国有汽车集团而言,根本无法实现对市场的控制,也就是市场这张牌并没有在自己手里,而同时自己在技术,管理水平和质量管控上又大大弱于外方合资对象,直接导致在合资企业失去话语权。
相反我国高铁为什么搞合资,就是成功案例?
当年长春客车和阿尔斯通,川崎和南车,庞巴迪和青岛四方,西门子和唐山机车合作,单看我国四大机车厂任何一家,都是没有对市场的掌控能力的。
但是就是因为有铁道部进行统一统筹,整个中国市场被中方牢牢掌控,我国高速列车技术能力当时远远弱于外方的情况下,却掌握了主动权,成为了强者,结果外方不得不进行了技术和制造工艺的转让。
再强调一次,和外方建立合资公司,一定要看双方是不是近似于势均力敌,这就跟国与国,人与人的交往是一样,如果双方是强者和弱者的关系,那么弱者的利益能不能保证,基本上就是看强者的态度了。
合资公司里面,强者一定会占据主导权,同时也会获得更大的利益,除此之外,合资公司甚至还成了发达国家阻碍中国自主产业发展的一种手段。
2005年下半年,在深圳的支持下,深受进口面板制约之痛的创维、TCL、康佳、长虹等四家彩电巨头,计划合资在深圳建设6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但在向外国企业寻求技术支持时,或者干脆被拒绝,或者被索要巨额技术转让费。
于是他们主动找到了京东方,双方各占40%的股份,再加上深超公司(代表深圳)占股20%,组建了深圳聚龙光电公司(注册资本800万元)。深圳也表示愿意提供77亿元的资金支持。
为了支持聚龙计划,京东方立刻就组建了数百人的技术团队。但是就在聚龙计划的消息传出来后,日本夏普于2006年6月主动向深圳方面提出建设一条7.5代线的计划,深圳和四大彩电巨头都产生了动摇。而长虹干脆撤出去做等离子(PDP)了,京东方则被晾在一边。而之后夏普又违背了承诺,要求在控股的情况下转让技术,导致谈判到2007年9月终止。这直接导致深圳的显示面板生产工厂计划向后推迟了两年。
7、高价设备和原材料销售
典型的就是光伏产业。
光伏产业,目前中国已经占据了世界的压倒性份额,光伏产业链各环节生产规模全球占比均超过50%,继续保持全球首位。
生产光伏组件的生产设备,曾经长期把持在欧美发达国家企业当中,在2006年,中国企业要想搭建完整的一条100MW光伏产品生产线,只能向发达国家企业购买,费用高达1.6亿元-2亿元。
不仅是生产设备,发达国家还通过高昂的原材料,零部件价格,从中国制造业攫取大量利润,同时也抬高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中国公司产品的竞争力。
要打破这个局面,中国只能搞自主研发,到了2016年,光伏生产设备行业十种主要的生产设备,已经有七种实现了国产化,而这时,2016年,一条100MW生产线的工艺设备的投资,仅需要6000万元左右。由此可见,国外设备商从中国公司身上攫取了多少利润。
我们当年说,中国光伏产业崛起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曾经经历过两头在外,什么是两头在外呢?
一边是关键的昂贵的原材料和设备需要从国外采购,另一方面主要的市场又在以欧洲为主的国家,导致我国一边要进口昂贵的进口设备和原材料零部件,同时为了进入欧洲市场,还要花费大量资金进行相关的测试,认证。
做过海外客户出口的都知道,国外客户很多都有自己的“个性认证”和“测试”要求,这养活了一大批海外的测试和认证机构。
我曾经接待过的一个英国老头,就来自一个英国的认证机构,到了深圳和上海我陪着好吃好喝招待,之后他就带着一个二十多岁的中国女孩子去海南岛度假了。
中国制造,真的是无数人通过艰苦奋斗才做起来的。
8、生态的控制封锁
最为典型的就是IT领域的windows+Intel体系和ARM+安卓/IOS体系,发达国家企业通过先发技术优势,形成了强大的生态系统,让后来者的自主研发丧失了市场需求,变得无利可图。
在中国,比如阿里巴巴通过在西方生态体系中赚取了利润,投入自主研发,今天阿里云计算的数据库Oceanbase,云操作系统飞天,以及2017年整合发布的物联网操作系统AliOS(前身是YunOS),都在逐渐摆脱西方生态体系开始实现自主化。
上汽荣威和雪铁龙发布的电动汽车,都使用的是阿里的端操作系统AliOS。华为也同样发布了自己的物联网操作系统liteOS。操作系统,在桌面很难挑战windows,在移动端很难挑战安卓和iOS,但是在新兴的物联网领域,华为和阿里都发布了自己的操作系统,并且已经形成了销售额。
阿里巴巴在汽车行业布局最早,2016年7月发布的荣威RX5上搭载的互联网智能系统1.0,是由阿里和上汽组建的合资公司斑马智行提供,底层系统基于AliOS。直到2018年3月,荣威RX5月销量仍然高达22065辆。
9、贸易战关税打压
美国人2018年3月23日签署的备忘录,直接就是面向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领域进行征税,税率预计为25%,这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为什么呢,以前美国只是禁止华为进入美国市场,华为的主力产品是通信设备,因此美国封锁华为,其实只是封锁了中国的一项高科技产品不能进入美国市场。
而贸易战对准的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领域,意味着中国公司被封锁的范围从华为开始远远的被扩大,这大大超过了对华为封锁对中国的影响。
中兴被制裁,在国内被认为是蠢,没有诚信,不守规矩,其实以美国人发动贸易战对中国500亿美元的高科技产品征税为例,中国这些领域的公司,总没有违反美国法律吧,照样被毫无理由的进行精确打击,所以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想找借口找理由真的很容易,即使没有理由没有借口,也照样可以打击你。
10、直接精确制裁
这次的中兴就是最为典型的案例。
为什么美国这次对准中兴不放,因为在通信设备领域,中兴已经取得了胜利,目前处于穷追猛打的阶段。全球四强,华为和中兴在不断上升,而爱立信和诺西则处于节节败退的境地。
4月27日晚间,中兴通讯(000063,SZ)发布的一季报显示,公司今年一季度营收为288.80亿元,同比增长12.1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16.87亿元,同比增39.01%。中兴宣布该财报没有考虑拒绝令的影响,将会发布基于拒绝令影响的财报。可以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制裁,中兴今年第一季度的表现非常好。
我们再看看西方竞争对手的情况怎么样,瑞典电信设备制造商爱立信发布的该公司2018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净营收为434亿瑞典克朗(约合317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的478亿瑞典克朗下滑9%;净亏损为7.25亿瑞典克朗(约合5.29亿元人民币)。
此外,爱立信在今年第一季度还裁员超过3000人,事实上,自去年7月宣布重组以来,爱立信累计的裁员总数已接近1.8万人。
根据4月26日诺基亚发布的今年一季度财报显示,公司第一季度净销售额相比上年同期下降了8%,为49.2亿欧元,而去年同期为53.8亿欧元;净亏损1.88亿欧元,较上年同期的净亏损4.88亿欧元收窄61%。
华为和中兴按照这个趋势下去,正在走向逐渐垄断全球通信设备市场,这成为中国第一个也是优势最大的一个电子高科技产业,因此美国人选择中国的这两家主力企业针对性下手,是做了精心选择的。
以上是总结的是西方打压中国产业发展的十个手段,其实在这以外还有很多,比如商业间谍,高薪挖走核心人才,对华裔科学家判刑,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国是全球遭受此类调查最多的国家)等等。
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的围剿,而我们针对西方的收购,合资,诉讼,专利费,禁运,禁止投资,禁止进口,生态封锁,高价设备,贸易战关税,制裁等手段的反制就是反围剿。
这些围剿手段,可以说每一项都可能置中国企业于死地,也确实有大量中国企业在这中间倒下了。
随便可以举出一大堆例子:
在收购中大量民族品牌消失的日化产业,活力28,新飞冰箱,小护士…
在合资中一蹶不振的汽车自主品牌,就不说名字了…
在IT生态封锁中消失的方舟芯片,永中office…
手机品牌里面经营情况不好,却还要向高通缴纳高额专利费的魅族等….
中国制造的崛起,是在荆棘邻域杀出的一条血路,能有今天的成绩,是非常了不起的。
同时,我们也看到,在反围剿过程中,最大的共同经验,也是最有效手段,就是要独立自主,不管合资,收购股权,被制裁,生态封锁,关税,禁运还是其他,独立自主的拥有自己的技术永远都是最好的反击手段。
这也说明,手段是附着于基础力量之上才能发挥作用,不管对手的围剿手段如何千变万化,只需要加强技术,人才和资本三大基础力量,基础上去了,自主力量够强了,不管对方用什么手段,都可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