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山辟地的一代宗师—

没有似德彪西的粗犷胡须

没有如勋伯格般的深邃眼眶

似乎很难想象

这个带着圆框眼镜

不苟言笑的瘦弱“书生”

原来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开山辟地的一代宗师

▲中国第一支国人自组的西式管弦乐队（著名的“马褂乐队”），萧友梅任指挥。

当我们开启这场中国交响记忆的寻根之旅，溯源而上，才发现萧友梅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模糊的起点。他没有在历史的篇章里留下浓墨重彩，也没有在时空的隧道里留下难忘回响，他的声音，跨越百年而来，已然微弱。

然而他的一生可谓是我国近现代音乐由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缩影。

他像一壁山谷——为了回荡更多后来者的声音。

投石问路，精诚为开

《乐理教科书》萧友梅

作为中国近现代专业音乐教育事业的开拓者，萧友梅用尽毕生精诚之力，将发韧之功用在“投石问路”。

中国第一篇以音乐学为主题的博士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

第一首弦乐四重奏——《D大调弦乐四重奏》

第一首管弦乐曲——《哀悼进行曲》

第一首中国题材、中国风格的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

第一批原创的学校歌曲集——《今乐初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一至三册，

第一部实际应用于教学的西洋音乐史教材——《近世西洋音乐史纲》

第一本由国人自主编撰的和声学教材——《和声学》

第一本实际应用于专业音乐教育的中国音乐史教材——《旧乐沿革》

……

▲《哀悼进行曲》

萧友梅的许多创举，按现在的成功学标准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在毫无前车之鉴的情况下，萧友梅的每个“第一次”，都在中国音乐教育的那张大白纸画下一笔，而正是这大胆落下的一笔笔，为后人铺开音乐驰骋、交响百态的斑斓宏图。

简介：

《问》由萧友梅作曲，易韦斋作词。该作品创作于1921年左右，反映当时处在动荡不堪的军阀混战中的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彷徨。

《问》的创作借鉴了德国艺术歌曲的一些风格特点，这与作曲家多年在德求学的经历有关。

全曲音域只有九度，曲调十分优美。与同一时期产生的其他艺术歌曲相比较而言，显得更加通俗，非常适合广大的知识分子演唱，同时从思想内容上也恰当的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心声。

没有华丽的音乐语言和复杂的创作手法，而是用极其简练的材料，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歌曲以问句的形式开始，展开了对人生和生活的哲理性探索。

以舒缓的慢板、发散的音型、含蓄的律感唱出了对当时内忧外患、国家沉沦的忧虑感慨之情。

歌词：

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华年如水？你知道秋声添得几分憔悴？垂！垂！垂！垂！

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凉的泪？你想想呵！对！对！对！

你知道你是谁？你知道人生如蕊？你知道秋花开的为何沉醉？吹！吹！吹！吹！

你知道尘世的波澜有几种温良的类？你讲讲呵！脆！脆！脆

曲谱：

学贯中西，不忘初心

萧友梅(1884一1940)，字思鹤，又字雪朋，生在广东省香山(今中山)县的一个前清秀才家庭。五岁时随父亲移居澳门，与当时同住澳门的孙中山孙家往来甚密。幼时的他，从邻居家——一位葡萄牙传教士兼音乐家的家中第一次接触到西洋音乐，从此艳羡不已。

1902年，作为广州最早的新式学堂——时敏学堂的首届毕业生，萧友梅自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帝国音乐学校主攻钢琴、声乐等音乐课程。当时萧友梅十八岁，对于音乐演奏学习而言，已经算是 “大龄青年”，然而他并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学习课间之余，萧友梅为到日本的中国旅行团充当临时翻译兼导游，终于挣了足够的钱，买了他生平的第一架旧钢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当末代皇朝的丧钟准备敲响，正在日本留学的萧友梅与儿时玩伴再次重逢——恰逢孙中山从欧洲赴日本从事革命活动，萧友梅听到的不仅是一个熟悉的声音，更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召唤。

1906年，萧友梅由孙中山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且利用自己的留学生身份一直掩护着孙中山和廖仲恺在日本的革命活动，踌躇满志，等待着向封建统治的最后堡垒发起致命一击。

萧友梅甚至曾担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然而好景不长，临时大总统府很快不得不垮台解散，而未曾熄灭的是他熊熊的音乐梦想。1912年，在孙中山和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帮助下，萧友梅远赴德国深造。

▲1915年4月，萧友梅在波兰马铃薯田地上劳动

留德期间，萧友梅先就读于莱比锡大学和莱比锡音乐学院，后又到柏林大学和私立的施特恩音乐院听课。可以说他就是一个 “学霸”，经常把握各种机会向任课教师单独请教。

这是他当年的成绩单

用功程度:极好(sehrgut)

学习成绩:良好(gut)

道德操行:无懈可击(tadellos)

虽然他主修的是教育学及音乐理论，但音乐教育事业引起他的强烈关注，他看到中西音乐教育之间的巨大落差，于是广泛涉猎了从音乐表演、音乐创作、音乐理论到哲学、心理学、伦理学、音乐美学等科目，为日后回国从事中国音乐教育事业打下了决然坚实的基础。

▲萧友梅在德国留学期间

1916年，在德国音乐学泰斗胡戈·里曼的主持下，萧友梅以论文《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研究》(又名《中国古代乐器考》) 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为第一位以音乐学论文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在这篇洋洋洒洒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结语里，萧友梅表达了培养中国音乐人才的迫切愿望：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赤子之心，必有回响

1920年，当萧友梅终于学成回国，他开始在媒体积极发表文章，包括“什么是音乐?外国的音乐教育机关。什么是乐学?中国音乐教育不发达的原因”、“乐学研究法”、“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等文章，指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历代向无真正音乐教育机关之设立”。

经萧友梅建议，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22年改组为音乐传习所。他还组建当时中国大陆唯一一支由国人自组的西式管弦乐队。由他指挥多次演出，虽然人数不多，声部不齐，乐器不足，但它在当时北京中外文化人的心目中——

“就像是荒漠中的一片绿洲，甚至是中国新音乐的曙光”。

当时的北大教授徐志摩在课堂上讲起英国诗人济慈的“夜莺颂”时，就建议学生们：

下回萧友梅先生的音乐会要是有贝德花芬(贝多芬)的第六个沁芳南(The Pastoral Symphony)时，你们可以去听听，那里面有夜莺的歌声。好吧，我们只要能同意听音乐—自然和人为的—有时候可以使我们听出神。

▲1927年11月，在时任大学院院长蔡元培的支持下，萧友梅提议筹建的国立音乐院（上海国立音乐院正式开学，开启了中国第一个真正的“音乐教育机关”。

然而，在当时的学校运营如同披荆斩棘。在经费短缺、时局动荡、大敌当前、居无定所的困难境地中，萧友梅在该校先后担任教务主任、代院长、(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并亲自为学生授课，为将建设国内一流的高等音乐学府殚精竭虑。

▲萧友梅与李格当（1931年5月18日于音专）

他还不惜舌敝唇焦，借助报刊、书籍、广播等各种媒体，“言传音乐对于社会的积极意义，消除人们对音乐艺术的误解和成见。”在萧友梅看来，倡导音乐至少有儿个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是对国民道德上的影响：

一个家庭里头，如果有几个人爱音乐的，这个家庭就不至有赌博之患;一个社会里头如果爱音乐的团体多，别样坏风俗自然就可以减少了......我很盼望爱美的同志总要分一半精神来提倡音乐，方才可以讲提倡美育。

其次，他也希望音乐工作者能够多向大众介绍一些“沉雄壮健”的作品，

“借以振作中国人那种萎靡不振的暮气。”

▲萧友梅与女师大师生摄影

1940年初夏，时局愈加紧张，萧友梅本人因为长期操劳，肺结核病发作，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心系学生的萧友梅决定在学期中途提前举行毕业考试并发给文凭，以便：

“让音专高年级学生早日离校去参加抗日及教育工作。”

同年冬天，年仅56岁的萧友梅因疾病缠身，逝于上海。

当现在观众们坐在宽敞华丽的音乐厅，享受交响乐带来恢弘的共振时，分享音乐带来甜蜜的喜悦时，不知道是否还会想起中国音乐的洪荒历史里伫立一位西装革履、不苟言笑的年轻的留德博士，和他义无反顾踏上举步维艰的拓荒之路。

【参考文献】

[1]金桥：萧友梅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M]，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3；

[2]梁茂春：中国的第一首管弦乐——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J],《音乐研究》,2003；

[3]黄旭东：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的重要新发现——尘封69年、出自萧友梅手笔的珍贵文献面世[J]，《中国音乐学》，2006；

[4]萧友梅：音乐传习所对于本校的希望[N]，《音乐周报》，1984；

我之提倡西乐，并不是要我们同胞做巴赫、莫扎特、贝多芬的干儿，我们只要做他们的学生。

音乐的骨干是一民族的民族性。如果我们不是艺术的猴子，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的乐曲里面保存我们的民族性。

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西乐时，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方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乐派”。

－－萧友梅

“

开学之日，终结了炎热又肆意游玩的暑假生活。“音乐.家”平台在“放风”了一个夏天之后，也将以萧友梅先生（1884-1940）这篇《复兴国乐我见》＊作为开学“重磅献礼”。萧先生在上个世纪初提出的民族音乐性，放在今时今日，依旧是音乐从业者需要持之以恒、抱持奉行的“音乐信仰”。

＊本文摘自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出版发行，陈龄群、齐毓怡、戴鹏海编的《萧友梅音乐文集》。

萧友梅《新霓裳羽衣舞》作品39（主题，1923）

一、对于“国乐”之认识欲复兴国乐，须先彻底认识国乐之定义。普通人对于国乐之观念，以为凡用我国旧有之乐器及技术所表演之旧调，便是国乐，此种观念实属谬误，且足为复兴国乐之障碍。
音乐一经分析，便可看出三个因素:（一）音乐之内容，即思想、情绪与曲意等;（二）音乐之形式，即节奏、旋律、和声与曲体等;（三）音乐之演出，即乐器与演奏技术等。此三个因素之中，以第一个(音乐之内容)为最重要，盖须先有内容，然后始将其写成乐曲，此时第二个因素(音乐之形式)始有必要;乐曲既已写成，始能按谱表演，此时第三个因素(音乐之演出)始有必要。归根结底，音乐之生命乃寄托于其内容之上，形式为躯壳，演出则仅为所运用之工具而已。
凡物愈是在外，则愈易受外界之影响。音乐之三个因素之中，最易受外来之影响，且亦必须随时代潮流而改良者，为音乐之演出(乐器与演奏技术)。我国现存各乐器中，属于本国固有者寥寥可数，其他如二胡、洋琴、琵琶、笛、胡琴、喇叭、唢呐、三弦等，皆先后自外国流入。国人利用之为演奏之工具，国乐之形式虽未免稍受影响，唯内容未曾因运用外来工具而蒙受损失，中国音乐用外国乐器演出，依然为中国音乐，且因此更为发达。而外来之工具因为中国人所运用，反而被视为中国乐器焉。
由上述历史之辨证，既可知音乐之生命绝对不寄系于音乐之形式及演出，而仅寄系于其内容，则可知国乐与非国乐之分，应以内容为唯一之标准也。
然则，何为国乐?曰:能表现现代中国人应有之时代精神、思想与情感者，便是中国国乐。国乐之要点在于此种精神、思想与情感。至于如何表现，应顺应时代与潮流，及音乐家个性之需要，不必限定用何种形式，何种乐器。音乐家应有使用工具之自由，或用固有乐器，如钟，磐、琴、瑟;或用前代由外国流入之笛、三弦、二胡、琵琶;或用现代由西洋输入之钢琴、提琴，皆无不可。在科学进步之今日，工具总多少带有国际性质，不必抱残守缺，固步自封。我有长处，固当保存之，发扬之;人有长处，亦当“迎头赶上”，工具只求其利，盖愈利则愈易于表现音乐之内容也。
国乐之定义已如上述。但现代中国人应有之精神、思想与情绪，究何如耶?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中国人固有之德性;现值抗战复兴时代，对于敌人如何敌汽同仇①，对于应如何拥护，对疆场壮士应如何振奋崇敬，对于受难同胞应如何爱护怜恤，凡此种种亦皆现代中国人应有之精神、思想与情绪也。须能将此种精神、思想与情绪表现于作品之中，始能称为中国国乐。若仅抄袭昔人残余之腔调及乐器，与中国之国运毫无关涉，则仅可名之为“旧乐”，不配称为“国乐”也。

二、对于复兴国乐之计划与实施对于国乐之认识既如上述，爰而拟定复兴国乐之计划，分为七条，编入本院各种课程之中，付诸实施，其纲要如下：
1.确定国乐之定义，并确定复兴之步骤。2.训练学生，使之切实认清国乐之三个因素，区别其轻重，并教以如何将第二及第三因素隶属于第一因素，作为其躯壳与工具。3.训练学生，使之深切了解我国固有之德性及目下国情，培养其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家必具之精神、思想与情绪。4.训练学生，使之明了现代音乐形式，并教以如何将共精神、思想与情绪发挥于相当形式之中。 5.训练学生，使之获得演奏乐器或唱歌之技术，并教以如何应用技术以表现其精神、思想与情绪。6.训练学生，使之明了现代之中国国乐与旧乐之不同，并启发其创造新国乐。7.训练学生，使从旧乐及民乐中搜集材料，作为创造新国乐之基础。
此外，本院本部设有琵琶班，训练演奏琵琶专门人材，师范部及本部理论作曲组课程中亦有国乐一门功课。从本学期起并加设“旧乐沿革”讲座，及发动整理旧乐工作，务使学生能充分利用前人之文化遗产，以创造新中国国乐。

三、对于改良乐器及整理旧乐意见甲，对于改良乐器意见乐器为工具，只求其精良利便，不必严分国界。现行之欧洲乐器已成为世界化之工具，演奏中国音乐用欧洲乐器，非独可能，且更利便(现戏班中已有人采用violin)，将来国乐改用欧洲工具为极合理之事。
我国现用之乐器之不及欧洲乐器，乃不容否认之事实。且举笛为例，我国之笛指洞有六，故仅有七音;且制造者不懂乐律与音响学原理，对于振动数，振动幅及泛音等一无所知，故六个指洞发音亦皆不准。试观欧洲近代之笛，指洞有二十余，能奏三均，各均皆有十二半音，且得数学之助，发音准确，非我国笛子所将能望其项背。欧洲之笛现随渐臻完备，唯考其以往，亦甚简陋，与我国笛同，惟因数百年来逐渐改进，故有今日耳。吾国乐器历史悠远不亚他国，惜唐代以后即无进步，今欲复兴非迎头赶上不可。
迎头赶上之法如何?可作譬喻以释之。有问于工程师者曰：吾国交通器具向只有帆船骡车，比西洋落后，今欲赶上，须逐渐改进，由帆船骡车而轮船火车，而汽船汽车，经若干年后始制造飞船飞机乎，聪明之工程师答曰:不必重演历史，只须迎头赶上，直接采用飞船飞机可矣，此聪明之办法亦适用于改良乐器。我国音乐现即可直接采用二十一洞之B?hm式长笛，无须逐步演进，由六洞而八洞，由十洞而十二洞，经若干年代始达二十一洞也。其他各乐器亦然。
若有以我国乐器一经采用，即有丧失国粹为忧者，可以此譬喻释之:弓箭吾国固有之战器也，代表我国一部分文化，在战史上曾有重要之位置，当保存之固也，然能用以射敌人之飞机乎?即孺子亦皆知非采用高射炮以代替之不可也。
反对我国音乐采用世界化之西洋乐器者尚有一理由，即西洋乐器价值不貲，漏巵堪虞也。然吾人既不能削足就履，亦不应因噎废食。积极之办法为自行仿制(上海广州等处已有国人自制钢琴，惜规模太小，一部分原料亦尚倚靠外国)，最好能由派遣留学生若干人，出洋专攻各种乐器制造术，归国后即可积极制造，漏巵自不成问题矣。
乙，对于整理旧乐意见考我国旧乐之丰富处，不在于理论乐律，亦不在于乐器与演奏技术，而在于词章与曲谱。历代词曲之种类繁多，头绪纷纭，且有时代悠远，记载不全，日渐湮没者，至为可惜。现既有整理之计划，甚望能于饬令各艺术学校团体各行致力外，并在研究院中延聘专家数人，使之专心整理。旧乐之浩繁不亚于国故，欲整理之非一二人之力短时间内所能为功。各艺校学生程度尚浅，教职员则皆有教育上之任务，无暇埋头钻研，非另有人专司其事不可。故对于延聘专家整理之提议，甚望能为采纳，付诸实施，则吾国音乐幸甚。
尾注
*本篇署名“思鹤”，原载1939年6月出版的《林钟》，不定期刊，该刊由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编印，陈洪主编，仅出一期。
① 对于敌人如何敌汽同仇”一句，在《林钟》末页所附“勘误表”中注明“删去”
但据《林钟》编者陈洪所撰“编后”，其中有“（本刊）因为在‘孤岛’上出版.内容未尽善处必多，恳请读者特别体谅。洪28年6月12日”等语，可见当时由于上海四周巳遭日本侵略军占领，在租借“孤岛”上亦不能畅所欲言，故而作者与编者不得不作这样违心的删除。现将此“删去”之句恢复刊出。

（萧友梅）

萧友梅论音乐

1.希望引进统一的记谱法和和声

中国人民是非常富于音乐性的，中国乐器如果依照欧洲技术加以完善，也是具备继续发展的可能性的。因此我希望将来有一天会给中国引进统一的记谱法与和声，那在旋律上那么丰富的中国音乐将会迎来一个发展的新时代，在保留中国情思的前提之下，获得古乐的新生。这种音乐在中国人民中间已经成为一笔财产而且要永远成为一笔财产。

—— 一九一六年向莱比锡大学提交之博士论文

《十七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

2.要不断前进

我们对于人家称赞我们的话，只可以当作客气话就好了。因为艺术的标准是没有一定的，艺术的进步是无止境的。我们要努力前进．必定要下一次的成绩比这一次的更好．才可以尽我们当教员当学生的义务。因为艺术家如果注重“虚荣”两个字．就如同把自己的死刑宣告了一样了。

—— 九三零年

《本校第一届学生音乐会》

3.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作品的

声乐一科是万万不能专唱外国作品的，就表情方面看来，中国人当然最适宜是用国语唱本国歌词。我说这句话，并非不赞成唱外国歌，并非不赞成外国歌词。不过，我们知道在未唱外国歌之前，先要把外国文的发音学得烂熟，把歌词的意思十分了解，唱时方才可以把歌里的精神表现出来。试问今日学生学唱歌的，是否个个对于上述两点十分注意?

—— 一九三零年

《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

4.音乐教育要从儿童抓起

中国今日之音乐，过渡时代之音乐也。依据进化之原理，本无一日非过渡时代，惟纵考古今，横观中外，从无如中国今日之明显者。盖吾人生当今世，古乐已就衰微，新声犹未普遍。欲使青黄不接之时期迅速过去，自非努力介绍西洋模范之音乐及学习西洋进步之作曲法不为功。余从事音乐垂三十年，深知此中甘苦。尝以为欲造就音乐人才，必须从儿童入手。

—— 一九三四年

《儿童新歌》序

5.借鉴西乐

我之提倡西乐，并不是要我们同胞做巴哈、莫扎特的干儿，我们只要做他们的学生。和声学并不是音乐，它只是和音的法子，我们要运用这进步的和声学来创造我们的新音乐。音乐的骨干是一民族的民族性，如果我们不是艺术的猴子，我们一定可以在我们的乐曲里面保存我们的民族性。虽然它的形式是欧化的。莫查特是德意志人，他写意大利文的歌剧，还一样表现出德意志的民族精神。

—— 一九三四年五月

《音乐家的新生活·绪论》

6.在音乐面前保有赤诚之心

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终身努力的……一有私心，便会使艺术家堕落。我们此后要本着大公无我的精神把艺术当作一件神圣的事业。有何成就不单是一己而亦是整个民族的光荣，有了这样的心思再加以继续的努力，然后在世界音乐上才有与人争一日之长的希望。

——一九三四年五月

《音乐家的新生活·绪论》

7. 创造有民族特色的音乐

我以为我国作曲家不愿意投降于西乐时，必须创造出一种新作风，足以代表的特色而与其他各民族音乐有分别的，方可以成为一个“国民乐派”。但是吾国音乐空气远不如百年前的俄国，故是否在这个世纪内可以把这个乐派建造完成，全看吾国作曲家的意向与努力如何，方能决定。

—— 一九三八年

《关于我国新音乐运动》

8.音乐是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

在这回大变动之后，民众和国家对于音乐的需求是格外的热烈，因为音乐是建设精神上的国防的必需的工具。音乐教育应该迅速改变方针，以能适应目前伟大的需要为依归；以维系民众信念，团结全国人心，强调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忱等工作为己任，努力迈进。为国家应如是，为音乐本身，亦只有如是，才可希望找到那二十年来无处寻觅的中国音乐的新生命。

—— 一九三八年

《拟办集团唱歌指挥养成班及军乐队长养成班理由及办法》

1940年12月31日，我国作曲家、音乐理论家、音乐教育家萧友梅先生逝世于上海。

萧友梅

字思鹤，又字雪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曾经孙中山先生介绍加入了“中国革命同盟”，并由其亲自推选担任总统府秘书。于1901年先后留学日本、德国，攻读音乐理论及作曲、钢琴以及哲学等科目。回国后致力于音乐教育工作，在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和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任教并担任领导。1927年，在蔡元培的支持下创办中国第一所专业音乐院校：上海国立音乐院。

北大附设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合影

萧友梅一生致力于发展我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为国内音乐界培养了许多人才。他编撰了许多专业音乐教材，有《新学制唱歌教科书》、《钢琴教科书》、《小提琴教科书》、《和声学》等。还发表了50余篇音乐论文，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中西音乐的比较研究》、《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略》、《复兴国乐我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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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音乐创作方面，萧友梅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才能。在德留学时，他创作了弦乐四重奏《小夜曲》和钢琴曲《哀悼引》等。回国后又创作有《别校辞》、《春江花月夜》等近百首歌曲和两部大型合唱曲，以及大提琴曲《秋思》和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等。他于1920年所作的《卿云歌》，成为辛亥革命后中国颁布的第一首国歌。他的歌曲作品多数是描写自然景物和表现学生生活的，其中有一些透露出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祖国山河残破的悲愤情绪，如《问》、《新雪》等；还有一些同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有直接联系，如《五四纪念爱国歌》、《国耻》等。其歌曲除部分散见于报刊外，多数收录于《今乐初集》、《新歌初集》、《新学制唱歌教科书》中。

萧友梅还是中国近代较早从事用西方近代作曲理论进行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他认为中国近代音乐文化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好的音乐教育机构，故创立上海国立音专后，除传授西方作曲理论外，还增设传授我国民族乐器演奏技术的国乐组，以此来传授西方先进的作曲与和声理论，发展本国的音乐文化，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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