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违礼孔子讲孝，隳三都孟孙作梗
「为政篇第二」5
【原文】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译文】
孟孙何忌问什么是孝，孔子说：“孝就是不要违背礼制。”樊迟给孔子驾车时，孔子告诉他：“孟孙问我什么是孝，我回答他说不要违背礼制。”樊迟说：“这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父母在世时，要按礼制侍奉；父母去世后，也要按礼制安葬和祭祀。”
【注释】
1、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懿子”即下文的孟孙氏，孟子的六世祖，鲁国大夫，名何忌，“懿”是谥号。曾为孔子早期学生，后来带头反对孔子在鲁国的施政，所以后人不列他为孔门弟子。
“无违”即不违礼制。先秦时，凡悖礼者谓之“违”。
2、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
“樊迟”亦孔子弟子，姓樊名须，字子迟。比孔子小46岁。
“御”意为驾驶车马。
“孟孙”即孟孙何忌，亦即孟懿子，相当于现代人称呼小孟、老孟等。
【评析】
儒家重孝，重善事父母。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尽孝乃是仁德养成的重要手段。
为了指导人民实践孝道，周礼在生、葬、祭等方面制定了相应的行为规范，供人们参照实行。比如《礼记·曲礼》中的“冬温而夏凊，昏定而晨省”等。（笔者按：《弟子规》中“冬则温，夏则凊；晨则省，昏则定”等字句皆出于《礼记》。）
这些行为规范都是以“善事父母”为标准制定的，照此执行就是尽孝。因此，孔子说“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就是孝。
明明这一篇是讲“为政”，怎么又问起孝来了呢？还记得我们在“学而篇”第二章中曾学过有子的一段话吗？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一个社会如果多有好犯上作乱者，社会就不安定，人民就要遭殃，因此为政者就必须要将社会安定作为治理目标之一。那么，怎样才算社会安定呢？《礼记·大同篇》中对此描述为“盗窃乱贼而不作”，以至于可以“外户而不闭”。
那么社会安定与否跟是否孝弟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行孝弟是长养仁德最为便捷有效的方式。按照儒家的观点，一个有仁德的人是不会作乱的。因为有仁德的人，会选择以仁德的方式解决问题，而不会用作乱的方式达成自己的目的。
接下来的三章内容都是诸弟子问孝，但是孔子所答皆各不相同，说明孔子确实是因材施教。那么，此处为什么以“无违”答复孟孙呢？这当然也事出有因。
孟懿子的父亲孟僖子贤而好礼。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大概孟僖子还在世的时候，就看出自己这个儿子有野心，不守规矩。于是就在临终前，遗命孟懿子向孔子学礼。
孟僖子去世后，孟懿子果然联合季孙氏和叔孙氏，三家共同攻伐鲁昭公。鲁昭公被迫出逃齐国，鲁国大乱，大权遂被孟孙氏、季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控制。
孟懿子问孝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孔子就教孟懿子以“无违”。这不仅是教他“无违”其父遗命以成其孝道，更是要教他“无违”礼制和其父“贤而好礼”之道。对于孟懿子来说，这就是所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了。
有人或问，若父母之命不合于礼，难道也“无违”为孝吗？若果如此，则此时的“无违”就不是“无违”于父母之命了，而是“无违”于礼。这才是真孝。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礼”的设置，必须要符合孔子“礼以行义”的原则。也就是说，“无违”在任何情况下，其本质都应是无违于仁义。
【小知识】
1、“家”、“国”、“天下”与“封建”、“专制”：
在先秦时期，天子治下称为“天下”；天子将“天下”分封给诸侯，诸侯以封地建“国”，是为“封建”；诸侯再将“国”分封给卿大夫，卿大夫以封地为“家”。
至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中国遂告别封建社会，进入专制社会。
从政治区划来看，先秦的“天下”相当于秦以后的“中国”；先秦的“国”相当于秦以后的“郡”；先秦的“家”相当于秦以后的“县”。
先秦时，天子管诸侯，诸侯管卿大夫，卿大夫管家臣。各自向其上级负责，是为封建。
秦以后，皇帝从郡一直管到县，所有的郡、县，从官到民均需效忠于皇帝，是为专制。
2、关于“伯（孟）仲叔季”：
中国人讲究长幼有序，因此便用“伯仲叔季”进行排序，“伯”为长，“仲”次之，依此类推。如三国时孙坚有四子：长子孙策字伯符，次子孙权字仲谋，三子孙翊字叔弼，四子孙匡字季佐。其中“伯仲”两字常连用，表示“数一数二”、相差不多，成语有“不相伯仲”、“伯仲之间”。
但有时“伯”会用“孟”代替，这通常是因为嫡庶之别。古时正妻所生为“嫡出”，偏妻所生为“庶出”。嫡出长子称“伯”，庶出长子称“孟”。
孟孙氏的始祖“庆父”为庶长子，故称孟孙氏。
【历史背景】
1、“三家”与“三桓”：
“三桓”的共祖、春秋时期鲁国第十五位国君鲁桓公有四个儿子：
老大是庶长子“庆父”，其后代称“孟孙氏”；
老二是嫡长子“同”，即鲁庄公，曾将管仲放归齐国；
老三是庶次子“叔牙”，其后代称“叔孙氏”；
老四是嫡次子“季友”，其后代称“季孙氏”。
老二作为嫡长子接了鲁桓公的班成为鲁庄公，其他三兄弟就按封建制度被封为卿。由于“孟孙氏、叔孙氏和季孙氏”世代为鲁大夫，都有封地为“家”，故称“三家”。又因“三家”同为鲁桓公之后，故史称“三桓”。
2、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鲁庄公死后，老四季友立太子般为君。当时庄公还没下葬，太子般尚未正式即位。而老大庆父想立鲁庄公夫人哀姜的陪嫁叔姜的儿子开，于是就派人杀了般。季友当时没有讨伐庆父的实力，只好出逃到陈国。
庆父立公子开为君，是为闵公。当时齐国的仲孙湫就预言道“不去庆父，鲁难未已”。闵公二年，庆父果然又派人袭杀了闵公。
老四季友听说闵公被杀，怕庆父斩草除根，就立即迎立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公子申为君。庆父忧惧，出逃莒国。季友以重金令莒国将庆父遣返回鲁国。庆父请求季友放他出逃，季友不肯。于是庆父于遣返途中自缢而死。
由于季友护国有功，其后代季孙氏亦多被鲁君倚重。因此，“三桓”中以季孙氏势力最大，私属甲士达七千余人。
3、孔子为什么要“隳三都”：
“隳三都”亦作“堕三都”，但这里的“隳”和“堕”都读“灰”，作“毁坏、摧毁”解。汉朝贾谊著名的《过秦论》中就有“隳名城”一句。
孔子34岁时，鲁国发生了一桩大事，前文我们曾提过，就是孟懿子联合季孙氏和叔孙氏，三家共同攻伐鲁昭公，迫使鲁昭公出逃齐国。
自鲁昭公于公元前517年出逃，至公元前510年鲁昭公病逝，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鲁国处于事实上无君的境地，期间鲁国大权尽被季孙氏、孟孙氏和叔孙氏三家控制。
鲁昭公病逝后，其弟公子宋被立为国君，是为鲁定公。但因大权旁落，鲁定公实际只是三家的傀儡。
但是鲁定公并不甘心作一个傀儡。他听说孔子开坛讲学，主张“仁政”，就召见孔子，与孔子分析鲁国的内忧外患，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
鲁定公十年，时年51岁的孔子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齐国欲趁机袭击鲁定公，孔子“以礼历阶，诛齐淫乐”。齐景公被孔子的威势所震慑，不但停止了不轨图谋，还主动归还了所侵占的鲁地汶阳以谢过。鲁定公由此对孔子愈加信任，升其为大司寇，执掌相事。孔子终于得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鲁国亦因而大治。
由于当时鲁国的大权被三桓把持，而三桓的家臣们也有样学样，又不同程度地控制着三桓。尤其是季孙氏的家臣阳虎，极善弄权，甚至曾一度统领三桓，执政鲁国，被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
三桓及其家臣的尾大不掉，已成为鲁国继续大治的重大障碍和隐患。鲁定公十二年时，53岁的孔子决定派时任季孙氏家臣之长的子路去“隳三都”。
石刻：礼堕三都
按照周礼，卿大夫应当“邑无百雉之城”，也就是卿大夫封地的城墙不能超过百雉（笔者按：“雉”为古代计算城墙面积的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而三家之邑的城墙规模均超过百雉，因此，孔子主张“隳三都”，也就是毁去超过的部分。
孔子为什么要如此跟城墙过不去呢？
我们知道，在古代，“城池”是主要的军事据点。大城比小城能容纳更多的人口和物资，因此其防御耐久力就比小城强。但是“百雉之城”的设计标准使得城池越大，其城墙便只能造得越低。而低城墙的防御劣势足以抵消大城池的耐久优势，因此城池的整体防御能力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而城池越小，虽然可以造更高的城墙，但是高城墙的防御优势却不足以弥补小城池的耐久劣势，因此其整体的防御能力依然有限。
应当说，“百雉之城”的礼制设定是非常精巧的。它即是对礼有差等的体现，也是对其军事能力的限制。
而三家擅自增加封邑城墙的规模，显然意在加强其军事能力，这既是祸乱之心的显现也是祸乱产生的根源。而事实上，三家的家臣也确实经常以其控制之邑为据点发动叛乱。
因为同样苦于家臣之乱，所以孔子“隳三都”的建议一开始是得到了三桓响应的。
叔孙氏首先率军毁其封邑城墙。
季孙氏欲毁其封邑城墙时，遭遇了家臣的反叛，但被孔子派兵击溃。于是，季孙氏封邑城墙亦毁。
但是轮到孟孙氏也就是本章的孟懿子时，他却以其封邑系边防重镇、宗室屏障等理由而拒绝从命。
之后不久，鲁定公率军包围了孟孙氏的封邑，但攻而未克。“隳三都”遂至失败。
再之后不久，孔子就离开了鲁国，率一众弟子开始了历时十四年的周游列国。
有人批评孔子的“隳三都”意在维护礼有差等。事实上，礼有差等在古今中外都是一种客观存在，与善恶本身并无直接关系。比如在现代社会中以号召自由平等著称的美国也是礼有差等的。根据美国国会在1958年通过的“前总统法案”，前总统可以享受过渡资金、养老金、雇员和办公室费用、医疗健康保险以及特勤局特工保护等优厚待遇。身后还可享有国葬以及所有联邦建筑降半旗30天致哀的礼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