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情报史小议

有人将间谍称为“世界上第二种古老的职业”，排在其前的第一古老的职业据说是娼妓。但我并不这样认为，因为间谍的历史肯定比娼妓要久远的多。这是因为娼妓的出现肯定是私有制出现之后的事情，这时才有人开始了“钱色交易”。而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有人承担起了间谍的主要职能－侦察。在远古时期，一个部落的人在狩猎或是进行部落战争之前，会派出一些富有经验，身强力壮的人或是寻找猎物的踪迹或是探查敌方部落的部署，这就是侦察的雏形，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人执行的战术侦察任务，更像今天的侦察兵。

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是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形式的复杂化，从而发真正意义上的间谍的出现了提供了契机。这些“内鬼”或是向敌方传递情报，或是在已方阵营中暗中破坏。《圣经》就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色情间谍的例子：以色列人中有一位勇士叫参孙，骁勇善战，曾经一次杀死过一千多名非利士人，于是非利士人找到当地的名妓娣莱拉。娣莱拉幼年曾经遭受过以色列人的强暴，对以色列人有深仇大恨，于是主动勾引参孙。也怪参孙立场不坚定，平时没有加强政治思想方面的学习，果然上钩了。云雨之欢过后，还主动告诉娣莱拉，他天生神力的源泉在于他头上的三根头发（难道是三毛？）。于是娣莱拉趁参孙熟睡之际将其头上的三根头发剪掉，并叫来了非利士人。这回参孙可就真成“孙子”了，非利士人剜掉了他的双眼，叫他拉磨，并准备在祭祀的时候杀掉他。非利士人也是没长脑子，忘了头发还会再长起来的。参孙在这段时间内一边乖乖拉磨，一边等头发长起来。等到祭祀那一天，娣莱拉也来了，一方面以色列的第一勇士败于自己的手中，大仇得报，另一方面，毕竟两人曾经那什么过，心里也不是滋味。她走到瞎眼的参孙的身边，说道：......（不好意思，说什么我当时不在场，现在记不得了）。参孙悲从中来，用头撞向大殿的石柱，别忘了这时参孙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又是力大无比了。大殿塌了，埋葬了参孙与娣莱拉。后来以色列人厚葬了参孙，并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假如没有女人的话；但即使有了女人，他仍不失为一位民族英雄。”。他们也厚葬了娣莱拉，并也在她的墓碑上刻下：“她毁了一个英雄，同时也造就了一个英雄，毕竟，能够这样做的女人，她是千古第一位。”

这就是西方世界上所公认的第一位女间谍。于是在西文情报界的教科书上有这样的话：“间谍战中不能没有女人，除非这个世界上只剩下男人。”。当然了娣莱拉是西方世界所公认的第一位女间谍，如果换到了中国，这个“第一位女间谍”的头衔恐怕只能是西施的了。

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群雄逐鹿，也为间谍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这个时期，“兵圣”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中就专门有一篇叫《用间》。他将间谍分为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这时候还出现了一类高级战略间谍。比如说，著名的“苏秦在齐”故事中的苏秦，身挂六国相印，其实是燕国的间谍，他作为齐国的丞相，为了燕国的战略利益服务，经常为齐王出一些看似有理但是却是危害极大的馊主意，导致齐国处于内外交困的地步，为燕国复仇创造条件。当然他自己死得很惨，是遭受车裂之刑而死的。

在春秋战国时代，一些有权势的政治家还大量召集门客。这些门客吃住都依靠这些政治家，以自己的才能为后者服务，其中的战国“四公子”就是这方面的代表。这些门客中，一些人起到了幕僚的作为，另一些人起到了保镖或是杀手的作用（从间谍的角度来讲，可以认为是行动特工，专门干“湿活”的），另一些人就是为主子刺探情报。有一个故事说，当时的魏国的信陵君与魏王一日正在下棋，忽然有人向魏王报告有魏赵边界有赵国兵马调动，可能是赵国要攻打魏国，魏王很是紧张，而信陵君却劝魏王不必担心，说这是赵王在打猎，正在魏王将信将疑之时，又有新的消息传来证实了信陵君的话。这个故事一方面说明了信陵君的情报工作相当出色，另一方面也为信陵君后半生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信陵君很有才华，手下又有这么一群门客，魏王怎么能放心，结果导致了信陵君后来曾经被赶出魏国，最后抑郁而死。

在宋攻打南唐的战争中，间谍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战争爆发前，有间谍化装成僧人前往南唐，在长江边上修建了一座宝塔。日后当宋兵渡江时，就是利用了这座宝塔搭建了中国军事史上的第一座军用浮桥，而成功渡江。宋代还发展出一套有效的加密方法用于保密。这种方法就是将领出战前，与兵部选择一首诗，并对诗中的每一个字约定一个暗语，比如以“更上一层楼”一句，就约定“更”字代表“请求增援”，“上”字代表“进军”，“一”字代表“撤退”，等等。然后战事过程中，如果将领要“请求增援”，就向兵部写一封信，信中包含一个“更”字，然后将领要在信上加盖印章，这个印章的位置就是在这个“更”字上，然后这封信就送至兵部，兵部根据印章的位置获知将领的意图，如果同意也写一封信，同样与包含一个“更”字，同样加盖印章也盖上这个“更”上，不同意，就加盖在其他位置上。这样一来，信件的真实意图只有将领与兵部主管知道，信使被俘或是叛变，都不会导致泄密。

不得不承认，由于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实际上中国封建朝代的情报安保工作都是以防内为主，替皇帝监视手下的臣民。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专门的特务机关执行监视功能，当然不是说，以前就没有，只不过可能没有这么专业罢了。到了明朝，锦衣卫、东厂、西厂的出现可以说是将对臣民的监视工作达到了顶峰。以锦衣卫、东厂、西厂（后来还有“内行厂”）为代表的特务机构，是平行于刑部，大理寺的另一套司法体系，只对皇帝本人负责。这些特务机关耳目遍布，平民百姓对官府的言论，大臣的一举一动，都是他们侦察的目标。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明朝特务机关猖獗到什么程度。一日朱元璋问一个大臣，说你昨天请客都请了那些人呀，大臣一五一十都说了，朱元璋很满意，说你没有骗我，然后掏出一张纸，这张纸上不仅有昨天所请客人的名单，而且具体吃了那些菜，席间说了那些话，都记得一清二楚。第二个故事说的在魏忠贤掌权的时候，一次四个朋友晚上在其中一个人的家中吃饭，其中一个对魏不满，大骂了魏，并说魏有什么了不起，难不成他现在能够来抓我之类的话，结果饭还没有吃完，锦衣卫就冲了进来，最后骂魏的人被活剥了皮（多说一句，在明朝官员贪污50两银子就要被剥皮，但是依然挡不住明朝贪官横行，可见，严刑峻法不是解决贪污问题的办法），其余三个人被强迫观看，都被吓疯了。以对于以后来，百姓见到身着飞鱼服（锦衣卫的制服），口音带有京腔的人，都吓得不敢说话。

在中国的皇帝将情报工作的重点放在安全保卫，对内监控的同时，世界各国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对外情报收集方面。应该说，任何一个统治者在创建并维护一个政权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抓紧枪杆子，另一方面也有自己的情报来源。国外情报间谍工作的发展丝毫也不落后于国内。忘了是哪个国家了，说是一个将领在围攻一个城市，他的军队抓到一个奴隶，发现这个奴隶的舌头被人割掉了。经过搜身，在这个奴隶的身上找到一个羊皮卷和一个树棍，羊皮卷上有一些像是字母的图案，这个将领经过苦苦思索，终于发现将这个羊皮卷缠绕在树棍上，原来奇怪的字符就能够组成文字，从而获得了重要的情报，为攻下城池提供了帮助。这个故事向我们展示了最早的“密码”与“破译密码”之间的斗争。

日本的忍者实际上就起到了一种“侦察兵”的角色，既可以侦察情报，同时也能够执行直接的攻击任务。

据说，在英国的“红白玖瑰战争”期间，有间谍特工化装成信使，在假装呈递信件时用匕首刺杀敌方主帅，所以信使所戴的斗笠与匕首就成为西方间谍的经典形象，“斗笠加匕首”就成为间谍的代名词。当然间谍的标志不止这一种，现如今美军军事情报部队的兵种标识就是“施芬克斯”，就是“狮身人面像”，借“施芬克斯的谜语”来象征情报工作的神秘性，标识还有一句话“ALWAYS OUT FRONT”。

在184几年，在维也纳（现在也是间谍之都）就出现了专门的“邮检”，对信件进行检查。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一下，百分之百的通信安全是不存在的，这与所在国家民主与否没有关系。原来一些敏感人员的信件，电报是要经过邮检的，现在这些敏感人员的电子邮件、电话、手机短信也是在监控之下的，对敏感网站的访问是要记录在案的。在《国家公敌》这部影片中，退休的NSA老特工告诉男主角说，如果你的通话中出现“真主”、“安拉”这样的字眼，你的通话会自动被NSA记录。原来网上还有一个说法，由于美国的间谍卫星每天都要在中国上空经过N次（好象是7.5次），对空中的电波进行窃听，建议我们将电话的问候语改成“导弹发射”、“解放台湾”之类，由于这样的敏感的字眼是会被自动记录的，从而就可以搞垮美国情报机关的大容量计算机，但孰不知这样一来，总参三部的计算机也要死机了。

再回到古代，当日本，安南（也就是现在的“越南”）的间谍在中国横行的时候，中国还沉迷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甲午战争中，清朝大败，情报战上的失利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日本派遣专业间谍潜入中国，绘制中国地图，贿赂中国官员，搜集情报，这些间谍在中国生活多年，成为真正的“中国通”，为日本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直到近代，清朝被列强打怕了，在仿效西方建立近代化军队的同时，也建立了第一个近代化的，专门执行对外情报搜集工作的机关“军咨府二厅”，这个机关下属各专门部门，开展对西方各列强和日本的情报工作，成效如何，我还没有看到相关文献记载。

进入20、30年代，国共两党的斗争，也在间谍情报战线上演绎了许许多多惊心动魄的故事。首先是，蒋介石面对军阀混战与党内斗争的形势，指派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建立了“党务调查科”，后来发展为“国民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也就是今天台湾地区“法务部调查局”的前身。而后来人称“间谍王”的戴笠创建了“军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也就是今天台湾地区“军事情报局”的前身。这两个机构，在共同对外，如共产党，当然不可否认还有日本人的同时，自己人内部的“窝里斗”那也是相当的厉害。而我党方面，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也创建了自己的情报保卫机构，早期的“特科”在的领导下在大上海与斗智斗勇，那家伙，怎一个“惊心动魄”了得：特派员是的间谍，击毙叛徒白鑫是被上海的英文报纸称为“东方第一谋杀案”...。我们说周总理是我党秘密战线的创始人一点儿也不过分，他最为精彩的手笔是指派“龙潭三杰”打入情报机关内部，其中的钱壮飞成为情报头子徐恩曾的贴身秘书，取得了机密密码本，并在关键时刻将我党情报工作重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的消息通知了，为我党及时转移，避免更大损失立下了奇功。“三杰”中的李克农后来成为调查部部长，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没有任何统兵的经历而官拜上将军衔，成为我党情报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二战在为各国将领提供舞台的同时，在“看不见的战线”也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好戏：德国人研制出“哑谜”机，号称“无限加密”，没承想，密码被英国人破译，而丘吉尔为了保护这一“超级机密”牺牲了一座城市；美国破解了AF之谜而赢得了“中途岛海战”的胜利；佐尔格获取了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和日本不会进攻苏联这两条重要的战略级情报，其战略价值使之名垂史册；在库尔斯克，德国与苏联的坦克大战中，是柏林的“红色乐队”的情报帮助苏联赢得了这场战役的胜利......

二战结束了，冷战开始了。尽管东西方阵营之间的武装斗争是“冷”的，但是在秘密战线上的斗争却是血淋淋的发烫。同在50年代，美国组建了情报局，而苏联组建了超级情报机关－克格勃（全称是“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将其称为超级情报机关的原因，会在专文中叙述），强调一下，情报局与克格勃都是战后组建的情报机关，经常看到一些文字中说，在二战中，中情局怎么怎么样，或是克格勃参与了苏联30年代的肃反，全是一些不严谨的表述，同样的错误发生在说，二战中美国空军或是日本空军怎么怎么样上，也是不严谨的，因为二战中美国与日本没有空军，所有的飞机不是隶属于陆军就是隶属于海军。重新拉回到正题上来，以中情局为代表的西方情报机关（参与者还有如英国MI6等等）与以克格勃为代表的东方情报机关（参与者还有如东德国家安全部－“斯塔西”，也是一个高效的，令人生畏的情报机关）互相对着干，不时还得出点血。

一般来讲，我比较欣赏苏联这样的东方情报机关，这是因为他们更加发挥人的作用，使情报间谍工作成为一项高难度的、集技术性、艺术性与冒险性于一体的工作，而不像中情局这样的西方机关，严重依赖技术情报或是对方阵营中的“内奸”，我总觉得有点儿不上档次。

当然同样在冷战中，我们中国的情报机关也闲着。在当时的中国大陆发展一个间谍是令无论是中情局或是克格勃都大为头疼的事情，你想吧，在我小时候，还有一条文明礼貌是“不许围观外国人”，外国人上了大街，就好象是动物园的猴子跑出来一样，一大群的中国人围着你，甭说是发展特务了，你自己不疯掉就不错了，当然现在“世界上最难发展间谍的国家”这块头衔已经北朝鲜头上去了。那时，中国秘密战线上的战士要与美国，苏联，台湾的同行斗法，当然也开展合作，比如你如果听到中美合作监听苏联在阿富汗的电讯，开展情报合作，共同支援反苏武装，请一定不要太惊奇。因为“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世界发展了今天这个时代，在“看不见的战线”上的斗争不是缓合，而是加剧了。因为各国情报机关不仅要对应传统安全威胁（如武装侵略），还要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如恐怖袭击），甚至还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比如美国NSA就调用卫星窃听法国空客的电话，结果搅黄了法国人的生意，帮自己的波音公司揽下了定单，当然法国人与不是遵纪守法的模范，法国特工也曾经偷过美国贸易代表的文件）。

表明一下我的态度，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相应的对内情报机构，负责对国内安全的监视，中国如是，美国亦如是。对比一下俄罗斯一次又一次的恐怖事件，不是剧场出事，就是居民楼上被安了炸弹，或是以色列一次又一次遭受人肉炸弹袭击，你就可以知道我们秘密战线上的卫士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所以，我更加愿意用“黑暗中的战士”来称呼他们。

最后，我打算用莫斯科红场无名烈士墓碑上一句话来作结，这句话用于形容所有的无名烈士，但是我觉得用于秘密战线上的勇士最为合适（注意：不包括为了金钱或是其他而出卖情报的人）：“你们的名字无人知晓，你们的功绩与世长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