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1984年，就没有今天的企业家

  岛 君 说 

1984年，是骚动而热烈的一年。

如果没有这年，中国或许看不到今天众多举足轻重的商界大咖。

这一年的中国，下至草野，上至庙堂，到底发生了什么，才会给今天活跃的商业氛围、巨额的民间财富种下灵动的基因？

作 者：陈海 金凌云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奥威尔的《1984》描绘了集权主义的恐怖，而真实中国的1984,却呈现了商业力量的初兴，一切看上去生机勃勃，因此1984年被中国媒体称为“企业家元年”。

1954年夏天，气候异常，长江全流域发生了百年难见的特大洪泛，湖北、湖南、江西等中国南方地区受灾惨重。

这一年，与工商界关系最密切的事件有：

9月2日，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合营企业中，社会主义成份居领导地位；合营企业应当遵守国家计划。

9月20日，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国营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力量和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物质基础，提出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政策。

自此至1956年底，中国用“和平赎买”政策，逐步将私营企业改造成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就在这一年，“资本家”荣毅仁把自己的产业帝国无偿交给国家。经过这一轮“洗礼”，产权改造完成，私营企业在中国不复存在。八十多万原私营企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为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

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后称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居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城乡犄角旮旯，从事一些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以养家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不振，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整体消失，中国“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

从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被消灭，到作为一个阶层成为最宝贵的社会财富，中间是1984年。

1984年，亦是一个充满着各种隐喻的年份。

早在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创作了一部政治预言小说，书名就是《1984》。

书中描绘，1984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国家内部社会结构被彻底打破，全都实行高度集权统治，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如“新话”，Newspeak）、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钳制人们的思想和本能，以具有监视功能的“电幕”（telescreen）控制人们的行为，以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国内外敌人的仇恨维持社会的运转。

在《1984》里，奥威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生活的细致描写，揭示了任何形式下的极权主义必将导致人民的灾难和整个国家的悲剧。

而真实中国的1984却呈现了商业力量的初兴，一切看上去生机勃勃。这一年，企业自此逐渐获得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权力——比如，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人事任免、内部管理、奖金分配、利润安排等，这些权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习以为常，但在当年，却如同打开市场之门的金钥匙。

“捧铁饭碗、拿死工资”，这是当时中国人普遍的思想观念。然而，一部分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人却不安于现状，开始把“铁饭碗”扔到了一边，一头扎进“商海”。

前后几年，一批“身份不明”的企业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这批“带头人”中，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刘永行、刘永好、南存辉、郑元忠、马胜利、潘宁、李东生、李经纬等等。

1984真是个神奇的密码，自这一年起，“下海”、“创业”一度成为风潮，并在八年后蔚为大观。

改革刮来的“春风”

中国的改革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从农村开始，以“包产到户”为发端。草根农民和地方干部的创新——家庭联产承包，真正拉开了中国农业改革的闸门。

除了在农业领域，还采取了“放权让利”的改革措施，主要在国营企业、国际贸易和公共财政这三个领域内推行，使地方和国有企业开展经济活动有了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权力。

30年前，张维迎给出了中国企业家成长的两条路径：一条是农村工业化产生农民企业家，一条是城市经济市场化使官员经理企业家化。企业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通过市场竞争产生的，造就企业家的土壤，一是放活市场，二是解决产权问题，如果前者是企业家成长的基本路径，后者则是企业家产生的关键。

那些被忽视的边缘角色（农民、城市无业居民、个体业者、乡镇企业、集体企业、特区），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众多的阻碍和歧视，但他们却迅速地将自己获得的有限的经济自由转化为企业家才能和企业家精神，并贡献了诸多日后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神采熠熠的“商业英雄”。

这一年，柳传志在在中关村的一间传达室里创办公司，张瑞敏改造青岛日用电器厂，李经纬推出“东方魔水”健力宝，王石在深圳成立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而1984年，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柳传志与联想的“机缘”

多年后，联想控股监事会监事张祖详感叹，正是一根“香山”烟的灵犀，让他作出了人生中最明智的一次决定——1984年10月底的一天，柳传志来家中拜访，还没坐定就递给他一支“香山”。从来不抽好烟的柳传志此举让张祖祥明白，这是有事求他。

原来，时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副研究员的柳传志和科研处处长王树和合伙成立了一家公司，挂靠在中科院计算所名下，此刻正忙着招兵买马。柳传志比张祖详小好几岁，但是十多年共事下来，身为中科院计算所第八研究室副主任的张祖祥内心深处却异常佩服这位小老弟。他爽快地接受了邀请。

拿着每月105元的固定工资，一级一级地评职称，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在柳传志看来是“混日子”。虽然已年满40岁，但他心里总有点不服气，想要做更大的事情，或“干一番事业”。这时，已有三十多年所龄的中科院计算所正面临国家划拨的科研经费被大幅缩减，柳传志终于按捺不住，打算创办自己的公司。计算所所长曾茂朝看中了柳传志的组织能力，两人一拍即合。

公司新张，柳传志并没有显现出后来运筹帷幄的领导才能，在创业的头几个月甚至找不到一个可运作的项目，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里像没头苍蝇一样地乱转。他甚至在计算所大门旁摆摊兜售过电子表和旱冰鞋，后来还批发运动裤衩和电冰箱。

偶然听别人提起江西省妇联一个女人手头有大批彩电，购进一倒手每台可以赚上1000元，柳传志迫不及待地派人汇款过去，谁知道竟落入一个骗局，20万元开办费一下子没了14万元。而联想的故事，就这样在科学院南路2号的小平房开始叙述……

张瑞敏与频临倒闭的电器厂

同一年冬天，35岁的张瑞敏临危受命，出任濒临倒闭的青岛日用电器厂的厂长。在他上任前，这家厂子一年之内已经换了三任厂长。多年以后，张瑞敏回忆说，这家当时亏损达147万元、年销售收入仅348万元的集体工厂，“工人上班8点钟来，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颗手榴弹也炸不死人”。

接手这个烂摊子，张瑞敏即制定了13条规章，其中包括“不准迟到早退”、“不准在工作时间喝酒”、“车间内不准吸烟”和“不准哄抢工厂物资”等。这些现在听起来令人忍俊不禁的制度，当时却没人把它放在眼里。由于吃大锅饭根深蒂固，企业普遍缺乏激励机制，管理不善、人浮于事等现象在国企系统不仅常见，且成恶疾。

张瑞敏要给工厂治病。某天，他把车间门窗全部打开，第二天上午，果然就有一名工人大摇大摆扛走一箱原料。中午，张瑞敏即贴出布告开除了这名工人。自此，工人们才相信，新厂长这回动了真格。张瑞敏第一次在厂里引进了工资与工作量挂沟的绩效制度，干得好的员工能够拿到基本工资的两倍，工作不合格的员工连基本工资的一半都拿不到。三个月不到，三分之一的职工申请调离。

5月，出台《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标志着放权让利的改革终于从农村惠及城市，也拉开了整个城市经济改革的大幕。张瑞敏的“改革抢跑”，终于有了合法身份。

万科、苏宁、健力宝

“百花齐放”

1984年的空气里，流淌着躁动和激情。“小平南巡”及经济特区的示范效应，吸引一大批嗅觉灵敏的先知先觉者纷纷“下海”改写人生，“停薪留职”成为当年的热门语辞。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三次“下海”浪潮，1984年为发端。

广东深圳，当邓小平站在深圳20层国商大厦楼顶眺望时，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正途经楼下，看到很多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一打听才知道邓小平来到了深圳。

他后来回忆说，“我好像感到干大事情的时候到了。”这位33岁的年轻人叫王石，离职前在广东省外经委负责招商引资工作。1984年5月，他用倒卖玉米赚的钱成立了一家公司，“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都涉及到了”，这就是后来的万科。

浙江温州，1982年，下发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紧急通知，“温州八大王”被抓，人们惶惶然不敢再做生意，温州一时萧条。后来温州给“八大王”平反，壮了一批创业者的胆子。

1984年，南存辉萌芽了合股办企业的念头，他和同学胡成中一共投入５万元，创办求精开关厂，如今，由求精开关厂发展而来的正泰和德力西已是中国低压电器行业最大的两家企业。

河北石家庄，工人出身的马胜利用一纸大字报换回了石家庄造纸厂的承包权并出任厂长。4年后，石家庄造纸厂利润增长22倍，“马胜利模式”突然爆红，在当时的企业改制大讨论中一时风头无两。马胜利本人也迅速成为推行承包制的典型闻名全国。

广东惠州，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的李东生在一个简陋的农机仓库开辟了自己的工厂，他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磁带，这便是日后赫赫有名的TCL。

广东顺德，珠江冰箱厂在容桂镇成立，冰箱的品牌是“容声”，这是后来统治了中国家电业10余年的“科龙”的前身，只有小学四年级学历的潘宁出任厂长。潘宁造冰箱，技术依靠北京雪花冰箱厂的支援，资金则是由镇出了9万元的试制费。但是，“乡镇集体企业”这一模糊的产权纠葛，最终决定了科龙和潘宁的悲情命运。

广东三水，酒厂厂长李经纬的目光瞄向了1984年7月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奥运会。他得到信息，国家体委将在6月开会决定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而此刻他手上有一种还没有投放市场，甚至连包装罐和商标都没有确定下来的新饮料。

一番手忙脚乱之后，200箱光鲜亮丽的“健力宝”准时出现在广州会议上。6月，“健力宝”毫无争议地成为中国奥运代表团的首选饮料，“东方魔水”一举成名。

江苏南京，这一年张近东刚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进入南京市鼓楼区工业总公司工作，几年后，他凭借10万元资本创办了苏宁电器；与他同一个夏天走出校门的浙江大学毕业生史玉柱，被分配到安徽省统计局，也成了办公室清闲一族，不久，史玉柱南下深圳，开始了一段高亢而悲壮的创业生涯。

张近东、史玉柱、段永平的经历说明，1984年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年份，前后几年的政经环境，深刻地影响着这一代企业家的商业基因。

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J.熊彼特，将“经济增长的国王”这项桂冠赠与了企业家。现在看来，这不仅仅是一种荣誉，更是被欧洲几百年的经济发展史证明了的一个事实。

关于企业家。一方面，在“短缺经济”下商品和服务的长期匮乏，满足不了城乡居民家庭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单一公有制经济容纳不了日益增长的就业要求，特别是不能吸纳包产到户改革后释放出来的巨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两方面压力的汇集，逼迫中国以更灵活的方式组织经济。

周其仁认为是“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他高度肯定了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荣毅仁，并大胆决策划出一笔国有资本交付荣毅仁全权打理——开启了“国有资本＋企业家”的新经济模式。

邓小平还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威，多次对“傻子瓜子”这个事件表态，不准再动用国家机器鲁莽地扼杀民营企业家。

这位革命老人一次又一次耐心地问：允许这些企业家的存在，难道真的就危害了社会主义吗？改革以来，中国发布了多个政策文件、通过了多部法律，并数度修订宪法，逐渐承认并保护了普通人自由缔约、创办各类企业、按投资要素分配收入的合法权利。

当然，中国经济取得伟大成就的成因是复合的，人们对此也常有不同的看法。

周其仁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但我们认为，正是制度成本的大幅度降低，企业家阶层的整体“回归”，才是“中国经验”或“中国奇迹”的真正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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