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宰相也有财富焦虑

俾斯麦背后的男人，勤俭持家，还是个犹太人

《金与铁》讲述了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两个人的故事，前者赫赫有名，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后者鲜为人知，有必要多做背景介绍。

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冯”这个称号不是天生的，而是他后来凭借功劳争取来的。布莱希罗德来自柏林的一个犹太人社区，当时的犹太人分为两种，一种从事金融、法律、教育等体面职业，另一种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到德国出卖劳力为生。

布莱希罗德出生在第一种家庭，父亲掌管着不大不小的银行生意，在业务上跟著名的罗斯柴尔德有来往。格尔森子承父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体系，几乎掌握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金融命脉。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猜测，布莱希罗德的家族财产比德国所有新教牧师加起来要多。

巨额财富给格尔森带来了“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这个称号，在德国统一的战争

俾斯麦背后的男人，勤俭持家，还是个犹太人

《金与铁》讲述了俾斯麦和布莱希罗德两个人的故事，前者赫赫有名，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德意志帝国的缔造者；后者鲜为人知，有必要多做背景介绍。

格尔森·冯·布莱希罗德(Gerson von Bleichröder)，“冯”这个称号不是天生的，而是他后来凭借功劳争取来的。布莱希罗德来自柏林的一个犹太人社区，当时的犹太人分为两种，一种从事金融、法律、教育等体面职业，另一种是来自东欧的移民，到德国出卖劳力为生。

布莱希罗德出生在第一种家庭，父亲掌管着不大不小的银行生意，在业务上跟著名的罗斯柴尔德有来往。格尔森子承父业，建立起庞大的商业体系，几乎掌握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金融命脉。宫廷牧师阿道夫·施特克尔猜测，布莱希罗德的家族财产比德国所有新教牧师加起来要多。

巨额财富给格尔森带来了“柏林的罗斯柴尔德”这个称号，在德国统一的战争中，他出力甚多，获得了贵族册封，名字中可以加入“冯”。美国人约翰·莫特利说，只需看德国人的名字，就能知道他的阶级属性：名字里带“冯”的，和不带“冯”的。

莫特利和俾斯麦在大学一起念过书，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名字里的“冯”是天生自带的，标明了他古老、显赫的容克身份，论起家族历史比普鲁士王室还要悠久。即便在保守派里面，俾斯麦也算得上异常反动。1848年革命中，国王都已经咸与维新，颁布宪法，俾斯麦还兴致高昂地谋划反革命政变，剿灭乱党。

德国的乱党（或者说是自由派）的阶级基础为律师、大学教授、新兴工厂主，该党许诺更多的人身自由和公民权利，受到犹太团体的热烈支持。在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引荐下，俾斯麦结识了布莱希罗德，成为后者政治上的庇护人。最顽固的容克和最受压迫的犹太人亲密合作，这是古怪诡异的组合，个中原因有很多，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俾斯麦缺钱，容克家也没有余粮。

马克思厌恶普鲁士容克，说他们尽是些专横、鲁莽的粗人，韦伯欣赏容克，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虔诚、自律、节俭，这些品质归类于所谓的“新教伦理”，社会学家认为这正是资本主义产生的内在动因。

两者说的其实是一回事，大多数容克家庭生活在乡村，作风简朴，学不来英法贵族那套优雅礼仪。老毛奇元帅一生过得很节约，出差乘坐二等舱，随身自备口粮，孔子如果看到，会很欣赏这种“一箪食,一瓢饮”的清贫。与老毛奇、俾斯麦并列为开国三功臣的罗恩，他也没有多少家产，刚当上团长时，无力负担生活、社交开销。普鲁士参谋部多的是财力不济的军官，连哈登贝格（军事改革家，为战胜拿破仑奠定基础）和布吕歇尔（滑铁卢战役的普军统帅）高级别人士，也经常入不敷出。

俾斯麦有可能是欧洲生活最节俭的首相，官邸摆设简单，除了一张桃木桌子没有高档家具，室内装潢还不如一个法国省长的办公室。由于年薪只够生活成本的三分之一，除了红酒美食之外，俾斯麦再无其他奢侈爱好，首相夫人乔安娜常年穿着朴素老土的衣服，以致于拜访的来客误以为她是厨娘。

俾斯麦是德国最富有的容克贵族之一，但他对财富增值、贬值很敏感。纳税级别调高了一级，他都要斤斤计较。1870年在普法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刻，下议院正在清查国民税务，收入税给俾斯麦的等级调高了一档，要交更多的税。首相连忙哭穷，称自己没那么多资产，还抱怨说，国家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功臣？

俾斯麦对金钱的焦虑感，源自于青年时代的挥霍无度，他曾经有过一段轻狂岁月，在读大学期间，每日鲜衣怒马，一副地主少爷做派，最后欠债累累。父亲拒绝偿还债务，俾斯麦颇为窘迫，抱怨说为了活下去，可以做任何事，甚至改信伊斯兰。

步入仕途后，俾斯麦的花销更大了，跟名流打交道，建立外交情报网，这些事情都在烧钱。布莱希罗德显示出一个优秀管家的素质，他为俾斯麦打理产业，收取庄园租税，投资股票基金，账户下拥有埃及、沙俄、墨西哥各国债券。等到首相辞职的时候，积累的资产达到了120万马克，足够退休养老了。

如果在一个法治完备国家，布莱希罗德仅仅是首相的私人助手，无权参与国家大事，然而普鲁士是宪政只建了一半的半成品，布莱希罗德有机会染指朝政，起到的作用堪比财政大臣。

1848年新政体是朝野妥协的产物，议会制度确立了下来，但不能彻底掌控，时常发生冲突。下议院多次拒不批准新税，以遏制王权。英国的查理一世遇到了同样的困境，选择蛮干硬来，取消了代议制，结果引发革命。威廉一世足够幸运，有俾斯麦这等谋臣。

首相一方面跟议会保持冷战，另一方面开辟新的财源，采取“曲线救国”的迂回策略。科隆―明登铁路是普鲁士最早兴建的铁路线之一，俾斯麦打算出售铁路股份以获利。

铁路在19世纪是大宗财产，清没经过四川绅民同意，出卖铁路的权益从而激起保路运动，而保路运动促成了武昌起义的成功。科隆―明登铁路的售卖过程，牵涉了复杂的商业程序，需要有人来制定企划书、寻找市场买主、谈妥收益担保等专业问题，显然俾斯麦没有生意头脑，具体业务交给手下人处理。

布莱希罗德不辱使命，向私人财团成功出售股份，获得1000万泰勒（当时的德国货币）的补偿金和400万泰勒的可动用保证金。有了这笔钱，普鲁士不仅免于破产，还可以大展身手，有所作为。

1866年普鲁士跟奥地利一决雌雄，萨多瓦会战（普奥战争中的决定性会战）是军事上的奇迹，更是财政上的奇迹，俾斯麦在没有加税的情况下，筹集到军费，钱正是来自科隆―明登铁路那次出售项目。

经过此事，布莱希罗德获得重用，活跃于德国政坛。他帮助建立帝国银行，反对金本位，布置海外投资格局，布莱希罗德的金融手臂越过了德国，伸向罗马尼亚、土耳其。

英国首相迪斯雷利在外交报告里，把他描述成“俾斯麦的密友”，唯一敢向宰相说真话的人，法国总理儒尔·费里称他是“老鳄鱼”。没人敢小觑他的力量，尽管布莱希罗德没有一官半职。

普法战争的战后谈判中，德方开出了60亿的天价赔款，法国代表抗议道，这个数字大到无法计算，即便有人从耶稣时代开始一法郎一法郎地数，他到现在也数不完60亿。俾斯麦则回答，我已经带来了一位从创世时就开始数钱的专家，即布莱希罗德。这句话暗含宗教典故，透露出布莱希罗德作为犹太人的民族特性。

长久以来，犹太人在德国处于二等公民的境地，他们长期操持金融业。农民们觉得欠德国银行机构是羞耻的，但欠犹太人就不怎么羞耻，他们本来就是群放高利贷的寄生虫。

犹太人进入现代社会后，开始从事体面的中产阶级职业，有当律师，有当医生，有当记者，但很少有人进入政界，普鲁士没有犹太人省长，没有犹太人将领，布莱希罗德极度渴望融入容克们的生活。1872年，威廉一世论功行赏，册封他为世袭贵族，名字中可以加入“冯”，布莱希罗德是唯一受颁铁十字勋章的犹太人。

饶是如此，上流社会对这个新晋贵族充满轻蔑，俾斯麦作为布莱希罗德的恩主，也可以跟他保持距离，很少公开表彰他的功绩。俾斯麦的第一卷回忆录里，从头到尾没有提到布莱希罗德的名字。

反犹主义毫无疑问要负首要责任，而德国的宪政机制有更大的责任。只有议会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首相的私人管家才可以影响权力运作，俾斯麦喜欢任用些地位卑微的人物，给他们巨大的职权。

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由贸易部的一个小公务员，汉诺威的天主教徒西奥多·罗曼办理业务。关税改革事务，诸如制定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汇率结算，由鲁道夫·德尔布吕克处理，他从未担任过部长，不向议会负责。俾斯麦甚至任用了叛变革命的前社会民主党人，管理总理府的文秘工作。

没有根底的政治新手，更容易受俾斯麦个人控制，而说到底，德国的宪政结构有缺陷，宰相也不过是皇帝的雇员，而不是民选议会最大党派的领袖。后来新皇帝威廉二世解除俾斯麦的职位，他毫无还手之力。

政界的后台倒下，布莱希罗德本人随之落寞，而且在经济领域，他的地位也大不如前，股份制银行和工业巨子迅猛成长，克虏伯军工集团的估值超越了布莱希罗德。

布莱希罗德晚年的精力放在了慈善事业，为国内外的犹太人权益奔走，1893他患上水肿病去世。高官、国际商界代表和外交使团均出席了葬礼，新闻界对他的评价是：“德国最慷慨的人之一，最崇高的慈善家”。

文/柳展雄

平成末年风月

刊登于《第一财经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