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有一处败笔

文/金错刀频道 祥燎

“警察领导，我求求你，别再查「假药」了行么。这药假不假，我们这些吃的人还不知道么？我吃了三年正版药，房子吃没了，家也吃垮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可你们非说这是「假药」。不吃药，我们就只能等死。我不想死，我想活着，行吗？”

“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

说这话的人，是一位患慢粒白血病的老人，听的人，是查办假药的警察，以及所有在看《我不是药神》的观众。

句句戳心的台词，顿时令影院抽泣声四起。这一刻，《我不是药神》成功了。

上映首日，票房破3亿（含点映场）；猫眼、淘票票、豆瓣评分全线破9！这样的风光，国产片久违了。

截止今天12点，15万人打分，依旧坚挺在9分

有此成绩，在于它走了一条“现实主义路线”，直击“看病贵看病难”的全民痛点。

但有一处，它与现实仍先去甚远，那就是“原研药公司=反派”的设定——原研药公司药价昂贵，普通病患根本吃不起，只能等死，因此制药公司是在吃人血馒头。

油头粉面、油腔滑调的原研药公司代表

这样做，也许是为了戏剧效果，但如果不明就里的人，因此把原研药公司当成万恶的资本主义，是要被打倒的对象，那《我不是药神》的罪过可不小。

印度卖便宜药，但它不是救世主

《我不是药神》的主角程勇，他的现实原型是人称“药侠”的陆勇。

2002年，陆勇被查出慢粒白血病。全家没有一个人能和他配型成功，无法进行骨髓移植，瑞士诺华生产的药品格列卫成为陆勇唯一的选择。

格列卫是第一个分子靶向抗癌药，可以将患者的5年生存率从50%提升至90%以上。然而这个药最大的问题就是贵，贵到什么程度？有病人描述，如果吃的药吐了出来，他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咽回去，因为一粒就是500块钱。一个疗程要花掉2.35万人民币（一个月为一个疗程），而且需要终身服用。

当时的人均月工资仅1000多元。陆勇家境尚好，但两年时间吃了近60万，也已不堪重负。

在陆勇于2004年建立的QQ病友群里，100个人中只有他和另一位病友吃得起正版格列卫。陆勇回忆：“每个月都有一两个病友的灯灭了。”

2004年，陆勇发现印度仿制药，价格低廉，药效几乎一样，唯一的差别是没有专利。于是他开始为自己买药，也为别人带药。

在找药的各种方法中，自己去印度买药，是上策；中策，通过病友推荐寻找靠谱代购；下策，拼人品盲选网上代购；下下策，自行灌装药物。

前三条路，目的地都是印度。问题来了，印度的制药产业为何如此发达？

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印度有10500个制药单元（工厂），3000多家药企。从规模上看，印度药品市场规模约占全球市场2.4％，生产的药品数量占比为10％。

这背后，离不开印度的强力支持与法律保护。

1970年，印度颁布新的专利法，该法律自1972年开始生效。该法律对制药业最大的影响体现在两点，一是不授予药品的产品专利、只对生产过程授予方法专利，二是大大缩短了专利的有效时间。

从此，只要你觉得药价贵，人们买不起，你就可以无视专利，随意仿制。

这种行径和耍流氓无异了。但是印度也是没辙，1970年前印度医药市场都被跨国公司占据时，人民买不起药，社会动荡。为了维稳，厚脸皮耍点流氓算什么？

而到了1995年WTO成立，印度作为主要成员国之一还签署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还怎么耍流氓？

印度代表就说，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需要10年过渡期。于是对于TRIPS的执行，被拖到了2005年1月1日。

时间来到2004年底，实在没法拖了，咋办？没事，车到山前必有路，“强制专利许可”和“化合物专利授权限制”，横空而出！

“强制专利许可”来自于2001年的《TRIPS协定与公众健康宣言》。在以下四种情况下可以使用“强制专利许可”：

第一，专利权人未实施或者未充分实施其专利。

第二，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强制许可（如战争，传染病）。

第三，救济垄断行为的强制许可。

第四，依赖性专利的交叉强制许可。

印度正是利用了第二点，规定因国家安全、印度传统、公共健康等原因，国家可以对专利实施强制许可。

而“化合物专利授权限制”的意思，就是不允许现有化合物通过新的制剂处方获得专利保护。

这套组合拳一出，印度正式成为“世界药房”，全世界1/5的仿制药都来自于它，其中还有一半出口至第三世界，甚至欧美国家。

无国界医生组织在2005年的一篇报告中提到，印度的仿制药使艾滋病治疗的花费从原先的10000美元下降到约200美元。报道还写道，“世界各地的病人都依赖印度生产者来生产价格合理的仿制药。”

但是，正如《我不是药神》中原研药公司的律师所说，“救了你们命的不是印度格列宁，而是瑞士格列宁。”如果没有原研药，何来仿制药？

印度这种我穷我有理的做法，惠及全球，但令原研药公司很受伤。

药企卖高价药，迫不得已

对于正版药的高价，有人这样解释，“靶向药之所以昂贵到要卖几万元，那是因为你能买到的已经是第二颗药，第一颗药的价格是数十亿美金。”

有数据统计，药物从最初的实验室研究到最终的上市，平均要花费12年时间，66.145亿元人民币，6587个实验，423个研究者，最后得到1个药物。

几大药企在1997年~2011年的研发成本

例如，《我不是药神》中“格列宁”的原型“格列卫”。这款药物，从发现靶点到2001年获批上市，瑞士诺华整整耗费了50年的时间，投资超过50亿美元。

从1997年到2011年，诺华公司一共在研发新药上投入了836亿美元的成本，其中只有21种药成功获批上市，平均每粒新药耗资近40亿美元。

不夸张地说，一个新药物的诞生，完全是从无到有，可能比你中彩票还难。从新药立项到产品上市，成功率不到2%，其余98%的项目血本无归。一般来说，新药从研发到上市的过程中需进行的工作包括：

药物临床前研究（药物的合成工艺、提取方法、理化性质、纯度、剂型选择、处方筛选、制备工艺、检验方法、质量指标、稳定性、药理、毒理、动物药代动力学研究等）

申请获得临床试验批件

进行临床试验（包括生物等效性试验）研究

新药申请

获得新药证书和药品批准文号

进行药品生产

上市后监测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错，否则就前功尽弃，之前投的钱完全打水漂。

例如，最开始要找到具有潜力的新化合物，这就得花上2到3年，无异于大海捞针。

接着就是确定靶点，合成化合物。这一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创造出数以千计的新合成化合物，然后再筛选。5000个新合成化合物中，大约只有5个可以进入临床试验，而最终只有1个能被批准用于临床治疗病人，成为真正的药物。

再说临床试验审批，过程很复杂，而且每一步都存在着失败的可能，有报道称其总体失败率超过了90%。

而到了临床试验，还需要花费3到7年。临床试验分为I、II、III、IV 期，主要为了证实或揭示试验药物的作用、不良反应及/或试验药物的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目的是确定试验药物的疗效与安全性。

即使你觉得你的新药没问题，但你还得过审批这关。审批不过，之前十多年的努力，数十亿资金的投入，还是得打水漂。

而且很不幸，新药的审批是最严格、最耗时的，通过率相当低。当提交新药申请时，要提供所有能收集到的科学资料，这份材料通常能多达10万页！而由于材料过多，有些地方不规范，也会加长审批时间。

就算能上市，如果被发现在研究中没发现的严重不良反应，新药还会被强制下架。

新药研发周期长、风险高，且投资巨大，一个不小心分分钟破产。

所以相比这些跨国药企，中国药企敢去研发的，可谓凤毛麟角。迄今为止，除了屠呦呦的青蒿素，中国没有出过任何一款国际公认的化药新药。

屠呦呦

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2013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全球前十强药企的研发投入占销售额比例为17.8%，高达603.9亿美元，而国内前十强药企研发投入仅为销售额的1%，约为3亿美元。即便是这1%，究竟有多大水分，也不得而知。

2015年的数据显示，我国95%的化药是仿制药。靠仿制药也能活得滋润，何必去自讨苦吃？

就算是仿制药，质量也不容乐观。有句老话叫做，“安全无效是好药”。

最后，在中国，真有这资金、实力、耐心，还不如搞房地产呢。就算你牛，搞出了个新分子，上面的人也未必敢批，还是功亏一篑。

高价药是人血馒头吗？

当一个新药成功上市，它的专利期也只有10年左右，过了专利期，你的药就是大家的了，谁都能仿制。

药企要在10年时间把投资的钱赚回来，还要赚未来研发的钱，药价低不了。

诚然，有些药企在专利期间会定下天价，利用垄断追求暴利，毕竟能赚100亿，为什么要只赚50亿？比如辉瑞的立普妥(Lipitor)，年销售额就曾经达到120亿美元。而药品生产成本极低，这120亿美元几乎是纯利润了。

但纵然他们是靠垄断新药为生，是吃人血馒头，如果没有他们研发，可能现在慢粒白血病也是绝症。如果罔顾药企利益，最后损害的是未来的患者。

可是，人命关天。想活下去，也是最原始的本能。药企、患者、药商，永远不能用简单的谁对谁错来划分。

现在再去看看印度。在专利保护日益完善的今天，它想再耍赖也难了。但这么多年来，印度并没有止于简单的仿制，而是建立了一套与欧美监管标准接轨的药物生产规范，提供了产业升级的条件。

印度太阳制药公司在孟买的研发中心

再看中国药企，反倒裹足不前。

这倒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患者最关心的，也不是国内药企是否有研发能力，他们关心的是：

何时能吃上便宜药？

何时像《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那样的文章不会再刷屏？

何时不会再因病致贫，中产变无产，无产被碾压？

“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 我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