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治疗失眠的历史沿革怎么样

《灵枢·大惑论》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目不瞑”的病机，认为“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跷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灵枢·邪客》篇对“目不瞑”更提出具体的治法和方药：“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阳已通，其卧立至。”这种治疗方法至今对于临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灵枢·营卫生会》篇还论述了老年人“不夜瞑”的病因病机，认为“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脏之气相搏，其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难经·四十六难》的观点基本与此相同，这对于我们认识和治疗“不寐”，也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汉·张仲景对不寐的临床证候和治法丰富了《内经》的内容，如：“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伤寒论·辨少阴病脉证并治》）“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仁汤主之。”（《金匮要略·血痹虚劳病脉证并治》）前者是少阴病热化伤阴后的阴虚火旺证，后者是虚劳病虚热烦躁的不寐证，二方至今仍为临床所常用。
　　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卷三·大病后不得眠候》说：“大病之后，脏腑尚虚，营卫不和，故生于冷热。阴气虚，卫气独行于阳，不入于阴，故不得眠。若心烦不得眠者，心热也。若但虚烦，而不得眠者，胆冷也。”指出脏腑机能失调和营卫不和是不寐的主要病机所在，并结合脏腑机能的变化对不寐的证候作了初步分类。唐·孙思邈《千金翼方·卷一》中记载了丹砂、琥珀等一些重镇安神药，以及在半夏秫米汤基础上，拟选温胆汤等治疗“大病后虚烦不眠”，为秦汉以来治疗不寐增添了新的内容。王焘《外台秘要·卷一·伤寒不得眠方四首》中说：“虽复病后仍不得眠者，阴气未复于本故也”，进一步阐明了在热病后，阴血耗损是引起失眠的常见病因，并收载了较多的治疗不寐的处方。
　　宋·许叔微《普济本事方·卷一》论述不寐的病因说：“平人肝不受邪，故卧则魂归于肝，神静而得寐。今肝有邪，魂不得归，是以卧则魂扬若离体也。”此说明肝经血虚，魂不守舍，影响心神不安而发生不寐，并针对这种病因创制真珠丸以育阴潜阳，在服药方法上，提出了“日午夜卧服”的观点，对临床确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明·张介宾《景岳全书·卷十八·不寐》指出：“不寐证虽病有不一，然唯知邪正二字则尽之矣。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其所以不安者，一由邪气之扰，一由营气之足耳。有邪者多实证，无邪者皆虚证。”明确地提出以邪正虚实作为本病辨证的纲要。此外，他还指出饮浓茶可影响睡眠问题：“饮浓茶则不寐……，而浓茶以阴寒之性，大制元阳，阳不抑阴，则神索不安，是以不寐也。”在治疗方面，他根据不寐的不同证候，分别采用不同的治疗原则和方药，不论在病因病机上，或在论治用药上都作了系统的论述，迄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明·李中梓《医宗必读·卷十·不得卧》对不寐的病因和治法论述亦颇具体而实用，他说：“愚按《内经》及前哲诸论，详考而知不寐之故，大约有五：一曰气虚，六君子汤加酸枣仁、黄芪；一曰阴虚，血少心烦，酸枣仁一两、生地黄五钱、米二合，煮粥食之；一曰痰滞，温胆汤加南星、酸枣仁、雄黄末；一曰水停，轻者六君子汤加菖蒲、远志、苍术，重则控涎丹；一曰胃不和，橘红、甘草、石斛、茯苓、半夏、神曲、山楂之类。大端虽五，虚实寒热，互有不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清·《冯氏锦囊卷十二·杂证·方脉不寐合参》对青年人及老年人睡眠状态有不同的认识，提出了“壮年人肾阴强盛则睡沉熟而长，老年人阴气衰弱，则睡轻微易知”，说明不寐的病因又与肾阴的盛衰有关。明·戴元礼《证治要诀·虚损门》有“年高人阳衰不寐”之论，说明不寐的病因与阳虚有关，其论点颇值得注意。其他如林佩琴《类证治裁》、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程国彭《医学心悟》、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以及唐容川《血证论》等等，都以《内》、《难》、《伤寒》、《金匮》等理论为指导，结合历代医家的观点和自己的临床经验，对不寐证的病因、病机、治法、方药等方面都有所发挥，从而使不寐一证，从理论到实践，均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