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的“忍”法和“减”法（三）

《道德经》第17章说：

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这个话，适用在国家管理方面，是说最好的统治者，让人最信得过的统治者，人们往往不知道他的存在，不需要他来领导。而实际上统治者是发挥作用的，这个作用是无为而治，就像空气发挥作用一样，空气在那里静而不动，是个“无”，统治者也是个“无”，让人视而不见，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不知有之”。为什么这种状态是“太上”呢？衡量的标准是“有信”，而非“有不信”。“太上”是老子的一个赞词，意思就是最好，最好的统治者让人“不知有之”，它不扰民，老百姓非常信任它。可以说，人与人之间所有相互信任的关系，都是“不知有之”。我有一个朋友，他一出门在外，他的妻子就会频繁打电话，或发短信跟踪他、监督他，这就是老子说的“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你不诚实啊，她就不信任你，你的存在就是一件大事了，要做到“不知有之”是不可能的。而我自己呢，这里要自夸一下了，我出门在外十天半月，妻子只是偶尔过问吃穿或者安全问题，其他一概不管，我也丝毫不干扰她，相互都是“不知有之”，从未发生过“信不足”和“有不信”的情况。

老子讲的这个道理，有夫妻生活的人容易理解，古人讲话都是很实在的，尤其老子，从不虚言、妄语、说胡话，现代人假情假意做惯了，理解古人言语常有困难，因此我喜欢多举例子。夫妻生活在家里，脱衣穿衣、撒尿拉屎要回避对方吗？要把自己丑陋的一面藏起来吗？如果每天这样那不累死啊！结婚之前、恋爱期间，那是需要包装的，那是“信不足”、“有不信”的表现。等到赢得信任了就结婚，不信任就不结婚，所以结婚是相互信任的表现。婚后的生活，以前那个包装好苦好累，突然一下就脱去伪装，裸体、撒尿、拉屎都不回避了，双方视对方都是“不知有之”，好像对方不存在似的，这其实是一种“信足”、“有信”的生活，是“太上”的生活。古人说“君子之交淡如水”，这也是“不知有之”的状态，如果双方都客客气气，时时刻刻把对方当回事，那就不是君子之交了。

从前有个网友问我问题，她问“陈老师，你爱你妻子吗？”我本想说“脱裤、撒尿、拉屎都不回避，都已经‘不知有之’了，还爱什么？”我怕她听不懂产生误会，因此作罢。当然不说也会有误会，但这个误会比说出来的误会小得多，因此老子主张寡言或不言。现在世上的人，有时你真不知道该如何跟他讲通一个道理，你讲真的，他讲假的，根本对接不上，让你茫然失措、大惊失色。所以我认为，今人读不懂古书、读不懂古人，语言自然是个障碍，但不是主要的，关键问题是我们弄的一套都是假惺惺的，古人是说老实话、做老实人，你以假对真，怎么会懂得？比如有人用“唯心”、“唯物”来读解古人，我的天啦，简直牛头不对马嘴！古人哪里说过“唯心”、“唯物”的话，以你这个态度，以你这个方法，不要说古人写了堆积如山、浩如渊海的文字资料，就是古人只说一句话，只说一个词，你怎么会理解，怎么会懂得！

世上有没有老百姓“不知有之”的统治者呢？好像全世界都没有，不过美国的联邦有点像是这个样子，它现在“关门”了，老百姓不把它当回事。你“开门”，老百姓不当回事，你“关门”，老百姓也不当回事，这就是“太上，不知有之”。为什么说它只是有点像呢？因为它“关门”，老百姓不当回事，这只是暂时的，如果长期“关门”，那就成为大事了。世界上的统治者，能忍一时一地是可以的，长时间、大范围的忍受无为，那就做不到了。权力的本性就是有为，世间上的人，都对那个权力渴望得不得了，好不容易爬到拥有权力的位置上，他本身就是非常地忍不住，想要有所作为才爬上去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啊，他怎么会忍受得住不用权力呢，所以让统治者做到“无为而治”非常难。

老子说次一等的统治者，天天施行仁政，天天做好事给人看，让老百姓亲近、称赞、歌颂他，他也在极力地赞扬和歌颂自己，它不能忍受自己得不到赞扬、得不到歌颂的寂静场面，因此常常做秀，有意无意地鼓动人们歌颂他、吹捧他。再次一等的统治者，他能忍受“无”为的层次更低了，他要实施严厉的法治，使老百姓畏惧他，与他拉开距离，让自己高高在上，显出很威严、可怕的样子。最低等的统治者，已经属于最不能“忍”的层次了，他连章法都没有，常常胡作非为，让老百姓轻侮他、看不起他，甚至写打油诗、编段子、唱歌骂他，这是大乱的征兆。这四种统治者的“统治”状况，可以参照《道德经》第38章来对比理解。

第38章全文如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老子说“上德”的统治者，他拥有最好、最高尚的德，这个最好、最高尚的德，就是不强调德、不张扬德、不喧哗德的那种德，不故意去做有德之事，时时处处显示出“无为”，让人感觉“不知有之”，看上去好像没有德的样子，这是“太上”的统治状况，是有“信”、有“道”的表现。“上德”统治者忍受无为的水平是最高的，它顺应自然，没有私利、图谋和居心，是真正地无心作为。

“下德”的统治者也能显出“无为”的样子，但却是假装出来的，是有居心和图谋的“无为”，目的是要博得老百姓“亲而誉之”，赞扬他如何地好、如何地伟大、如何地正确，因此他根本不可能忍受无为，无为是假，有为是真。

“上仁”的统治者能算是有半点“忍”劲的，“上仁为之”是没有“忍”劲，“而无以为”是有“忍”劲的，所以说他有半点“忍”劲。“上仁”者虽然有所作为，但不存私利、图谋和居心，他把这个私利、图谋和居心“忍”住了。这种人很可爱，像小孩一样好动，他没有企图，你不用防范和敌视他，有时你还想亲近、赞扬他。

“上义”的统治者是完全不能“忍”了，他要积极有为，他是存有私利、图谋和居心的，处处显示其义气用事的好汉模样，生怕人们会忘记他故意给人的好处，因此时刻需要人们牢记他的伟大、光荣、正确。

“下德”、“上仁”、“上义”这三种统治者，会让人们“亲而誉之”，当然这种亲近、赞誉、歌颂，可能发自内心，也可能是表面的忽悠。

按照老子的思想，即使老百姓发自内心地亲近、赞扬统治者，统治者也应该万分谦虚，不可居功，不可飘飘然，更不能自己给自己唱赞歌，做那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傻事。《道德经》第28章告诫统治者：要“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如此这般才能“常德不离”，并且“常德乃足”。什么是“常德”，在老子的经典中，最高贵、最管钱的一个字就是“常”字，那么“常”是什么意思？用易经的道理来讲，“常”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这个大有多大啊，没有任何东西在它之外，小到多小呢，没有任何东西在它之内；用佛经的道理来讲，“常”是尽虚空遍法界，即从无尽到无尽的一切空间，从宇宙到人间的所有领域，是横竖上下、十方无尽、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的一切处。《道德经》通篇都在说“道”，但这个“道”必须是“常道”，否则你说一万年的“道”而非“常道”，名一万年的“名”而非“常名”，那是毫无疑义的；那么你追求一万年的“德”而非“常德”，会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呢！老子说，你深知什么是雄伟强大，并且做到了雄伟强大，但却安守雌柔的地位；你深知什么是荣耀，并且做到了荣耀无比，但却安守卑辱的地位，那么常德就不会离开你，并且常德十分充足，让你受用不尽，快乐无比。

老子还引用圣人的话说：“受国之垢，是谓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王。”（《道德经》第78章）能够承担全国的屈辱，才能成为国家的君主；能够承担全国的祸灾，才能成为天下的君王。可见伟大的统治者不仅不会张扬自己拥有的功德，也不会发泄自己蒙受的冤屈。国学大师傅佩荣说：“统治者除了明白‘柔弱胜刚强’的道理，还须承受天下的垢与不祥，就像江海容纳百川也必须接纳一切污垢。但是，后来很多国君作威作福，商汤的后代也不例外，如商纣王，他们认为天下有罪是天下人应该受罚；而我有罪，则是天下人害的，观念完全颠倒了，这样的人没有资格当帝王。当帝王就要居于下流之处，容纳百川，连垃圾也要接受。自命清高的人不可能当领袖，想当领袖，当然得承受国人的污垢。”（《〈老子〉新解》（下），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240页）

我们可以综合老子的思想，来给“常德”下一个定义：对统治者来讲，“常德”就是能够守辱、守雌，承担全国屈辱、全国祸灾的普遍、伟大、永恒的德，是宇宙中守无不固、战无不胜的德。“常德”是老子歌颂天下统治者唱出的绝响！任何知道并且做到“守其雌”、“守其辱”，“受国之垢”、“受国不祥”的统治者，都佩得到老子这个绝佳、绝美的赞扬。“常”字很伟大，那么做到知“常”、守“常”，或者说藏在“常”字背后的一个更伟大的字眼，便是非“忍”莫属了，而且是智慧大“忍”！

“上礼”的统治者是彻底地不能“忍”了，他喜欢、渴望有为，但人们对他虚伪的礼法和作为常常阳奉阴违，并不真诚地回应、响应，于是他就忍不住扬起胳膊来瞎指挥，强迫人们服从他，使人“畏之”，制造出一种表面和谐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讲究礼教的人常常让人生畏，很多小孩子在讲究礼教、面孔庄严的老太爷、老太婆面前，都是怯生生的，害怕说错一个字、行错一个礼，但却并不真心服从他，背后还会奚落他，瞎编段子嘲笑他，于是老太爷、老太婆就会忍不住严厉地教训孩子们，常常会指手画脚甚至张牙舞爪地吼叫起来。

依据“忍”的程度逐次降低以至完全丧失，一个社会失去“道”而后有“德”，失去“德”而后有“仁”，失去“仁”而后有“义”，失去“义”而后有“礼”，老子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失去“礼”而后有“法”。实际上“礼”、“法”是相关的，都是行为规则、规范，但“法”是连表面的礼教、恭敬都没有了，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步，是忍心、耐性、忠信完全丧失的产物，已经接近赤裸裸的动物世界，完全靠恐怖、高压的方式来维持统治了。实行“法”治的统治者，如果有“信”还好些；若是信誉扫地，老百姓就可以随便对他进行“侮之”了，“违法”就是一种极端的“侮”。所谓“前识者”，就是前边提到的“下德”、“上仁”、“上义”、“上礼”这些表现为“有”的人治文化，都是“道”的表面虚华，是愚昧、愚蠢的开始。所以大丈夫、圣人、好的统治者，能够立身于、忍耐于“减”掉许多“有”的敦厚、朴实，不居于花样繁多的浇薄与浮华之态。

老子认为，最上等的统治和统治者是个“无”，“无”是有“信”的表现，也是有“道”的表现。统治者采取“下德”、“上仁”、“上义”、“上礼”这些“有”上加“有”的策略方法来统治百姓，老百姓对统治者“亲而誉之”、“畏之”、“侮之”，是“有不信”的表现，是统治者“信不足”的表现，也是统治者不“忍”、无“道”的表现。“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道德经》第75章），统治者忍不住，总是不厌其烦地作弄出那么多的“有”来，如何能够治理好百姓呢！有“信”、有“忍”、有“道”的统治者，必然“悠兮其贵言”，他悠闲自在，像没做任何事一样，很少发号施令，经常体现出“无”的价值。事情完成，大功告成，老百姓都说“那是我们自己做的，本来如此，自然如此”，统治者干了什么呢？人们都说“不知有之”，这就是最好、最有信的统治了。这种最好、最有信的统治状态，前提是需要统治者能够“忍”啊。

《道德经》第17章和第38章是关系最为紧密的，这两章讲的大道、原则，可以用在治国方面，也可以用在修身、齐家方面，更可以用在打坐养性上面，总体上都是讲的贵“无”修“无”，贵“忍”修“忍”。就修身而言，正如佛家所讲要戒贪、瞋、痴这些“有”的东西，要清心寡欲。儒家也有这层意思，孔子要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都是讲修身方面应该“忍”，应该追求一定层面或某个方面的“无”，那些“饱”、“安”、“语”、“言”，都是不必要和添麻烦的“有”。在现代生活中，还可以模仿孔子的话说一句“食不视”，就是吃饭时要忍住不看电视，吃饭就好好吃饭，细嚼慢咽，品尝美味。在齐家方面，身教重于言教，也是讲的“忍”和“无”，就是要忍住少对家人说废话，把绮语、妄语“无”掉，以身作则比什么都管用。

我自己临近退休，便观察退休人员的生活，他们多数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演讲欲，迫不及待地想把自己的人生和工作经验告知他人，对家人、亲朋、同事等，都喜欢唠叨；但是年轻人呢，却又不想听，只是出于礼貌，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有时还虚情假意奉承几句，就更刺激老年人的演讲欲了。在过去三十年中，有无数次开会学习文件，学习上级领导的长篇“重要讲话”，我都听得打瞌睡了，这可能跟“老人”和“演讲欲”有关，因为上级领导多数是老人。我以前的工作单位召集退休人员开会慰问，好多人都有演讲欲，发言没完没了，有个老领导还把自己写的诗集印成书来发给大家，但是半个月后，我发现厕所的垃圾桶里，就有年轻人扔掉的好几本诗集。在主流媒体上，有句针对老年人讲的话叫“发挥余热”。在工作岗位上的人，他是希望你退休之后好好休息，不要干扰他们的工作，不要给他们添麻烦，这是他的真实想法。在临近退休之际，我告诫自己：退休之后啊，除了守好佛家的口戒（不妄语、绮语、两舌、恶口）之外，就是少讲话。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好这个“减”法，哈哈。

打坐养性更是“无”得彻底了，这是道、佛两家的共修法门，是最典型的做“减”法，不仅要把外在的行为和内在的思想“无”掉，就连打坐的意念本身也要去掉，用佛家话讲就是彻底地“空”，把妄想、分别、执着这些“有”上加“有”、“有”得不能再“多”的东西减掉，这就是“无”，就是“道”，就是佛家说的“一真法界”。从时间上讲，自然减掉的还有一个“机会成本”。一个人做此事就不能做彼事，做此事就必然要放弃做彼事，经济学上把那个被放弃的利益叫“机会成本”。“机会成本”是个大大的“有”，那么我们打坐，就把那个大“有”减掉了。你不打坐，“忍不住”要去做事、要去讲话，去俗世中折腾，就会无事生非。即便你去做好事，有时好事离坏事只是一步之遥，这一步之遥连皇帝的智慧也把握不住，因此凡夫之情贵在安静无事，否则就会“有”上加“有”添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