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帝王中被黑得最虐心的人，没有之一！
谁是被黑的最惨的帝王
文丨辅仁君
有人说，现代社会，媒体才是世界的真正统治者。
如果这话有道理，那么，在古代，同样，谁掌握了舆论权柄，谁才是笑到最后的人。
历史上有这么一个人，我在中学时候就听说过他的令人“羡慕”的劣迹：'大冣乐戏于沙丘 ，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想必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人就是商纣王。在当时看到这么一段描述之后，对纣王的第一印象就是喜欢喝酒吃肉，并且有集体裸奔的嗜好。
也许是阅历不够（^_^），无法理解这种嗜好有多刺激。把一块一块的肉悬挂成林，盖一处处池子，注入美酒，男女一丝不挂在肉林之间奔跑嬉戏，渴了就喝池子里的酒，饿了抓住身边的肉啃几口，日复一日，长乐未央。
在老师的教导下，商纣王被当做帝王中最为腐败的典型。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先前固化的历史人物评价渐渐开始有所怀疑。因为我曾经试过，连续一星期每天大鱼大肉，吃得令人恶心，实在不是什么很刺激很快乐的事。而历史总是胜利者书写的，为了彰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习惯性要对末代君主进行艺术性加工，把各种违背天道，扭曲人性的东西往失败者身上堆积，以便让后人认为，我们取得统治权，乃是替天行道，为民做主。被这样整黑的帝王还不少，始皇帝、隋炀帝也有不少人为期翻案。
长话短说，今天要说的这个帝王，商纣王，根据历史常识，商朝天子并不能称作王，而是比王更高的“帝”，所以商纣王在当时的时代，正确的称呼是“帝辛”，周朝给了一个不好的谥号“纣”。夏朝也不称王，而是称作“后”，后羿的后。据《史记》记载，到了周朝，天子取消帝号，自降品级，把自己降格为王。
那么，在殷商时代，除了天子之外，还有很多地方诸侯王，这些诸侯王并不想周朝那样，核心地带都是自家亲戚和嫡系亲信掌控。殷商大部分时间内，中国一直就很乱，政治不稳定，除了京畿之地，地方诸侯经常叛乱，到了帝辛他爷爷和父亲时代，商朝趋于稳定，并对四夷狄开始征伐，以开疆扩土。
帝辛时代的商朝有多大，《淮南子》曰：“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前交趾〈五岭以南的一帶地方〉，后幽都。”又曰：“纣王兼天下，朝诸侯，人迹所及，舟楫所通，莫不宾服。”（《淮南子·主术训》），这里可能有些夸张了，不过，从历史语境中分析，帝辛时期中国是一统天下的。帝辛为了开疆扩土发兵攻打东夷以及东南地区的淮夷等，中国控制领域空前膨胀。从这个意义上，帝辛也是有很大贡献的。
不过时运不济，商朝的统治基础依然不稳定，诸侯做大，时不时还要想要趁机捞一把。尤其是被分封到西部的周国，兼并西北西南的商朝以外的土地（后来秦国也是这么做的），并且在内部进行政治整顿，实力空前强大，帝辛不是没有察觉，而且还囚禁周国君主，但最后还是放虎归山，以至于在帝辛征伐东夷、首都空虚的情况下，被周国军队捅了刀子。
周人的政治大喇叭
周国为了“吊民伐罪”，肯定要发布檄文，把帝辛的人品和整治作风数落一遍，以振奋军队的士气。因此抹黑帝辛的第一主力自然是生死仇敌周人。周人自季历起便积极拓土，据《竹书纪年》，帝武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历命为商牧师。自此时起，季历先后攻伐始乎之戎。翳徒之戎，攻程，攻鬼方。
周王季历的扩张，引起了帝文丁的警觉，帝文丁十二年，杀周王季历。继季历为王的周侯昌，亦即后世所谓的周文王，更是变本加厉，帝乙二年，周伐商，败于帝乙。但周王昌并不甘心，而是加快了征伐的步伐，征大戎，攻，攻崇，攻黎，引起帝辛的警觉，在黎地举行军事演习，亦有人认为是商、周战于黎，随后拘禁了周侯昌于羑里。周侯昌的命运，《史记》、《竹书纪年》、《左传》均说是帝辛有条件地释放了西伯昌，而当代有人说是帝辛英明果决杀了周侯昌。
两代周王的命运，使商周成为死仇。继位的周王发在厘清内政的同时，更理频频观兵孟津，为报仇雪恨，攻伐大商做准备。然帝辛积威甚重，使周武王畏惧极甚。第一次观兵孟津，诸侯皆曰可伐，武王却因害怕而托词“女未知天命，未可也”；及至牧野大战前夕，周武王仍战战兢兢，不敢应战，是吕尚强迫其出战，才不得已而贾其余勇勉力一战。《史记》、《竹书纪年》、《左传》以铁铸的事实证明着这一切。对大商的仇恨、对帝辛的畏惧以及要取代商朝的野心，使得周人不顾一切地诋毁、抹黑自己强大的、天神一般的对手，以建立战略联盟，激起将士的同仇敌忾，减轻自己的畏惧和恐慌。周朝取代商朝，对言论的威力记忆犹新，以及认识到取得民心的重要性，因此在开国之后，便吸取教训，进行全方位的改革。
萧蔷之内的谍战兄弟
我们说一个历史人物，仅仅凭外人抹黑，他并不会被黑成煤球，而能让“黑脸”通透入骨髓，自己人的功劳应该是最大的。
关于这一点，笔者向大家介绍一下历史上皇帝齐刷刷被黑得深入人心的一个朝代，明朝。我们印象中明朝皇帝清一色全是昏君。一群“昏君”竟然让大明朝成为最富裕的东方超级大国，令人匪夷所思。但是经过负责人的历史学家的考证，明代前期政治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很多被称作“盛世”的时代，后期更是进一步出现了制约皇权的各种叠加在一起的制度。皇帝成了摆设，士大夫为了青史留名，个个巧舌如簧，逮住一点小事就要把皇帝骂成万恶之源，甚至无中生有，来“警示”圣上。后来的满清所谓的史家，当然不敢说明朝的好，为了突出满清取得政权的合法性，明朝士大夫的“激情”语言就很有利用价值了。
回到商朝，黑帝辛的第二主力便是自己人，说白了就是叛徒、内奸。“内奸”的队伍是庞大的，但总体可分为两类人。
一类是神棍，也即是掌管神权的人，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教皇与神父之类，商朝想要挑战神权，神棍们自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这便是帝辛罪状中的“昏弃厥肆祀”、“弗敬上天”、“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郊社不修、宗庙不享”，“慢慢鬼神”等等罪状的由来。自帝武乙戏弄神祇，“革囊盛血”以“射天”。
至帝辛，四世之中，君权与神权之争愈演愈烈。虽然经四代商帝数十年的奋力搏击，王权占据上风，成为统治主导力量，但神权数百年的无上地位，致使队伍庞大的神棍们不甘心失败，一而再地与王权相抗衡，力图再现伊尹、巫咸等时代超越王权的辉煌。至帝辛时，由于帝辛的分外的强势，神棍们撼之不动，便勾结外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成为倒商的急先锋。曾经是商王朝中坚力量的祖宗一元神教，此时却成为动摇商王朝统治基础的主力。
另一个群体则是商王朝的争夺权力的贵族。帝祖甲的礼制改革，不仅是确立了嫡长继承制，而且废除了帝位继承和国家大事中的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彻底泯灭了酋邦制的最后残余，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商王朝才真正进入了帝国形态。这群人在商帝国的实力是如此之大，虽屡经打压而依然坚挺，不得已，商王朝的几代帝王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手段建立自己的王权架构。帝武丁做为商王朝武功赫赫的大帝，在欲用千古名相傅说时，仍不得不采用“先帝托梦”的手法以掩饰其真正目的。
而到帝辛时，帝国内部已四分五裂，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积重难返，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仲、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仲，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帮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因而，帝辛的罪状中的“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昵比罪人”、“以奸宄商邑”便是由此而来。而神棍们、王族反对党、贵族们的怨言亦成为帝辛的罪状：“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力行无度，播弃犁老”、“崇信奸四，放黩师保，屏弃典刑，囚奴延士”、“醢九侯”、“脯鄂侯”、“剖比干”、“囚箕子”等等各种罪状，不一而足。
后世文人的笔杆子
抹黑帝辛的第四类人，则是战国诸子和其后人。出于对证明自己观点的需要，先秦诸子无不“案往旧以造说”（《荀子》），以历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也是为什么“层累地造”的中国古史诞生于战国的原因。帝辛被作为反面典型，为证明仁义重要，就举帝辛不仁不义的事例——没有事例可以象苏东坡那样“想当然耳”；为证明尚贤、用贤的重要，就举帝辛残害忠众以亡国的教训；为证实天道亡国，就制造帝辛“斮朝涉之胫”、“刳剔孕妇”的实例；为证明防微杜渐的作用，就制造帝辛“为象箸”，等等。
反正帝辛已是污水坑，大家能想象到的千奇百怪的罪名都加诸帝辛身上已是习惯之举，多泼一瓢污水又有何妨，由此造就了“千年积毁”的商纣王。至此，帝辛已不再是帝王，而是任人化妆的小姑娘，每个人都要来画上几笔，以让小姑娘看起来更丑。
天下之恶皆归焉
这些对帝辛肆无忌惮的抹黑，早就引起一些有识之士的置疑与反驳。在现存的典籍记载中，首先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一点的，是孔子著名的大弟子子贡。针对一拥而上抹黑帝辛的现象，子贡一针见血地指出：
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也就是说，帝辛虽然不是善类，但也没有恶到如此地步吧。看来想做君子还真要不断修身，不然的话，一旦犯了错行了恶，或者成为政治失败者，所有的恶行都会加在你头上。
子贡作为孔门弟子中政治成就最高的人，“常相鲁卫”，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敏锐的政治感觉，一语道破了“千年积毁”现象的本质：“天下之恶皆归焉”，所有的曾经见过的罪恶和所有的人们能想象到的罪恶，都“归”于帝辛的头上。所以“君子恶居下流”，千万别当失败者，其结果是极其可悲的。
宋人罗泌在《桀纣事多失实论》中认为：“帝辛大造宫殿，建酒林肉池，宠信女色，囚禁贤人，残害忠实等罪恶，与桀的罪恶如出一辙，凡桀的罪，就是帝辛的罪，桀纣不分，这些都是出于模仿。”翻开《尚书》、《史记》等，桀有的罪恶帝辛都有，而桀没有的，帝辛亦有。因而，帝辛是夏桀加想象的罪恶的集大成者，要让人们形成一个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帝辛的灭亡是其罪有应得。
结语：正视历史，以正人心
亲身经历了家国沦丧、山河破碎的明末大知识分子、抗清义士顾炎武在亡国之后沉思细想，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个帝国的衰亡，是各种势力相互作用的综合结果，以至于积重难返，非革故不足以鼎新。因此，在研究殷商亡于帝辛这段历史时，顾炎武分析了殷商自盘庚以降，商王朝贵族离心离德的种种行经，得出一个结论：商亡是必然的，帝辛只是适逢其会，换了任何人，都无法拘救商王朝的命运，而帝辛正好成了商朝命运的牺牲品。
大周朝取代商朝，实行了仁政，作为一个胜利者，继承了夏商文明发展之成就，奠定了中国文明之基础，为万世是典范，也算是实至名归。
然而，时至今日，成王败寇的思想不断地变异扭曲，还深入人心。铁木真被当成了杀人英雄，希特勒被当做膜拜对象，百姓去读历史，常常不经意就欣然接受“谁的胜利的屠刀更锋利，谁就是正义”这样一种扭曲的历史观。
历史是一面镜子，不是为了正衣冠，而是为了正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