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学历青年为何多出“愤青”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中国社会对于文凭的看重，体现在文凭在社会地位分流中所发挥的作用：人很难改变自己的出身，但可能通过文凭来改变自己的未来。然而近年层出不穷的“蚁族”与“愤青”的出现，呈现出高学历青年群体的整体性不满。这种不满缘何在这一时期出现？

历史上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常伴有不同程度的社会动荡，在解释社会不满的积累和成因方面，社会学一向关注转型中的结构变化，特别是社会成员在收入、声望、地位和身份等方面的分流秩序变化带来的影响。这一关注点与经济学常见的收入差距影响社会稳定的分析存在一致的方面，但也有重要区别。

一致的方面在于，经济学与社会学都同意，超过限度的收入差距扩大，是社会冲突的重要来源。经济学者已经指出，再分配权力的减少和失业增加，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极大挑战。以往社会是通过再分配权力“平衡”不同需求的，而今必须经过市场，这种新的再分配机制激励了竞争，结果更有利于强者，因而在不同程度的获益者之间形成对立，从而引发社会不满。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留下了不稳定因素”，中国的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的三倍半，城乡差距之大为世界之最……收入不平等开始增长，社会冲突和间歇性的权利抗争开始出现。这些认识与社会学中“转型理论”的结论一致。

区别的方面在于，对于结构性不满的积累，社会学认为，收入的正当性和与此有关的社会地位预期问题，具有同等的解释重要性。社会学者近年对中国部分地区的调查表明，人们对收入结果的差距具有相当复杂的反应。一方面，他们认为收入差距大具有负面作用，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反对“劫富济贫”的收入拉平办法。

分析显示，人们对收入差距是否容忍，不仅与差距的结果有关，更与对差距的评价有关，即收入是否“正当”。在对 100 多名基层人士的访谈中，研究者发现，有的收入差别被他们认可，有的则不，理由是，人们认为有些差别是公平的———比如体育竞赛和科技竞赛奖金，有些则不公平———比如走后门、运用关系或者依靠权力垄断获得的收入。

社会成员评价收入的标准，一是看作为(有无切实的贡献)，二是看程序(是否经公开竞争的规则)，三是看是否符合公共利益(能够被广泛分享)，越接近这几个标准的收益，人们评价为公正的概率越高。这说明，社会成员对收入差距的不满是具体而有针对性的，它们特指那些“不正当”的收益。

收入“正当”与否的社会“评价”，看上去具有经济学者通常认为不重要且难测量的主观性含义，但与排除了主观内容的“客观”看法不同，社会学已经不再把社会结构看成仅仅是“客观”外在的，它认识到，我们所言的社会结构，实际上包含着群体的主观预期和客观地位两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基本性质：社会结构由“预期结构”与“现实结构”两方面组成，二者可能重合，也可能分离。重合与稳定和秩序有关，分离则与变迁和动荡有关。

比如，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容忍因不同的社会制度、历史和文化显示出差异。在一些社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懒惰，应由自己负责，所以未对他人和社会产生不满；而在另一些社会，人们认为贫穷源于他人的掠夺和分配不公。这些不同的看法，影响着人们对收入差距的归因和本身地位的认同。显然，归因为他人或制度限制，才会加强结构性的社会不满和对抗。

这一点提示了，在对社会不满的解释中，需要注意普遍预期的基本标准与社会变动的关系，特别是非个人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变动的关系。非个人的社会预期是结构现象，它指的是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某类人群应当对应的结构位置——身份、地位、收入、职业、生活方式的预期。

这一预期来自他们的经验，其形成与制度历史有关，因此可以说，现实社会结构“生产着”人们对自己或他人所处类别的社会预期。在转型中，个人境遇和地位的差异可能不确定，变化很快，甚至偶然，但是结构性的社会预期往往变化较慢，而且相对稳定。比如，对受过何种教育的人群应当属于什么社会类别，正常情况他们一般应获得什么样的职业地位，进入到社会结构的哪一位置，多数社会成员有大致相似的认可标准，这些标准引导着人们的行动方向。虽然社会变化经常缓慢改变这些标准，但一种新的结构预期形成需要相当的时间。

比如，在同一个行业内，从前的社会标准是资历优先，这样年长者的地位普遍高于年轻者成为预期，如果实际情况与此不符，就被视为不公，积累不满。但当人们开始接受以工作贡献为地位标准时，资历优先的做法反被视为不公。

所以，当社会变动中一类人的境遇与原先相对稳定的预期差距拉大，意味着结构性失位(structural dislocations)问题出现:这类人群历经投入(比如完成高等教育)后，却无法进位于预期的结构位置。很明显，这一状况引发的不满并非具有个人性质。

在世界各地，财富充足的社会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人富有，而是因为竞争和获得财富的方式及结果，与预期的结构位置相对一致并稳定，社会中形成清晰可辨的类别定位作为“未来”引领人们进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目前付出什么、未来得到什么是相对清楚的，就像选择什么样的路，进入什么样的位置类别，终点具有可预见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不是来自个体，而是来自社会结构的固定性，它向每个人传递着有关信息，因而在宏观上维持着社会稳定。

即使个人的机会暂不确定，因能力和竞争差异出现不同结果，但经过某渠道进入到某类别的机会结构却是稳定、持续和可预见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给社会成员提供稳定感和行动目标，他们根据这些目标确定方向、投入精力，原因是可以在预期中“看到”自己未来的位置。

显然，社会成员和团体拥有清晰可辨的结构定位，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竞争的不确定性只改变某个位置上的个人，但不改变宏观的位置结构。如果各类人群流动的路径没有阻断，他们进入的社会类别符合一般的社会预期，就不足以制造结构性的社会不满。而如果年轻人普遍出现结构进位困难，将增加相关群体前途的不确定性，扰乱他们对未来社会地位的稳定预期，这种非个人的失序无法经由个人努力改变，于是群体性的不满积累并将目标指向社会不公。

以这样的视角来看，经济“收入差距”论虽然正确地指出了收入不平衡可能导致社会不满，但是它不能对转型时期的特别现象做出充分解释:为什么最低收入者(比如农民)群体并非是最不满意的群体，为什么有些财富不平衡的社会，并没有结构性的群体不满发生。

在理论层面，“收入差距”虽然可以解释不满的一般性来源，但不能具体地解释不满的独特性来源，尤其是转型社会特有的结构性不满积累问题。在实践层面，收入差距论可能会误导政策指向，视发展经济和财富分配为解决问题的惟一药方，指引政策走向追求 GDP 或加强福利再分配， 而不是结构变革的方向。比如，教育扩招大跃进作为舒缓就业问题的行政干预，不仅把问题的解决引入了表面和短期追求的歧途，而且掩盖甚至加重了更基础的结构性失衡事实。

中国是一个追求文凭的国家。原因在于文凭对社会地位的分流作用:文凭大致可以作为标识，确定人们初次进入社会时的基本位置——职业、阶层、地点以及社会地位。人们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但却可能通过获得文凭改变自己的未来。在重要性上，文凭作为身份象征的意义一向超过作为技能掌握的意义。在人们的认识中，不同社会职业和单位、地域总是含有等级含义，它们在地位上不被视为平行，而是高低重叠的纵向结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即使不是优越于官吏，通常在社会地位上也被认为是与之平等的。

在这个意义上，文凭教育不断在提供社会成员进入某种更高身份结构的资格，它的目标不是产出普通的、掌握专门技能的劳动者。在历史上，只有受过教育者可以入选为“师”或者“吏”的后备，他们的身份显然区别于一般的劳动阶层。在社会分流中，脑力和体力的职业差别并非仅仅是劳动方式不同，更代表着社会身份不同。这种身份在获得教育文凭后就确定了，其后不会消失。

比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家境破落到生活无着的地步，身份却还是一个读书人和绅士，自视与其他的劳动者有别。还比如，在袁世凯等上奏的“立停科举，以广学校”之“妥筹办法”中，官员们特别建议清廷，在取消科举时必做的一件事是对“其以前举贡生员，分别量予出路” (《清德宗实录》卷五四八:4 － 5)。

可见，学历虽可消失，但身份不可不延续，在这一理念下，那些曾经科举确立了功名者，其地位理应被朝廷和社会承认:即旧式科举已经完成了他们的阶层进阶，所以，科举改革虽废除了旧知识之有用性，但并不因此使得旧文凭持有者失去身份资格，所以须安排“出路”。在这里，教育的角色，相当于是社会结构的门卫，控制着流动的社会身份分类以及再生产。

正因为如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教育变革，客观上都曾改变不同人群的位置、职业和升迁路径，盖因为文凭具有变动不同人群之机会结构的效应。可以列举的有科举制度的改变，这一举措曾切断了知识群体向(基于掌握传统知识的)官僚群体流动的固 有格式，知识群体预期的机会结构和事业晋升模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20 世纪中叶，随着政治体制的变动，中国教育又一次发生变革，教育的政治性标准确立——为工农兵服务和造就无产阶级接班人。在那个历史时期， 80%的人口扫盲，干部队伍普及文化，学习新知和学历提升，曾经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教育的这些改变，给大量出身普通的劳动者提供了向上流动的机会。文凭使他们从体力劳动者变为脑力劳动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在田间地头和车间干活的人，变成了坐办公室的人。

文凭提升社会地位并非仅指经济收入。它还包括更多的内容:有资格和机会进入的职业，有资格享用的政策特权(进入体制内，有福利保障)，以及有资格享有生活地域的选择、工作稳定性、社会声望、资历的可积累性调动等等。显然，这些方面无法用金钱购买获得，经济收入高并不能代替社会地位高，后者须经过教育文凭获得。因此才有相当多的小企业主抱怨，自己虽然赚了钱但还是社会地位低。

近年大量的毕业生蜂拥进入公务员考试，也不是仅仅在追求收入——实际上很多市场单位比公务员收入高，他们是在期望获得体面身份和受尊敬的职业，这也与社会地位考虑有关。由于教育和社会地位获得的这一特殊关系，很多人把自己晋升身份的障碍归因为学历，这一认识进一步巩固了文凭与社会地位预期的关系。社会上普遍的看法是，未来运用体力还是脑力工作，差别在是否经过大学以上教育。

令人惊奇的是，经由文凭获得地位，赢得安全和尊重，避免成为“劳动人民”的理念，并没有因过往几十年的“平等”教育而减弱。人们还是习惯人等的社会分类，力图与他人拉开距离，比如名片的抬头普遍愿意列出学历和职位，以显示较高的身份。文凭成为社会分类的前奏，意味着一个大学毕业生如果还做与从前同样的工作，就会有不正常甚至“丢人”之感。

大学生村官也必须用种种优惠政策推动，否则响应者少，原因是很少人认为村官是大学生(身份)应当从事的工作。他们反问，如果要做村官，为何还要上大学? 上大学难道不是为了离开农村吗? 很明显，这些基层性的职业和工作地点，并不符合大学生对自己身份的预期，高等教育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职业预期。在学生心目中，取得文凭后进入更高级的单位或更大的城市是理所当然的，有文凭者与干部任职一样，终生可用，而且只能向上、不能向下流动，否则就是人才浪费，文凭越高就应离开基层越远成为共识。

在城乡二元体制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文凭几乎是改变农民身份的首要途径，文凭教育也成为拖延就业的蓄水池，很多人宁愿不工作，也不愿意进入社会基层。这些行为源自高等教育对于身份预期的生产，它让受教育者认为，自己已经剥离了原来的身份，有资格进入更高的社会结构位置。

教育产出的社会身份“提升”预期，如果能够与社会实际的地位结构相符合，尚不存在问题，但如果二者背离，托克维尔所言“教育的缺点”就会发生。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正是，教育生产出大量具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但进入社会后他们不得不成为普通劳动者。市场需要的身份类别与教育制造的身份类别预期有极大错位，导致越来越多的学生毕业后无法成功进入预期的社会结构。文凭为终身地位的保险功能已经消失，大量受教育者进入社会后，不得不面临再次的地位确定。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预期的稳定秩序被“扰乱”，地位不能确定并非是个人而是群体和结构性现象。而高学历教育的扩张政策以及传统的文凭等级理念，实际上加强了这种不确定性。

近年的统计数据可以显示上述情况的严重性。在过去几年的教育大跃进中，高学历扩招现象普遍:全国本专科和研究生的平均毕业数量大约翻了5倍，从1999年的100万人左右，扩大至2009年的600万人以上。

上面只是一个均值。进一步对比本科和研究生毕业数量可以发现，本科毕业生增长不到6 倍，而更高的学历——研究生及博士毕业生增长近9倍。这表明更高学历者数字增长更快。

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学生的当年未就业率也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对比毕业生人数和未就业人数，可以发现，每年最少有约30%的毕业生进入流动待业人群，再考虑到历年未就业毕业生的积累，即使其中不断有人进入工作职位，仍可粗略推估，每年计有接近两百万毕业生加入到待业青年群体中。如果注意不同的信息来源，不排除这个估计可能过于保守，例如，一项全国11个地区的调查显示，2008年这些地区应届毕业生就业率仅为35.6%，当年就业之低，达到30年来之最。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并非社会不需要劳动者，而是大量劳动者的职位不符合高校学生对就业身份的预期。

根据《中国青年报》对2307名在校大学生的“就业意向”调查，学生选择的就业意向排序是:国有企业(43.1%)、事业单位(36.3%)、外资企业(34.7%)、党政机关(32.0%)、民营企业(28.1%)、自主创业(21.2%)、公益组织(6.6%)。

同样的调查显示，受访学生对“最愿意去的就业地区”选择结果为:省会城市(47.9%)，北京、上海等大城市(36.9%)，中小城市(27.9%)，发展速度快且地理区位重要的二、三线城市(6.6%)，农村地区 (2.5%)。

受访学生对“大学生职业目标”的选择排序是:领导者或管理者(45.9%)，生活与工作平衡(38.5%)，安全感和稳定感(34.5%)。 多数学生最愿意进入的是管理性机构和岗位，与近年公务员报考人数大增可以相互印证。调查问及“公务员职业吸引大学生的缘由”，学生回答的排序是:福利好( 66.5%);稳定性好(66.3%);保障好。

根据大学生村官发展调查发表的数据，2009年北京大学生村官近2000个受访人中，选择考公务员的居第一位，占 42%，选择续签留任村官的占13%，选择在农村创业的占13%，选择自谋职业的占9%，选择考研的占9%。多数大学生村官期待进入公务员职业，显然，对他们来说，村官只是一个向公务员过渡的职位。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报告显示，在大学生“蚁族”中，有 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这意味着，七成以上蜗居在大城市的高学历青年是从基层流动而来，具有省会城市或大城市出生背景的人在“蚁族”中实际上不足7%，而这些人的家庭年收入也不超过5 万元。大学生“蚁族”的状况说明，这些青年完成了高等教育，离开了农村在城市就职，虽然经济收入有所改善，但并没有显著提高社会地位。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获得与身份相符的位置和尊重，而期待进入“应当的”社会地位。因此，宁愿找不到工作，不少收入稳定的劳动职位也被他们拒绝，原因不在收入，而在该职位的社会声望达不到他们的标准。

上述种种情况说明，社会中一种结构性人群在不断增加:他们受过大专以上教育，年轻，流动，有较强文字能力或技术，熟悉电脑操作，预期着毕业后的向上流动，自视已经获得某种更高的社会身份，但是又无法在实际的社会结构中兑现。这些人的职业和收入往往不稳定，为了生存的需要，他们当中有不少人“不得不”成为普通的劳动者。而这一实际地位与文凭教育给他们的身份预期形成强烈反差。

这一强烈反差还可以通过就业学生的实际去向观察。在过去几年中，就业学生毕业时成功寻得工作的去向，有两个明显趋势：一是就业单位类别逐渐向基层转移；二是就业城市逐渐向非中心城市转移。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所编的《升学与就业：高考填报志愿指南》历年期分册，文科“法学”类学位毕业生2002－2008年在四类单位的就业趋势情况如下：

这里的“法学”类，指的是教育部系统制定的文科学位类别之一，其中包含政治学、思想政治、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学、法学、公安、国际关系等12个专业。以往这类专业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机关的文职岗位，它们属于收入稳定、福利好、地位高、权力大的部门，正是一般认为的较高级别管理性单位(甲类和乙类)，也是毕业生获得身份的重要职业标识。

但统计所示，毕业生能够进入者在过去几年中大幅度下降，只有丙类———中等教育、艰苦事业单位、艰苦企业、基层社区、农村类的单位入职比例在增高。相对于高文凭者的预期而言，这等于实际地位在下降。

上述情况不仅发生在文科，部分工程类毕业生的就业去向也十分类似。再看毕业生就业城市的变化趋势。

在同样的时间段里，高校学生在A 类和 B 类地区的就职人数呈下降趋势，其中入职北京和上海地区的人数下降尤为明显。

部分工科专业的情况比文科略好，但基本趋势类似。

以往大城市是容纳高教毕业生最多的地区。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虽然毕业人数连年上升，但进入A类和B类地区的学生逐年下降。这些事实预示，高等教育给年轻人的地位预期与社会结构给他们的实际位置差别很大，而教育大跃进中不当的高学位和专业产出比例，正在加强着这一不平衡。教育产品(毕业生)进入社会时面临结构进位困难，不断动摇着新成员获得预期身份的稳定秩序，教育的自然分流作用开始产生负面价值。

如果说，在高速转型时期，教育发展往往滞后于社会结构的变化属于正常，但教育产出长年无法对结构需求的信号有所反应并自动调整，就不应视为正常。在教育常规统计中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高校“录取规模增幅”，以及高校内“专业比例变化”——这几个数据之间的共变系数都很小，它们的相关性很弱。

这表明，在宏观层面上，高校各专业的学生就业率，并没有对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发挥信息引导作用，就业低的专业不仅没有少招生，甚至可能扩招生。这显示，教育专业缺乏灵活弹性的体制来敏感捕捉信息，对应社会结构的需求，及时改变不适应的产出状况。

如果教育系统没有建立对社会结构信息的反应能力，就会出现就业率最低的专业反而招生率最高的现象。仅以师范专业为例， 2005年至2008 年，本科师范毕业生各门类中，就业率基本属于较低的文学专业，却在 2008 年入学在校生比例中排列各专业第一。这样的教育“产品”，宏观上当然会强化社会预期和结构进位的不平衡。

上述事实表明，教育系统的社会身份预期产出，与社会结构的实际状况不仅已经失衡，而且它缺少获取信息并自动调整的能力。文凭教育每年产出几百万抱有地位上升预期的高学历者，但社会结构中并不存在现实的位置。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学生在进入社会后碰壁，他们根据自己的身份预期难以结构进位，但文凭教育还在大幅度扩张。

对教育产品(学生)而言，上大学已经改变不了命运，他们的事业通道很难依靠文凭定轨。这种群体性的结构失位现象连年积累，加剧着一类人共同的命运感、受挫感和不公平感，与他们自视应当的地位形成反差对照，当然影响着这一人群的价值、态度和行为。

因此，从解释的角度，高学历青年群体中弥漫的“愤青”现象具有结构性成因。虽然教育的学位产出功能——将社会成员在职业、地位、收入和身份方面分开——在世界各地都类似，但是当教育观念和产出内容脱离了社会结构的实际时，宏观上，将影响新成员有序结构进位的稳定性，从而积累群体性不满。

而从政策反思的角度，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教育本是良策，但如果教育传统本身的品质如故，结果完全可能相悖。倘若教育追求的产出主要在量而非质、主要在身份而非技能，必将败坏教育作为结构分流之社会稳定器的自然职能。其沉重代价，表现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正在不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