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按语：本报告采用经过8年多打造独具特色的兼具国情和国际经验的中国经济量化准结构模型进行情境分析（alternative scenario analyses）和政策模拟（policy simulations）方法，在对统计数据和经济信息充分收集和进行科学鉴别校正的基础上，对中国宏观经济最新形势进行严谨的分析，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客观的预测，并提供各种政策情景模拟结果及中长期改革治理方向，供决策参考。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年度报告（2017-2018）
风险评估、政策模拟及其治理
——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下的中国经济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
报 告 概 述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项目课题组基于上财高等研究院中国量化准结构宏观预测模型（IAR-CMM）所建立起来的情景分析和政策模拟，分别从基准情景（假设美联储2018年升息三次）、乐观情景（假设外需向好，2018年我国出口高于基准2.7个百分点，带动2018年制造业投资高于基准0.6个百分点，投资高于基准0.2个百分点；保守则是假设导致出口高于基准0.8个百分点，带动2018年制造业投资高于基准0.2个百分点，投资高于基准0.1个百分点）、悲观情景1（假设美国税改法案导致2018年我国投资较基准下降1.6个百分点；保守则是假设导致较基准下降0.8个百分点）、悲观情景2（假设家庭债务增速仍然像2015年以后的水平，即平均每年上升近4.3个百分点；保守则是假设家庭债务增速平均每年上升近2.5个百分点）进行数值模拟，所得的预测结果显示2018年中国宏观经济仍然有一定的下行压力，向好基础并不稳固。
课题组对中国经济的改革红利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仍抱有很强的信心，如果改革目标的执行力度到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将维持在高位而不会明显下跌。课题组在本报告中提示了短期内中国所面临的各种内、外部潜在经济风险，并给出了在不同情景下有助于实现2018年全年6.5%为底线的增长目标（校正增长目标6.2%）所需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政策组合及其说明。当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都是短期的，中国需要以市场化、法治化的中长期结构性改革来同步解决做什么、谁去做、怎么做的问题，坚定不移地继续推行市场化制度性改革，充分发挥其对缩小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落差及提升潜在增长率的作用，正确处理好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为目标，从根源上解决在经济活动中大量越位、错位及在维护市场公平和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过于缺位的问题，实现社会经济的平衡充分发展。
（一）经济走势及主要问题
1.消费增速继续下行。2017年前11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同比增速为10.4%，低于2016年同期0.1个百分点。各月实际同比增速均低于去年同期。研究表明，新兴产业如化妆品类增速显著，而传统产业如石油及制品、建筑装潢类有不同程度的退步。虽然新兴产业的某些行业出现结构性的改善，但整体消费升级的态势依然缓慢。进一步从外部国际环境来看，迅速发展海外购物与海外旅游对国内的消费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导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进一步放缓。总体来看，消费的结构性升级还任重道远。
2.制造业利润对投资传导不畅，房地产业投资略有下行。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速仍然下滑。由于房地产持续去库存，目前全国库销比已经处于较低位置，使得2017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高于2016年，但整个房地产业投资增速仍略有下降。在PPI大幅上行的情形下，制造业利润大幅上涨，但对投资传导不畅，制造业投资增速比2016年略有下滑。基建投资仍然维持了近15%的高增长，比去年略有下降。预计2018年制造业投资好于2017年，房地产投资与2017年持平，基建投资可能略有下降。整体名义投资增速预计与2017年持平，实际增速可能好于2017年。课题组预测，2018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7.1%。
3.进出口增速双双回暖，贸易差额有所下降。2017年1-11月，全国进出口增速持续复苏，出口和进口增速均出现较大幅度增长，其中，进口增速快于出口增速，贸易顺差有所下降。除了2016年同期较高的基数效应外，出口增速的提高主要源于外部经济的持续复苏，进口增速的大幅提升源于进口价格的持续回升和国内需求的改善。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较为平稳，服务贸易逆差较2016年同期略有扩大。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1-10月，服务贸易总体走势平稳，服务贸易进口增速仍然快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服务贸易逆差继续扩大至2165.9亿美元，较2016年同期增加212.3亿美元。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的税改法案将对美国经济形成长期利好，并拉升中国对美国出口的需求。综合来看，2018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增长率，从美国进口的价格将略有上升，但在中国内需保持良好的情况下，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增速将依然强劲。
4.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实现了双稳定。人民币在9月份中间价创下近十个月新高，外汇储备也再次站稳3万亿美元。央行在2017年5月宣布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以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羊群效应。央行亦在9月8日宣布调整外汇风险准备金政策，将远期售汇的风险准备金从20%调整为0%。而政策出台的时间点更透露出央行希望人民币/美元汇率不要有单边升值的趋势， 倾向于走向双边波动。货币管理当局对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管理能力和市场沟通水平都有明显提升，工具箱里有足够的工具和充足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汇率提供实质性支撑。从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波动看，美元走势以及中美两国货币政策导致的利差幅度等因素对人民币汇率走势产生直接影响。综观各方面，市场对于贬值的恐慌情绪已较汇改初期大幅下降，加上目前的有效资本管制，近期资本外流的风险较2016年有所减缓。综合来看，2018年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将大概率与2017年持平。
5.CPI基本平稳，PPI大幅上升。2017年前11个月CPI、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以及PPI累计同比增速分别为1.5%、2.2%和6.4%，前三季度GDP平减指数累计同比增速为4.2%。CPI相较于2016年同期2%的增速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受食品价格同比增速下降的影响。2017年PPI同比增速大幅上升，主要和生产资料价格同比增速的大幅上升及其所占权重较大（几乎占3/4）有关。课题组预计2018年价格变化依然在合理区间温和波动，并且CPI和PPI的剪刀差将明显减小。
6.M2增速和社会融资增速相背离，金融去杠杆的影响开始显现。货币供应和社会融资相当于一枚硬币的正反面，本来应该同步变化，但在2017年出现了明显背离。其中，截至11月M2余额167.0万亿元，同比增长9.1%，增速环比增加0.3个百分点，增速同比下降2.3个百分点；而前十一个月社会融资总量累计新增18.3万亿元，同比多增2.1万亿元，同比增加13.0%，较M2增速高出3.9个百分点。2017年在金融系统内部去杠杆，货币供应增速持续下降的背景下，社会融资总量依然保持较高增速，这说明没有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的货币创造正逐步被挤出，这对我国金融系统的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但短期来看，金融系统中流动性已呈现收紧之势，其影响也已经传导到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上。截至三季度末，较基准利率上浮的贷款占比上升至68.1%，同比增加7.7个百分点；各类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为5.8%，同比增加0.6个百分点。其中，一般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为5.9%，同比增加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的加权平均利率为5.0%，同比增加0.5个百分点；票据融资的加权平均利率为4.98%，同比增加1.9个百分点。不论是企业还是居民户的利息负担都已进一步加重，这可能使得企业和居民户的信用违约比例再次上升，继而再次推升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然而即使不考虑企业和居民户的违约问题，这也可能会对2018年的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阻碍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进一步改善，进而拖累经济增长。
7.地方债务置换压力下降，风险犹存。三年债务置换期已近尾声，经过两年多的置换，置换需求已经得到大量释放，地方债务置换压力已经大幅下降。算上新增债务，估计2017年年末地方债务余额16.9万亿元，占GDP比重约21.3%，比2016年小幅上升，但低于地方债务限额，总体尚属可控范围。需要警惕的是，地方债务置换并没有消除债务，只是把还债压力推迟，风险有所降低，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加权平均发行利率2017年以来一路上扬，各月份加权平均发行利率达到3.92%，12月份甚至达到4.32%。发行利率上升和利差扩大将增加地方债务负担，未来面临更大债务付息压力。对部分财力薄弱的地方而言，利率攀升构成的债务还息压力将会掣肘地方财政政策。
除了利率上升之外，土地财政问题也是地方债务的一个潜在风险来源。课题组根据各地发行债券的信息披露文件发现，多个省份的新增债券发行时承诺的未来偿债资金来源均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一些欠发达城市和新兴地区的地方缺乏相关产业作为财政支撑，在地方财政收支缺口较大的情况下，通过过度依赖土地财政涸泽而渔，不仅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也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
8.家庭债务累积速度放缓，区域、结构分化明显。2017年，居民户中长期贷款无论是新增值还是新增占比均较2016年大幅降低，但仍高于2015年的水平，房地产调控政策效果显现，从而导致在存量方面，家庭债务的累积速度也在放缓。但家庭债务在累积过程中出现明显的区域分化。以各省家庭部门居民贷款与居民存款之比（即家庭部门杠杆率）衡量的家庭债务严重程度指标来看，截止到2017年9月份，已经有15个省市的杠杆率超过50%，而如果以截止到2017年10月份全国居民杠杆率62%为参照，则杠杆率高于全国的省市有9个，占到了全部省份的近三分之一。并且在家庭债务的累积过程中，其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短期贷款上升明显。截止到2017年11月份，短期贷款累计新增18119亿元，比2016年同期的5790亿元增加了12000多亿元。居民短期贷款的增加对家庭流动性是极大的考验，若家庭经济状况遇到冲击，则可能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应得到足够关注。
家庭债务的累积需要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持续稳定增长作为支撑。虽然2017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实际增速持续回升，但如果从分项看，发现工资性收入虽然保持稳定增长，但增速并未有较大提升，居民家庭经济状况并未得到很大改善。而家庭债务的累积、收入增速的放缓、收入差距的扩大等因素均在拖累家庭消费。截止到2017年第三季度，全体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速已经降至5.9%，而城镇居民增速更是降至4.5%。
9.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显现。2016年，基尼系数再次开始上升，并且2017年的收入差距有很大可能将进一步恶化。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更会挤出家庭消费，拖累消费升级的进程，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根据课题组利用微观数据的分析结果，基尼系数每升高0.01个单位，全体居民的消费增速下降0.4%- 0.5%。并且，如果以教育娱乐、医疗在家庭消费中的占比增加代表消费升级过程，根据课题组的分析，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对这一过程造成负面影响。同时，收入差距的扩大伴随着消费不平等的扩大，而这其实是比收入不平等更值得关注的事情，因为消费不平等会更直接地被社会所感受到，对社会大众的刺激更大，可能引起“仇富”现象，引起对改革成果的质疑。最后，课题组还分析了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收入差距扩大整体上是会降低经济增长的，平均而言，基尼系数扩大0.01个单位，经济增长率会降低0.13%。并且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是非对称的，收入差距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要大于收入差距扩大对经济增长的拖累。由此可见，对于基尼系数长期高于国际警戒线的中国，降低收入差距可能会对未来的经济增长产生强有力的刺激作用。
10.四大行对银行系统的稳定作用持续减弱。信贷长期以来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占比达60%以上，企业对于银行贷款的倚赖程度大于其它融资方式，通过银行系统实现的间接融资目前仍是我国企业最重要融资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企事业单位和居民户的相当一部分财富以各种形式存放在银行，银行还承担着妥善保管这部分财富并且对此实现保值增值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可见，银行在我国金融系统的主导地位短期内难以改变，银行系统的稳定对于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至关重要。进入2017年我国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比例上升的势头已经止住，拨备覆盖率上升，银行资产质量有所提高，利润增速开始回升。但值得注意的是，金融系统内部正持续去杠杆，此举虽然长期利好，但是短期内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因此，我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仍值得持续关注。
课题组分别通过在险价值模型（CoVaR）模型和网络模型评估了我国银行系统的稳定性并识别系统性重要银行。基于CoVaR模型，课题组通过对在沪深两市上市的16家银行进行的分析，发现虽然保持国有四大行的稳定即可基本保持我国银行系统的稳定，而且它们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依然强于其他银行，但其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对稳定银行系统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弱；而其它银行对银行系统的影响正日益增大，切不可忽视。此外，为了更全面准确地评价我国金融系统的稳定性，课题组还估计了我国金融机构同业网络，该网络涵盖了银行、保险、证券等250家金融机构。基于该网络，课题组利用网络模型分析发现我国金融机构间的同业网络较为安全，基本不会由于单家商业金融机构的大幅亏损造成其他金融机构的倒闭，但一旦发生系统性风险造成一定的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将会是万亿级别的。
（二）主要指标预测及政策模拟
课题组基于IAR-CMM季度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各关键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表1报告了预测结果以及2017年前三季度各关键经济指标的增长情况。
课题组对2018年的基准预测的外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1）课题组以IMF 2017年10月的预测为基础假定美国经济增速2018年为2.0%，欧元区经济增速为2.3%，日本经济增速为0.7%，对比2017年7月预测的1.9%、2.1%及0.6%。新兴经济体2018年的整体增速为4.9%，较2017年7月预测的增速上调0.1%。无论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预期均上调中，全球经济复苏稳健；（2）部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逐渐回升，石油价格小幅波动；（3）美联储2015年底启动加息之后，以稳健的步伐逐渐将货币政策正常化。美联储在12月13日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1.25%-1.5%。在此基础之上，美联储自10月份起已经启动缩减资产负债表，预计未来4-5年内，美联储或将资产规模缩减近半至1.9-2.7万亿美元左右。另外，综合来看，在美国经济持续复苏的预期下，失业率持续保持低位反映出劳动力市场正在收紧，这可能使得美联储2018年积极地加息。12月5日美国参议院银行业以22票对1票通过对鲍威尔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提名，美联储人事安排进一步稳定，也为美联储2018年政策施行进一步铺平道路。根据美联储2017年12月的位图，截至2018年年底，还有3次加息的机会。鲍威尔货币政策立场中立偏鸽，和他的前任耶伦较为相近，预计美联储2018年的政策路线也不会出现太多的变动。因此，课题组预计美联储在2018年将加息3次各25个基点；（4）2017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和外汇储备实现了双回暖，人民币在9月份中间价创下近九个月新高，外汇储备也再次站稳3万亿美元。央行在2017年5月曾宣布，考虑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以适度对冲市场情绪的顺周期波动，缓解外汇市场可能存在的羊群效应。虽然2017年以来资本外流的风险较2016年有所减缓，但美国12月初刚通过的税改法案的后续效应是值得关注的风险点，因此课题组预估 CNY/USD 2018年底将收在以6.7为中值的区间双向波动。
基于前面对中国经济形势与风险的分析，课题组对2018年基准预测的内部环境主要假设条件包括：（1）消费虽有开始改变结构的迹象，但短期难成为拉力；（2）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好转；（3）2017年制造业和房地产业投资都略有下行。基建投资增速也略有下降，但继续维持在较高水平。预计2018年制造业投资增长约5.5%，基建投资增长约13%，房地产业投资增长4%；（4）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不良贷款比例稳定，因此假设截至2018年年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与2017年三季度末的水平相当，为1.74%；（5）家庭债务：如果房地产调控政策发挥效力，家庭债务的增速恢复到2010-2013年的水平，即平均每年上升1.2个百分点左右；（6）财政政策：预计2018年将保持3%的赤字率，安排财政赤字约2.6万亿元；（7）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逐渐成为辅助稳健经济的角色，2017年以来金融去杠杆以及美联储延续规律的加息信道，货币政策呈现稳健偏紧的态势。2017年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回稳，货币政策相较2016年不再受维持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制肘。原因包括：人民币对美元贬值压力大幅减小，央行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容忍度提高，当前中美利差处于历史高位150个基点，能够保护人民币汇率。2018年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的第一年，监管框架和监管规则明确之后将进入落实阶段。从中长期看，监管有助于避免风险积聚，有助于正规金融机构发展，有助于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但短期可能使得现有业务面临停滞，带来流动性冲击与利率上行。课题组以2015年10月末十八届五中全会将中国经济的成长目标设置为GDP在2010-2020年之间实现翻倍隐含的6.5%增长为底线。因此若 2018年的主要政策目标为维持经济增长速度，货币政策缩紧幅度有限，因此课题组预估2018年将升息25个基点。
课题组就两种保守悲观情景探讨政策力度加大的选择。根据IAR—CMM模型的分析，若要实现GDP增速6.5%，校正GDP增速6.2%的目标，在不同情景下所需的政策力度分别为：（1）基准以及乐观情景下，无需扩大货币政策宽松力度，也无需扩大财政政策力度；（2）假设美国税改法案导致2018年我国投资较基准下降0.8个百分点；2018年全年实际GDP增长以及校正GDP增速均不及增长目标，然而相差幅度不远，则需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25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增加1333亿元，超过预算约5.13%；（3）假设家庭债务增速恢复到2010-2015年间的水平，平均每年上升近2.5个百分点，则需在基准政策之上降准50个基点，同时财政赤字需增加4000亿元，超过预算约15.38%。
（三）扭转经济增速下滑态势关键在改革
自2011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已由此前30多年来近10%的平均增长速度，一路快速下滑，破10、破9、破8、破7，平均下滑了3个百分点以上，降至2016年的6.7%。这样长时间的持续大幅下滑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很不正常。对这种经济增长率持续过快下滑，学界有许多解读，有人认为是短期原因，是周期性、外部性及产业结构因素使然，强调的是短期应对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及选择性的硬性产业政策。无论是周期性原因，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发明和创新导致的结构性变化，或外部的原因，这些或多或少都是有的，但都不是最根本和关键因素。也有人认为是长期原因，很正常，是“新常态”，是潜在增长率极速放缓造成的，由此既不强调短期对应，也不强调制度性改革。尽管根据要素收益递减规律，经济增长中枢已下移，但下滑程度应是缓慢过程，不应那么快、那么大，短短几年就降了3个多百分点。即使抛开改革治理等制度建设所带来的可能红利不论，仅从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并未大幅下滑。
最近几年中国经济继续下滑外部性的因素不大。面对这一轮全球金融危机，各国经济都受到整体外部经济环境的影响，经历了减速过程，但许多国家早已进入回升或波动上升平衡增长轨道，像中国这样持续下滑的基本没有。同时，周期性的原因看来也不像。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减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长时段的下滑，自2007年以来已整整10年，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相比也是不多见的，并且下滑的风险仍在，而其他都基本回复到平衡增长点附件。中国作为转型经济体，面临着发展驱动和现代经济体系双转型滞后问题，其背后是治理结构的失衡，这些才是导致实际经济增长低于潜在经济增长更为关键的制度根源。上一轮下滑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扩大开放得到了扭转，那这一次下滑靠什么扭转？靠深化改革！
中国经济近年来TFP增速的不断下滑，凸显了改革滞后造成的资源配置低效、失衡。这尤其反映在行业之间、企业之间和城乡之间，反映在要素市场、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给中长期里经济的转型发展和稳健增长造成大量阻力。
从行业上来看，服务业的资本回报率长期低于工业，反映出服务业整体投资效率低下。而在服务业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在投资方向上长期集中于部分投资回报低下的行业，是引起服务业整体资本回报率的下降的主要原因。主导下的服务业投资不平衡进一步导致了教育、医疗、娱乐等领域的居民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抑制了消费升级，给新常态中经济实现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造成了制度性障碍。
从企业融资角度看，我国直接融资市场发展的不充分，以及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长期主导我国企业融资，这两重因素共同导致了我国企业在融资过程中不得不面临的沉重的非正式成本负担。而经营困难的企业融资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制歧视”则直接导致了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均衡，降低了金融资源的使用效率，从而造成了我国企业 “融资难、融资贵”，以及非国有企业“融资更难、融资更贵”的问题。
从户籍制度角度看，户籍制度改革主要包括降低劳动力流动壁垒和提高农民工社会福利。课题组定量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对社会生产率的影响。结论如下：（1）相对于基准值，农民工相对于城市居民福利增加10% 或者100%，将相应增加1.5% 和14% 农民工劳动力转移，进而提高社会生产率0.5%和4.8%；（2）在基准值的基础上城市减少农民工数量5%或者95%，社会生产率将相应降低3%和18.7%。基于此，课题组认为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劳动力流动壁垒，提高农民工福利将促进劳动力从低效率地区向高效率地区转移，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
从房地产市场角度来看，长效机制的建立是房地产市场改革的重要方面。课题组基于结构模型定量分析了征收房地产税和改变土地供给对于房价的影响。结论如下：（1）若在房价上行的城市开征房地产税，税率为0.3%时会造成房价跌幅14%，税率为0.5%时会造成房价跌幅23%。若在房价下行的城市开征房地产税，税率为0.3%时会造成房价跌幅28%，税率为0.5%时会造成房价跌幅35%；（2）若在房价上行的城市增加土地供给，会遏制房价过高过快上涨，企稳房价。若在房价下行的城市增加土地供给，会加剧房价下跌的幅度。基于此，课题组从稳定经济的角度认为应有序地推进房地产税制度，在不同房价周期的城市实行不同的土地供给制度是更稳健的长效机制。
（四）深层次制度改革可从三个方面着手
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是提供制度基础的综合性改革，应统一到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和“转变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增强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上来。这二段话正好对应经济包容性、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执行力、及社会的包容性和谐性的提升。因此，深层次制度改革有三大重点目标任务：一是形成具有包容性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二是提升国家依法治国能力和执行力；三是建立良好的社会规范和秩序及和谐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
一是提升经济包容性。这是中国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需要，更是一个经济体长期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条件。要素驱动已经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向效率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型，但创新驱动还做的远远不够。创新主要靠谁，靠民营企业，靠企业家精神。中国新四大发明中，除了高铁之外，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都是民营企业的创新成果。事实上，上世纪20、30年代国内曾经涌现一大批享誉全国的知名企业家，如火柴大王刘鸿生、面粉大王荣宗敬、棉纺大王穆藕初、化工大王吴蕴初、永安百货的郭氏兄弟等等，无不是行业里的翘楚，无论是在技术还是管理方面都有很大的创新，在全国具有旗帜性、标杆性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是民营企业的企业家，在国有企业中很少有具有冒险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
十九大报告首次引入民营企业概念，指出“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要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那么，财政如何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建议：（1）降低民企过重税费负担（放水养鱼），这一点在美国大规模减税方案已签署的当前显得尤为重要；（2）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基础研究、交通设施、网络设施），这比制定倾斜性的产业政策来得更加重要和长远；（3）支持民企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4）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有利于吸引高薪人才回国服务）；（5）支持人才引进（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积极鼓励和支持引进高层次人才）。
在助力民企发展的同时，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结构调整、战略性重组，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在提法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以前谈要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现在转变为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这体现了从管企业到管资本的思路转变，无疑是正确的。
二是增强社会自治理。这是中国社会和谐有效治理的需要。在社会治理方面，中国要朝着法治化、智能化、精细化的路子上走。所谓法治化，就是要着力构建法治社会，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解决城市社会治理顽疾；智能化，就是要着力推进智能社会建设，善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手段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精细化，就是要在破解街道、社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方面，善于更精细的制度设计与执行。当然，课题组更想强调的一点是，不应也不能把所有社会治理的职能都揽于一身。十九大也明确提出了，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
确实，国际经验表明，社会可以作为平衡和控制与市场之间张力的关键要素，社会组织在协调各方利益、共享公共资源、促进公平正义等方面可以对形成很好的补充和替代作用，这就要求从具体的、微观的社会管理环节中抽身出来，将自身管不好也管不了的领域交给社会组织来自我管理，同时也要求转向社会治理，更多地依靠制定明确的规则、采取一定的措施让公众参与社会公共政策的讨论，充分反映自身的意愿和诉求，确保决策的科学、民主、公正和激励相容，夯实公正的公共利益基础，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润滑剂和催化剂，减少社会摩擦，降低发展成本。
三是提升执行力。这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是经济社会发展及其稳定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执行力，再美好的愿景、再前瞻的规划、再详尽的方案，都只能是停留在脑海和纸面，无法真正得到落实。许多国家之所以陷入低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或塔西佗陷阱，与国家依法治国能力的阙如有很大的关联。十九大提出了具有重大历史性意义的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的论断，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三部曲”宏伟战略安排和一系列基本方略方针的实现，都需要的执行力，而不只是在文件中和口头上。当然，执行力与权力的合理配置也是紧密相关的，国家治理需要在权力下放方面有所考虑，没有权力匹配的执行是机械的。与此同时，的执行力又是建立在职能得到准确定位基础上的，以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定位来考察，国家依法治国能力的提升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其一，法治的首要作用是对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其次才是对市场经济个体的。一个好的法治环境，可以支持和增进市场，真正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只是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压缩权力寻租腐败的空间。其二，增强改革的执行力和发展的驱动力，则必须从法治、激励和理念三个维度推进综合治理，特别是要发现和培养改革发展的开拓良将，将那些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人放在重要岗位上或一把手的位置上，使之成为一个个改革发动机。其三，没有民主监督问责，没有责任边界的划定，没有社会和媒体的监督，这样的治理体系将是涣散失效的。中国还需要高质量的量化指标作为目标，否则就没了努力方向，也无法对官员加以问责，从而官员也就没有责任和动力关注发展，推动改革，不再勇于创新。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要实现稳中求进，必须推进市场导向的结构性体制和治理改革。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不可替代。改革的要旨还是进一步明确和强化市场导向，将最基本的作用和职能逐步逼近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需强调的是，对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体制，作为有限，其维护和服务的具体作用、内涵和程度会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对理想极限状态，有限的边界是最小的，基本就是哈耶克描述的“守夜人”的作用。然而，对现实中的经济体，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型经济体，市场还不是一个有效市场，归因于两方面的失灵。如前所述，一方面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中所界定的市场本身的失灵，而又没有去补位，另一方面是由于的过位、错位所造成的人为市场失灵，而又没有从中抽身。这两方面原因的任何一个发生，都造成无法形成有效市场。
这时，就比“守夜人”要发挥更大、更好、更有执行力的作用，比如启动和主导改革，建立和完善有利于经济发展、创业创新的现代市场制度，提供提升市场功能的产业政策（称之为功能性或软性产业政策）以及提供对新兴行业和基础行业等政策（包括适度选择性的硬性产业政策）方面的支持等等。这些都是由于发展中过程或转轨过程中的经济体还没有形成有效市场，因此应该发挥更多这方面的维护和服务作用，当然是通过制度的建立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干预经济。所以说，有限，特别在转型过程中的有限和守夜人的有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一样的，尽管都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但是内涵和目标、任务及其程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
面向2018年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需要按照十九大的精神，贯彻五大新发展理念，建立现代经济体系，以此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细节决定成败，改革方式也极端重要，需要以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方式进行治理，既要有短期应对的政策组合及中期的分阶段实施的过渡性制度安排，也要有长期治理的深化改革，最终建立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和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所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任务是提供制度基础的改革，这样才可能实现十九大提出的各项宏伟目标，达到长治久安，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