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襄为什么没有把价值连城的黄花梨家具捐给北京?
王世襄生前珍藏的家具，如今大部分在上海博物馆内安了家。
上世纪80年代，王世襄相继出版了《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本古典家具专著，一时间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家具收藏界引起了巨大反响。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步崛起，收藏热潮在神州大地迅速蔓延开来，古玩、字画、瓷器乃至古典家具的价格均扶摇直上。家具收藏界在王世襄这两本书中获得知识的同时，更关注收录在书中的那些精美的黄花梨、紫檀家具的收藏去向，甚至有些藏家曾想尽办法想说服王世襄转让这批珍贵的家具，并在价格上开出了天文数字。但是王世襄并不为之所动，他想给他倾尽一生心血的收藏找一个最好的归宿。这一批明清家具是王世襄为研究中国家具史而精心收藏的，是王世襄耗数十年之功从成百上千件古代家具中选出的上上品，而且，经过王世襄的爬梳整理，这些家具早已成为明清家具的标准器，是一段流传有序的明清家具史。对于王世襄的这批珍藏，著名家具鉴定家、上海博物馆的王正书曾做过如此评价： “这些作品经王世襄先生对其造型、结构、纹饰和榫卯技术的解剖和分析，现已成为明式家居的经典范例载入史册。故凡1985年以后成书的家具著述，在论述明清家具时代风格时，无不以此为实例。”
由此看来，王世襄收藏的这几十件家具早已成为中国明清家具史上的一个符号，其珍贵性可见一斑，王世襄不想使其分散，准备全部捐赠给国家，让更多的人在博物馆中享受中国古代家具的神韵之美。
收录在《明式家具珍赏》中的家具一共一百七十五件，其中收录有王世襄本人收藏六十五件。据我收藏的这批抄家清单中可知，王世襄一共收藏八十件各式家具，除上世纪60年代将一件黄花梨交杌赠送给好友杨乃济以外，其余七十九件均堆积在北京东城芳嘉园王家劫后仅余的四间北屋内。这些家具是王世襄经多年搜集而得，大都是明清家具精品之中的精品。上世纪90年代初，这时的王世襄已年届耄耋，他开始思索这批家具的最终去向。
王世襄的收藏观比较豁达，他一直认为一切收藏皆“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对于一切藏品，他的态度是：“只要我对它进行过研究，获得知识，归宿得当，能起作用，我不但舍得，而且会很高兴。”王世襄后来在接受记者采访谈到这批家具捐赠时也曾诉说个中缘由：
当时也有迫使我不得不处理的原因，北京实行私房改造时，凡出租房达到15间，便要归公。我家有一所房长期出租，只有11间，不够没收条件。房管局和街道知道我家中厢房存放家具，就全力动员我出租，并以如不出租，将占用厢房办托儿所或办街道食堂相威胁。不得已我只好出租，从此产权就不属于我了！家具只好堆入北屋三间。但后院有五家住户的小厨房利用我北屋的后墙作为厨房的后墙。小厨房都用油毡作顶，距北屋房檐只有三尺。任何一个小厨房起火，北屋和家具都将同付一炬。还有房管局安排搬来的住户，是白铁匠，整天打铁，焊洋铁壶，做烤箱，使我不能休息。他的老婆专捡破烂，堆了满院子，还在院内盖住房。我请街道协调此事，街道袒护他，因为我是摘帽“右派”。在上述情况下，我只有搬家了。但单位不分给我房，买房又买不起……
居住的环境越来越差，这严重影响了王世襄的生活和创作，他想搬家，找一所安静之处颐养天年，但手中没钱，商品房买不起，单位又无房可分，年届八旬的王世襄一时陷入两难境地。其实文革的无序遗留下来的问题，同时困扰着和王世襄同时代的知识分子，著名剧作家吴祖光也有与王世襄同样的遭遇，他在《世纪老人——吴祖光卷》中曾这样诉说有关他的住房问题：
我的四合院，**帅府园马家庙九号，“文革”时被占了。闯进来的头一家是翠华楼的书记，占了我的西屋。第二个是个工人，党员，占了我的南屋。他们占了我们的屋子，连我们的家具也一起占了，而且还不够，还到我们住的屋子去拿，一个钱也不给。水电费也不给，还买最亮的灯泡用。我们什么也不敢说，我们是受气的主儿。他们是革命，我们是反革命，革命就是抢人东西占人东西？我是受了叶盛兰启发换了楼房。我写过。有一天上街的时候，坐公共汽车碰到叶盛兰，我们互相交流情况。他自己也有房，也被占了一大部分。他还告诉我：不止一两家占有私宅的人都发生同样的情况。住房被强占了，这些人不仅强占住房，而且欺负房主人。他劝我，住不起可是躲得起呀，趁现在还剩几间，可以换楼房。那样，门一关就是自己的天下，也不受人管制，也不受气了。这样我就找到房管局的朋友，拿我剩下的北屋和东屋大概七八间换了四间楼房，换到和平里。
上海博物馆家具馆一角
王世襄旧藏“明 黄花梨独板面心夹头榫大平头案”，案长350厘米、宽62.7厘米。现陈列于上海博物馆中厅堂展室屏门前正中。
恰好此时，上海博物馆新建，王世襄的老友、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先生想替父亲买一批家具捐给上博，以了父亲的遗愿。庄贵仑，浙江宁波人，生于上海，现为香港富茂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他的父亲庄志宸、叔父庄志刚是民国时期上海有名的民族工业家，兄弟二人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做木工，后移居香港，做木工的爱好亦陪伴终生。庄贵仑先生为感念先贤、回报社会，经与王世襄多次商谈，最后以市值的十分之一的价格买下了王世襄所藏的七十九件珍贵家具。关于这批家具的捐赠过程，王世襄曾在《明清家具集萃》序一文中有较为详细的叙述： 搜集家具实非易事，收藏保管实更艰难。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变革已使家中旧宅日益狭隘。“文革”后更沦为大杂院、贫民窟。且地处危房改建区，一旦通知搬迁，急于星火，故常惴惴不可终日，并深感所藏家具已不可能长为己有。数十年心力所萃，只有由国家博物馆保管陈列，始不致流离分散，且可供人观赏研究，物尽其用，此实为最理想之归宿。时上海博物馆新厦在修建中，机缘巧合，吾友庄贵仑先生正筹划用捐献文物、开辟展馆之方式报效国家，并借以纪念先人志宸、志刚两先生昔年在沪创办民族工业之业绩。承蒙不弃，枉驾相商。喜其志愿，契合素旨；更感其为公解囊，不为私有。于襄则但祈可以所得易市巷一廛，垂暮之年，堪以终老，此外是无他求。故不计所藏之值，欣然将七十九件全部割爱。1993年2月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点收运沪。以上为搜集所藏，前后几达半个世纪，由我得之，由我遣之，化私为公，深庆得所之简略经过。
庄贵仑付给王世襄一共100万美金，为当时国际行情的十分之一。王世襄用这笔钱在北京朝阳区芳草地购寓所一处，自此搬离了他生活过八十年的芳嘉园。在芳草地俪松新居内，王世襄开始了他晚年创作的最后一个辉煌阶段。
关于王世襄旧藏黄花梨、紫檀家具“捐赠”上海一事，北京文物界有关人士颇多微词，坊间关于王世襄家具“捐赠”一事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王世襄根本不热爱生活过的北京，所以才将家具“捐赠”上海；也有人说王世襄将家具卖了一百万美金，他只爱金钱不爱国等上纲上线的流言飞语一时充彻市巷。王世襄半生蹉跎，早参透了世态炎凉，他一贯坚持“由我得之，由我遣之”的收藏观，所以对坊间的一些无聊的传闻皆置之不理。这更为“捐赠”一事布下重重迷雾。王世襄将大半生收藏低价匀给庄贵仑，并由后者转赠给上海博物馆，这其中难道真如坊间传言那样，是由于王世襄不热爱北京吗？一个偶然的机会使我了解了事情的另外一个版本。
2010年3月的一天，我应朋友的邀请参加一个聚会，席间与全国青联常委孙雪涛先生闲聊，说起我最新正在准备出版的书稿《王世襄珍藏文物聚散实录——烟云俪松居》。孙雪涛兄突然说：“我与王世襄先生90年代初就认识了，而且为了他的家具捐赠一事帮过小忙呢。”欣喜之余，与孙雪涛兄另约时间详谈。2010年6月26日与雪涛兄一同出差郑州，忙完一天的公务后进行了一次详谈，于是得以了解王世襄捐赠的另一个版本……
先简要介绍一下雪涛兄，孙雪涛，安徽太和人，1966年出生，毕业于河海大学水利工程专业，北京师范大学环境科学博士，一度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钱正英的秘书。钱正英，女，1922年7月4日生于上海，是我国著名的水利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历任水利电力部、水利部部长，是全国政协七、八、九届副主席。在七届政协副主席任上担任全国政协知识分子政策小组组长，负责落实“文革”中遗留的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王世襄是全国政协六、七届委员，在委员中归属于文化艺术界别。
在落实王世襄有关“文革”抄家文物的归还问题中，钱正英与王世襄相识，继而两人又成为好友。钱正英佩服王世襄的博学多识，她曾说:“王世襄是京城第一大玩家……在国内的名气远不如在国外的名气大……我不管遇到中国古文问题，还是英文问题，有疑难的地方就打电话向他请教，他都能给我答复。”钱正英与王世襄的夫人袁荃猷也有较深的友谊。有一年,泰国王后邀请钱正英副主席访问泰国，当考虑送什么礼物给泰王时，一时犯了难。后来王世襄夫妇知道了此事。王夫人袁荃猷擅长剪纸，曾出版剪纸专著《游刃集》。她就利用娴熟而又精湛地剪艺，把泰王和王后的生肖巧妙的剪在一幅剪纸上。钱正英在泰王宫当场介绍了剪纸的内容和王世襄夫人袁荃猷的情况，泰国王、王后非常感动，将这件剪纸作为珍贵的艺术品收藏。钱正英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水利工程，她为祖国的水利事业锲而不舍，可谓奉献了平生。她素喜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名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并把它当做自己的座右铭，为此，她曾请王世襄将此名言写成对联悬挂于书房以励志。2005年3月，《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采访钱正英副主席，她曾这样介绍王世襄：“我在我的书房里请人写了副对子，我请的人是你想不到的，叫王世襄，有名的文物学家，我们俩是很好的朋友。我请他写的对子是林则徐的两句话：‘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水利工程是非常复杂的事情，是人和自然直接关系的事情。一定要容百家之言，广泛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反面的意见。要慎重决策，尽量避免失误。一定要有无私无畏的精神。这就是我搞水利的人生感悟。”
1993年初，王世襄邀请钱正英到东城芳嘉园老宅做客。走进王世襄仅余的四间北屋内，钱正英仿佛一下子闯进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殿堂，看到数百件文物都拥挤在这四间北屋内，所有的家具均被主人拆散了叠放在一起，佛像、图书、瓷器更是摆满了屋子的角角落落，当时的情形可以说是除了一张床和一张主人写作的桌子之外，房间再无任何多余的空间。平常人很难想象，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一部部惊世骇俗的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巨著相继出版发行。在王世襄的讲解下，她对中国明式家具的艺术价值第一次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又为王世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一心向学的精神所深深感佩。钱正英作为分管科、教、文、卫的政协副主席，一向关注每一位的生活和学习，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在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她于是便询问王世襄有何困难需要解决。王世襄便把自己住房困难情况向钱正英作了汇报，并表示自己已年届耄耋、来日无多，愿意将自己收藏的明清家具捐给北京市有关部门，作为照顾，希望北京市给自己调配一处住房作为颐养天年之所。钱正英爽快地答应了王世襄的请求，并很快向北京市相关领导写信说明了王世襄的情况。因为有了的关怀，这件事情便很快有了回音，王世襄收到了北京市有关领导的批件，让他去找相关部门协调有关捐赠和解决住房一事。
1993年10月8日或者9日，孙雪涛正在家中照顾刚刚出生的孩子，忽然接到王世襄的电话，说他已拿到北京市领导的批件，要孙雪涛陪同去找北京市房管部门。匆忙之间，孙雪涛打车赶到与王老相约的地点，接待方看了市领导的批件后，并没有表现得诚惶诚恐，当王世襄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后，对方表示很难达到王世襄的要求。可能对传统文化了解不够，对王世襄所要捐献的珍贵家具的价值可谓一无所知，几经交涉协商，终因主管部门答应的住房面积和王世襄的要求相差甚远，这件事就这样无果而终了。孙雪涛陪着王世襄从主管部门走出来，二人心情充满了沮丧，王世襄拿着市领导的批件向孙雪涛解嘲说：都说这位领导的批示大有学问，横着批写和竖着批写结果不同，说竖着批肯定办，横着批肯定不办，咱们的批件就是横着批的，我原来不信，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王世襄是个办事认真细致的人，约过了一个礼拜，他将孙雪涛打车的费用约二十几元用信封给寄到了家里。“当时对王老了解不多，信封随手就扔了，如果留下来也是对这位文博大家的很好的纪念啊！”孙雪涛不无遗憾地对我说。
听完孙雪涛兄的叙述后，我不禁陷入了迷茫。据我了解，王世襄从没有在任何场所提到过此事，而且他在所有的文章中都强调早在1993年2月，上海博物馆饬员来京将家具运走，这样一来时间上和孙雪涛兄的叙述就有了时间差，究竟是王世襄不愿提这段伤心事，还是孙雪涛记忆有误？在成就此文的过程中我曾数次向孙雪涛兄求证，雪涛兄皆以肯定的语气回答我：“没错，时间的大致年份和月份都是准确的。”
到底是雪涛兄的记忆有误，在陪同王世襄去找相关领导的日期上出现了差错，还是王世襄有意回避这一段尴尬伤心的历史，因此着意将捐赠日期写在了去找北京相关领导之前？据此问题，我又数次致电上海博物馆相关工作人员，却终因种种原因未得知确切日期，而且在致电过程中，也被明确告知，这批明清古典家具的捐赠人是庄贵仑，并非是王世襄。不知王老在天之灵，会对此作何感想？好在，他早已参透世事，生前对种种非议都泰然处之，又如何会在意身后事呢？
在王世襄珍藏家具“捐赠”的过程中，到底经历了哪些故事，内心经过了什么样的挣扎，最终是何原因促成他低价转卖这些价值连城的文物？那些曲径通幽处的细节，都随着王世襄先生的去世，而变得有些扑朔迷离了。不过，王世襄通过这种“曲线救国”的方式将这批家具送往上海博物馆，让更多的普罗大众得以观摩欣赏这些祖国的艺术精品，而并非让它们只成为某些富有阶层的专享，从这点来说，王世襄的心愿也得到了满足。2001年，受《艺术世界》的邀访，王世襄和老友黄苗子有一段对话，其中很详细地谈了有关这批家具捐赠的前后想法。我想这一段表述可能最接近王世襄先生的内心真实，今录如下，让我们来听一听王世襄先生的心声吧： 我不愿家具分散，我希望他归国家博物馆所有，能永久保存。但我又捐赠不起，因为我需要有一处住房，可以安居。后来遇到香港的庄先生，他想买我的家具送上海博物馆来纪念他的先辈。我说只要你全部归公，自己一件也不留，那么我印在书中（指《明式家具珍赏》一书）的七十九件全部奉送，报酬不计，给多少是多少。只要够我买房就行了。就这样，我的全部家具收藏到了上海博物馆。后来，好多亲友都说我卖亏了。我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为我的家具画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所得虽远远低于所值，我却心情舒畅，老伴也十分高兴。因为我们把用了毕生精力搜集到的心爱之物，安置到一个国家博物馆，供大家欣赏研究；同时还弥补了长期以来，只有外国博物馆里有“中国古代家具陈列室”而我国博物馆却没有的遗憾。
以上就是关于王世襄先生珍藏家具“捐赠”的两个不同版本，我本人不敢说哪一个更贴近真实，只是如实地将其记录下来，也算对研究王世襄与明式家具丰富一份资料。
欣赏下上海博物馆 王世襄先生“捐赠”的部分藏品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