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的他，中兴困局中最心痛的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想在世界上真正立足并赢得国际社会的尊敬，必须在高科技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

作者丨王中美

中兴危机中，已退休两年的中兴创始人、原董事长侯为贵的身影再次进入人们视线。

4月18日晚，侯为贵和中兴现任两位掌舵人一同现身国内机场，此举被解读为连夜奔走救火。76岁的侯为贵手推行李箱，依然腰背挺拔，步履稳健。

30年间，他以敢拼无畏的精神和数次英明决策，带领中兴打败了西门子、诺基亚，集诸多荣誉于一身。

但此刻，本应颐养天年的老爷子内心，或许会泛起一丝隐痛甚至悔意——18年前，他曾花力气主导过芯片研发，最终却半途而废。

中兴于1985年由侯为贵一手创办。

那时的中国，正被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建设大潮袭卷。通信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基础性产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邓小平曾指示：“中国发展经济、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信入手，这是经济发展的起点”。

进入80年代，在钱学森的主张下，侯为贵所在的中专学校被改为航天部691厂，从事半导体技术研究。

期间，作为毕业于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技术骨干，侯为贵被派往美国学习。在那里，他不仅学到了技术，更对市场、成本等商业知识产生了兴趣，比如做集成电路的电镀时，并不需要国内做的那么厚，“那是乱撒钱”。

回国后，不甘心当一辈子技术员的侯为贵决定创业。1985年，40岁出头的他说服领导，前往深圳创办了中兴半导体。

最初侯为贵想做IC（集成电路），但烧不起钱，为了生存，他从电风扇、电话机等做起。通过做电话机，侯为贵接触到了数字程控交换机。

当时数字程控交换机在国内刚刚兴起，中国市场被NEC、爱立信、朗讯等国际巨头垄断，分别有来自7个国家、8种制式的机型，业界流传着“七国八制”的说法。

侯为贵意识到大势已至，本土厂商的机会就在眼前。

“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设备、四无专业人员”的侯为贵力排众议，走上自主研发数字程控交换机之路。

经过两年努力，1989年，第一台国产数字程控交换机在中兴诞生，因产品重点针对农村市场，中兴得以在夹缝中生存下来。

凭借这款产品，中兴摆脱了苦日子，销售额很快突破一个亿。

但苦恼随之而来，股东们开始为利益而争，侯为贵适时做出股权改革——管理层团队自筹资金，成立维先通，与两家国有股东691厂、深圳广宇，共同组建中兴通讯。

这一制度设计，在国内开创了“国有控股，授权经营”的全新模式，使中兴避免了国企“巨龙”式的悲剧，更为中兴争取到更多的自由空间。

伴随着产品向传输、接入、视讯、电源、移动、光通信等多元化领域扩展，中兴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业绩屡创新高，2000年销售额破百亿，2004于香港上市，成为内地第一家A+H上市公司。

2014年，中兴成为紧居华为、爱立信、阿尔卡特朗讯之后的全球前四大通信设备公司。

中兴一路扶摇直上，离不开侯为贵对通信市场两次重大机遇的准确把握。

上世纪末，新的无线通信技术CDMA出现。

联通上马CDMA之初，曾在CDMA95和CDMA2000之间摇摆。这让中兴和华为们很是纠结。华为认为CDMA95技术落后，将筹码押给了技术更先进的 CDMA2000。

但在侯为贵看来，95标准并不逊色于GSM，发展2000要从95积累技术。甚至退一步，即便联通没有采用95，中兴也可以寻求海外市场。

3年后的1998年，联通选定CDMA95并在北京举行招标，中途却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原因是与高通的知识产权问题尚未解决。

几番折腾过后，包括华为在内的很多厂商纷纷放弃。他们认为，联通在短期内很难上马CDMA，即使几年后上马，也会选择更先进的CDMA2000。

侯为贵也曾一度犹豫，在中兴内部，项目组甚至将要被解散。但最终，他选择了坚持，继续投入大规模研究。在后来的招标中，中兴几乎成为联通的唯一选择。

几乎与此同时，移动终端——手机市场的脉搏也被侯为贵准确切中。

中兴早在1998年就向手机市场发起了进军，并自主研发出全球首款机卡分离式CDMA手机。但直到小灵通的出现，中兴手机才开始大放异彩。

小灵通最早诞生于日本，几年后进入中国却并不受专家和企业待见。日本京瓷曾找华为合作，华为以技术落后为由拒绝了。

在中兴内部，很多技术人员也持和华为一样的观点。更致命的是，国家的政策摇摆不定，曾几度下令封杀、缓建。

侯为贵却仍然固执地坚持做小灵通，他有三个理由：第一，国内电信业分拆后，电信和网通为了生存，对小灵通有迫切需求。第二，小灵通技术在日本很成熟，UT斯达康在国内已经布局。第三，与移动相比，小灵通资费低，单向收费，这更受市场欢迎。

侯为贵又赢了。随着后来国家对小灵通政策放开，许多厂商措手不及，中兴赢得了大单。在鼎盛时的2003年，小灵通一度为中兴贡献了1/3的收入，一举奠定中兴在手机行业的领军地位。

进入2000年后，国际电信行业遭遇前所未有的衰退，全球通信巨头都在苟延残喘。华为经过前期的急速扩张，也遭遇业绩大跳水，任正非满含感慨写出《华为的冬天》。中兴则逆势成为当时表现最好的通信厂商，这其中被誉为“过冬棉被”的小灵通和CDMA功不可没。

此后，手机业务成了中兴的三大战略之一，中兴手机进入国内市场第一阵营，与华为、酷派和联想被媒体合称为“中华酷联”。

一直深谋远虑、为坚持己见甚至一意孤行的侯为贵，却独独在产业命门——芯片上认了怂。

早在18年前，中兴就与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共同投资创立中兴集成电路设计有限公司，并在全亚洲最先开始了3G手机基带芯片研发，“当时比华为海思要领先。”

中兴官方资料显示，2000年，中兴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还作为参与单位之一承担了“909”工程。该工程是20世纪90年代第九个五年计划之中，国家发展微电子产业重点工程的简称，投资总额超过了建国以来所有集成电路项目投资的总和，达到100亿元。

然而，就像这个饱含国家雄心的项目不尽如人意一样，中兴自己的手机芯片研发在经历一段时间的跌跌撞撞后，被侯为贵放弃了，研发团队解散，很多人转投了华为海思。

为什么会放弃？

有人说，中兴的文化不太鼓励试错。但如果了解芯片研发的难度，可能对侯为贵的决定就不难理解了。

一块芯片的诞生大致分为设计、制造、封装3个主要环节，其中每一步都堪称极端复杂，些许偏差都能直接决定性能和品质。

一颗指甲大的芯片，里面有上亿个晶体管，工序流程需要相当严谨，哪怕有一个人出错，也未必能在随后的测试中被发现，因为最终可以在电路板上测到的信号线只有十几根到几百根，如何根据蛛丝马迹排查上亿个晶体管中的错误，技术难度不言而喻。

即便从电路设计到检测的过程相当顺利，也要至少半年时间才能送到工厂生产，这个过程少则投入几百万，先进工艺则要高达数千万。一旦前期错误没被发现，产出的就是一块垃圾。再经过一轮修改，则又耗费数月之久。

也因此，一些芯片设计公司不得不把生产前的流程延长，反复检测验证，而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成本。如此努力下，反复投片实验最终无果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芯片研发对从业人员能力和生产工艺都提出了极高要求，而这两方面都是中国的软肋，仅芯片的基础性材料——硅晶片（晶圆），就因工艺复杂而让中国企业不得不选择进口。

一位自称从业10年的电子工程师爆料：“有极个别那些所谓100%国产的芯片，其实也就是拿着国外的某些低端芯片，拆开来，在显微镜下面拍照，然后完全照着抄袭，而且抄都抄不像，性能比原版差，只能和原版拼价格。如果芯片设计还能有一点点改动，那已经NB的一踏糊涂了，甚至人家把图纸资料都给你，国内也生产不出来。”

芯片的突破是一个漫长且耗费巨资的项目，“909工程”的总投资100亿，想要实现从无到有，也远远不够。初代甚至几代产品落后于市场，找不到适配产品，是可以预见的事情。

巨大的投资、难度和“舒服”的市场环境间，鲜有人做出持续攻坚的选择。

于是，大部分中国企业放弃研发芯片，直接进口，而把功夫用到了擅长的匹配芯片的算法和软件上。后两者配合中国人特有的努力勤奋，让中国电子产品在市场上打败洋品牌成为可能。

长期以来，这种各取所长的方式让芯片的供需两方各得其乐——中国企业无需冒巨大风险进行生死一赌，国外供应商则坐享高额利润。为了不失掉巨大的中国市场，美国供应商们甚至会想方设法帮助中国企业绕过各种采购限制，结成更加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这套逻辑适用于大部分中国缺芯企业，包括中兴。

当然，也有例外者——华为。靠着多年持续不懈地高投入，华为狠心坚持了下来，成功拥有了自己的芯片。尽管与国外高端芯片相比，海思芯片仍有一定距离，但华为可以无须顾及洋人的脸色，将命运更多地攥在自己手里。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在供需利益共同体未被打破之前，太平洋两岸的双方都一切安好。

或许在中兴眼里，华为的海思芯片除了降低产品成本外，未见得比进口有多大优势。

直到4月16日特朗普一声令下，中兴被打回残酷的缺芯现实。

中兴手机、通信设备等高度依赖美国的主营产品核心零部件，在消化完眼前的库存后，将面临断炊的危险。

手机业务在中兴全部营收中占到近三成，去年销量有所增长，卖出5000万台，其中90%销往海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在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等全球主要大国综合排名均位列前五。

5G的兴起让中兴描绘出一张更大的蓝图。就在4月初，中兴的一位高管还对媒体表示，正准备借自身在5G研发技术、资金实力及全球化方面的优势，对手机给予全力支持，提高品牌在国外尤其是国内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