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大学”or西湖大学，谁能改变中国高等教育现状

前有西湖大学，后有“雄安大学”，中国高等教育一直备受瞩目，为了实现中国梦，中国教育一直在不断改革不断发展，力争达到世界一流水准！

“雄安大学”

近日，《河北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全文重磅发布，总共分为十章，规划期限至2035年。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在规划纲要中，一项重要的规划引人注目：

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在新区办学，以新机制、新模式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雄安大学，统筹科研平台和设施、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中心资源，构建高水平、开放式、国际化高等教育聚集高地。

目前，已有不少高校主动对接雄安新区，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北京“双一流”建设高校外，河北、辽宁等省均有高校对接雄安新区。

西湖大学

今年4月，西湖大学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标志着西湖大学进入全面建设发展新阶段。今年4月初教育部正式公布成立西湖大学的批复后，杭州市委按照《章程》和有关规定，同步组建了西湖大学党委，关系隶属于市委教育工委。

西湖大学成立党委，是保证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切实维护学校和谐稳定的必然选择。希望学校党委从成立之日起就保持一流状态、一流作为，为西湖大学集聚一流师资、打造一流学科、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果提供一流保证！

中国大学在世界大学中的位置

最新版2018QS世界大学排名正式公布，榜单共评估了959所全球范围的大学。在今年的榜单中，中国创纪录的有12所高校进入全球百强，其中清华24，北大39，中国六高校进入前五十，中国进入百强的高校数量位居亚洲第一。

中国大学教育弱点

1.高校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脱节。

纵观高校这些年的发展，都是围绕自身需要在忙乎。学校的目标放在增加博士点和重点学科、更改学校名称、申请科研项目之上。有的提出世界一流，有的提出世界先进水平，都没有脱离为自己服务这个圈圈，所以不可能考虑社会需要什么人才就培养什么人才的问题。

从高校教师来讲，都在为自己的名利所忙乎，找项目，写论文，评职称，争官位，有多少人的心思用在培养人才之上？其实，高校就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社会需要什么，就得培养什么。将自己的利益凌架于社会利益之上，自然让中国的高校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一个为社会培养人才的教育机构。

2.培养目标与客观现实脱节。

翻开每一所高校的招生简章，都在宣称培养高级人才，有的更是直接说培养社会精英。学生还没有入学，就被灌输了这种思想；到了学校就觉得高人一等，就成为了天之娇子，结果飘飘然起来；到了毕业之时，就按照高级人才、社会精英的思维去找工作，自然是屡屡碰壁，高不成、低不就，毕业即失业，就业岂能不困难。

本来觉得自己是高级人才，可是到了就业市场，到了用人单位，还是要干一些具体事务这样的低级工作，有的宁愿呆在家里啃老，也不愿接受这个现实。其实，学校的任务就是培养各式各样的劳动者，即使是日后成为高级人才、社会精英，那也是离开高校之后的事情，也是在工作中锻炼成长的结果。真的高级人才和社会精英，是在社会中形成的，而不是由学校直接培养出来的。中国的高校，把这个因果关系搞颠倒了。

3.教学内容与岗位要求脱节。

所学课程内容，要么早就过了时，要么空洞无物，到了实际工作岗位都用不上。特别是高校教师中的多数是从校门到校门、从理论到理论，本身就没有什么技能，也没有掌握什么技术，除了讲解书本知识之外，不可能传给学生什么业。这样的高校学习过程，不过是混了几年日子，听了一些空洞的概念，怎么可能被社会接纳。为何理工类的毕业生找工作要容易得多，为何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好，原因就在于这类专业的教学内容更新速度快，所进行的实验、实践、实习比较多，毕业生动手能力强，与工作岗位的差距较小。为何中国的高校要转型，为何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何强调应用技术、职业技术，还不是想要改变这种脱节吗？

4.素质教育与素质需求脱节。

又有最新消息，“90后”开始成为高校毕业生的主力，所显示出来的问题是：面试爽约、录取不来、随意辞职，用人单位连连叫苦。如果是少数毕业生如此，可以视为个性，如果多数毕业生如此，则不能不说学校教育出了问题。面试随意爽约：明明答应面试，然而却是想不到就不到；明明约了9点到，然而却是左等未到、右等未到；明明告诉了具体地点，然而却是找不到地点，忘记了地点。录取随意不来：明明约定何时签约，然而到点不签，连个招呼都不打；明明签了约，然而到时却不报到，而是改签其他了。上班随意辞职：失恋了，辞职；伙食不好，辞职；不喜欢某位同事，辞职；想去旅行了，辞职；单位没有地毯，辞职；厕所有异味，辞职；某人未对我笑，辞职。中国高校培养出如此奇特人才，社会岂能接受。

中美本科教育差异

近几年，国内顶尖大学也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开始迈出可喜的实质性步伐。先是北京大学开设了“小班教学”课程，后有浙江大学千万元重奖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一线教师，等等，但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我们在本科教育领域的工作才刚刚起步，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

1.价值观教育差异

最主要的不同在于，美国大学是在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核心课程中潜移默化地全方位实现美国的价值观教育，中国大学是在独立成体系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中进行专门化的价值观教育。

美国教授在授课时并没有对学生强调哪些是价值观而哪些不是，但学生在完成本科学院的通识教育课程之后，基本上能够确立起美国价值观体系，并且终身难以改变。中国教授把价值观编成教材，辟出专门的课堂和时间进行授课，但学生在考完试以后，很容易就将背诵的内容忘得一干二净。在日常学习和生活中，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

因此，虽然中国大学在学生价值观教育方面投入巨大——不仅安排了专门的必修课程和学分，配备了专门的教师，甚至成立了专门的学院组织教学——价值观进了教材，进了课堂，但不一定真的进了学生头脑——当然，也有真的进了学生头脑的——学习的过程很难在他们心中留下“痕迹”。其源头恐怕还要追溯到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等教育模式所形成的专业课和思想政治课“两张皮”的影响。

1948年，芝加哥大学在本科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开设了一门课——《西方文明史》。学生们必须通过阅读三卷本的教科书和九卷本的原始材料（这些书直到今天还在重印），积极主动地参与课堂讨论以及高质量地完成论文写作等方式认真学习研究，否则他们无法通过难度很高的考试。因此，当他们顺利完成这门课程的学习以后，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历程以及贯穿其中的价值观在头脑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仅懂得了这些价值观是什么，而且明白它们是从哪里来的，这些价值观在过去产生了何种影响，当然，在学生即将面对的未来中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相比之下，在中国大学的本科课程中，教师普遍重视知识讲授，往往忽视了教学过程中本身蕴含的价值观因素。中国传统师道中的“传道、授业、解惑”三要素中只剩下了“授业”一项，而丢掉了最重要的“传道”和“解惑”。学生只关注老师讲了什么，考试会考什么。至于这一事实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原理是什么，前人的分析过程是什么，你自己的独立判断是什么，等等，教师和学生对此均不关心。和价值观教育相比，他们更关心的是那些具体可见的技术上的进步。原本重合在一起的“读书”和“做人”的双重职能被分离了。

2.本科教育重点差异

笼统地说中国大学不重视本科教育是不公正的，许多大学在本科教学改革中做了大量高质量的工作。然而，和美国顶尖大学相比，我们重视本科教育教学的方式比较单一。

1）强调教授——特别是院士和大牌教授——给本科生尤其是一年级本科生上课。

这几乎成为各大学展示自己重视本科教学的最重要的例证之一。应当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多年来，教授们都太忙了，以至于没有时间去给本科生上课。但这个“进步”却又显得何其荒唐！既然被称为教授，教学自是其工作职责的应有之义，如果不上课，还有必要称之为教授吗？另一方面，教授上课只是一个外在的形式，关键在于如何上课，上课的效果如何。如果教授仍然以传统的演讲式方式上课，那也只不过是把“百家讲坛”搬到了课堂里而已。学生除了在现场欣赏了教授的表演之外，并不能获得多少智识上的真正进步。

2）给上课的教师发放授课津贴。

先不说这种方式在逻辑上的荒谬——教师的工资就是上课的回报，为什么还要另外发放一份上课津贴呢？那工资本身又算是什么呢？单就其效果而言，这种物质刺激的方式局限性很大。目前高校在经费管理上的僵化，导致事实上很难给教师发放高额讲课费。因此，和校外演讲以及给各种各样的继续教育培训班上课的高收入相比，微薄的授课津贴几乎可以被忽略不计。它事实上起不到激励的作用。

3）在职称晋升时向上课教师倾斜。

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难点在于和科研成果的“硬”显现度相比，上课记录几乎没有作为标准的价值——它太“软”了。在高校教师晋升压力巨大的情况下，操作难度极大。

相比之下，美国顶尖大学虽然也经历了科研和教学、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激烈争论，但一旦确立了本科生教学的核心地位，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比如，芝加哥大学是世界上的最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之一——它拥有8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但教学是它的核心使命。教师如果不上课就没有地位，如果课上得不好也没有地位。那些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往往在学校重大事务中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权力。在一所教授治校的大学里，这种影响力的价值巨大。

再比如，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全美最顶尖的艺术院校之一——没有将学校搬迁到免费提供的风景优美的郊区而宁愿待在拥挤的市中心，是因为作为艺术院校，学生必须要接触真实的艺术世界，他们要通过逛街，随时了解当下的流行趋势和时尚元素，激发出创作灵感。郊区风景虽美，环境幽静，也许适合其他大学，但不符合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的教育教学要求。

还比如，加州大学各分校所推出的任何一项政策，都必须由专业团队评估其对本科生教育的影响——这是一项法律规定。甚至关于是否要给教授提薪这样看起来和本科生教育风马牛不相及的政策，也要进行评估后才能做出决定。因为给教授提薪有可能会影响学费标准，进而影响本科生的申请、构成以及他们的财务状况。

3.对招生的重视程度和对培养质量的监控不同

美国所有的顶尖大学，无不对本科招生工作高度重视，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即使公立大学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大学里纯粹从事招生的工作人员有40~50人，少的也有20多人。这并不包括那些大量对招生感兴趣而做义工的教授。

斯坦福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年度预算为400万美元，工作量巨大，但效率很高。他们根据斯坦福大学的核心价值观和人才培养需求，研究制定了非常完善的招生制度，千方百计提高生源质量。

招生办公室每年要处理来自全球的36000多份申请材料，每一份申请都经过严格审读，确保最终获得通过的学生是最适合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学生。

此外，美国顶尖大学对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监控非常严格。比如，加州大学校长办公室里专门设置了一个机构——院校研究处负责对本科生培养质量进行调研和分析；再比如，芝加哥大学在上个世纪30年代建立了着名的“综合考试”制度，学生不仅要在入学时参加这一考试，通过后才能入学，而且在毕业前还要参加这一考试，通过后才能获得学士学位。

当然，最为人所熟知的是美国顶尖大学在本科培养过程中的高淘汰率。着名的加州理工学院的淘汰率居然达到了30%。

相比之下，中国大学对本科招生工作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因为大一统的高考（微博）招生制度只能依赖单一的高考成绩录取，中国大学已经逐步蜕化甚至丧失了识别人才的基本能力。各大学的本科招生部门规模很小，一般只有两三个人，有时还要同时承担就业工作。院系和教授对本科招生既没有积极性，参与程度也很低。

此外，中国大学普遍对本科培养质量没有监控。由于高考压力巨大，加之没有灵活的转学制度，学生一旦入学就必须要让他（她）尽可能顺利毕业，否则，退学的刚性成本太高，学生和家长会对学校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当前人们普遍畏惧出现极端情况的社会心理下，学校和教师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对学生提出严格要求。因此，中国大学的本科培养事实上处于放任状态。这一点可能是当前本科毕业生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中国大学本科教育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正如芝加哥大学本科学院院长John W.Boyer所说，“对于本科人才培养来说，没有一条轻松便宜的道路。”真正高质量的本科教育是极为困难的，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这是更为根本性的制约。

来源：留学陈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