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城市的隔断世界，找不到一间自己的房间
本文作者：陈秋心
写自己的居住问题面临着很大风险，因为居住这件事太私密了，总不免要把自己最窝囊、最琐碎、最不堪的一面挖出来给人看——但我还是选择写，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生活，而是一群人的生活。
掰着指头算了算，最近五年，我竟然在一二三线的四座城市租过七次房子，再加上进出学校宿舍，搬家大约十次。（本文中提到一二三线都是根据传统观念模糊界定的，未经严密论证。）
搬家搬多了，深切体会到居住问题压倒性的重要——它虽然不能标榜人生的顶峰，却关系人类尊严的底线。被命运编排、无法选择生活的城市同时又无法彻底解决居住问题的我，应该还没资格感受“中产焦虑”——我所感受的，都是同在江湖漂着的人们那些最基础的挣扎罢了。
这可能是个陈词滥调式的发现：城市越小，你有能力租的房子越大。所以对我而言，最幸福的日子是在泉州——我和两个姑娘合租一个130多平的大套房，每个人月租800，除了各有一间宽敞的卧室之外，还共享一个足够跳华尔兹的大客厅——可根本就用不上，就被我们用来接灰堆杂物了，现在想想直觉奢侈到肝疼。多年以后，我到大城市打拼，才知道租房族是不需要客厅的——他们一般只能栖身隔断房，而存在隔断的地方，肯定都是原来的客厅。
我租过最小的房间只有6平米，是我转战杭州时，在当时的单位附近租的一个……阳台。
那是个市中心的商住楼，140平的套房被中介偷偷摸摸隔成了7个房间，我的就在原本的阳台上，恰好月租也是800元。在那么小的空间里，中介竟然还设法塞进了一张大号单人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所以屋里几无立锥之地——但我非常满意，因为这个隔间把阳台的水晶吊灯和大玻璃窗一起隔进来了。于是我，一个穷白领，白天可以眺望贴沙河及河对岸的联排别墅，晚上可以俯瞰窗外体育场路辉煌的车流，深夜一切安静下来，还能听见驳船突突突的马达声从遥远的天际传来……
在一座美丽且昂贵的城市初来乍到，这么个小房间对我来说足够了，甚至比要求的还富余一些。我尽一切可能把屋里收拾得美观干净，让自己有安于其中读书写作的能力，有时稿子被领导夸，自尊心就会膨胀得小屋简直装不下。
然而我的阳台生活当然不只这些。我不想告诉你后来我生了一场病，躺在床上断断续续烧了两三天，但因为屋里没地方坐（当然也没地方站）而坚决不让同事来看我；也不想告诉你后来交的男朋友，第一次进屋几秒钟后眼圈就突然红了，问他怎么，他说，我感觉体育场路每经过一辆车，你这屋里就经历一场微型地震——你到底是怎么在这里生活的？
现在想来，年轻时拥有的高亢生命力，可以自动抵消一部分生活的苦涩，但却经不住自己的辛酸从别人嘴里说出来——其实，这一幕只不过是我在居住空间上漫长的忍受和挣扎的开始。
到了北京之后，我的租房面积就固定在14平米左右难以翻身了，因为只有这个面积的价位对重新变为在校生的我还能承受。
所以，不考虑年份、地段和物价变化，总结一下本人的经历，不科学地记录我在几座城市的租房均价如下：
泉州 20元/平米
郑州 25元/平米
杭州 135元/平米
北京 200元（以上）/平米
这些房间尽管都只有麻雀窝那么大点儿（除了泉州），我却总不明白，每次搬家，为什么还能从看不见的边边角角里涌出来那么多东西——每一件似乎都没什么用，但每一件都还恋旧地扔不掉，这让我无比强烈地痛恨自己。
所以，房间小或许不是根本问题，欲望才是。一个四处漂着的人，连中消费主义“买买买”的圈套都不够格——需要先照照镜子问自己一句：买了，你带得走么？
我在北京租的第一个房间位于一个回迁小区，14平米，月租金2849元。
房间属于一家大企业的租房品牌，100多平隔成四户合租。这房间是我忍痛拿下的，原因很简单，该品牌主打年轻人，精装带管家，不用跟房东打交道，所以，尽管比正常的中介价格贵20%-30%，但省心很多，能够避免很多本来免不了的人的纠葛。
也许因为都是年轻人的缘故，房客都相敬如宾。不过直到要平摊水电费之前，大家都没有意向彼此通报姓名——似乎觉得共享一条走廊一个厨房就好，没有必要分享更多的空间与信息。
但是信息却不会因为一面墙的分隔就停止流动。
哦，其实，这面墙就是信息传播的直接媒介。因为我经常听到东西砸在它上面的声音。声音的质感有别，所以我知道有时是椅子、衣架、书本，有时是一整具人类肉体。
所谓隔断，就是一堵临时搭建的薄薄的墙。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隔断是解决租房族居住问题的必由之路。年薪60万的人都在住隔断，假如北京把所有的隔断都拆掉了，那这个城市的功能或许会立刻瘫痪掉一部分。
所以，踏进那些外表光鲜的城市小区，里面却存在一个隔断世界。好好的X室X厅能给你隔得面目全非，公共空间被拼命挤压，最后就只剩下一条窄窄的过道，以及一个厨房、一个厕所。
墙太薄真不是好事，所有的秘密都能分享。有次我因事大哭，舍友就来敲门问我怎么了，后来我哭的时候就只能把头蒙到被子里。但有天早上我又听见有个女生在厨房里认认真真地哭，那个哭声里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悲伤和委屈，但一边还伴着哗啦哗啦的的炒菜声——她可能还得上班，所以尽管天都要塌了，早饭却还是要吃，公交车还是要赶，属于这个出租屋早晨七点三十分流水线的所有动作也都不能停。
但哭声是如此奇异，炒菜声又是如此日常，那种强烈的反差让我手足无措，我不知该冲出去安慰，还是装作没听见保全她的尊严，扭门把的手停滞了十几秒，最后还是缩了回来，因为我想到我在被子里流的泪——在这个城市里很容易遇见千万种悲伤，却往往都不太适合跟别人细讲。
后来，我发现不只是墙——整栋楼基本就是一个导体，水管，暖气片，天花板，地板，排气道……邻里的故事通过你能想象的一切媒介强行推送：一个孩子每天下午四点半练钢琴，另一个孩子喜欢晚上在家里玩儿轮滑，一户人家还保留着看晚间新闻的习惯（天呐我对阿富汗的局势真不感兴趣啊……），一个声如洪钟的老爷爷会教外孙女念“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还有一户人家秋天生了个婴孩，我就在无数个半梦半醒的清晨，被迫见证着她从咿咿呀呀长到会喊“妈妈”““不要不要！”……
还有这么一只狗，经常四只小爪子扣地噼里啪啦地跑，这还好说，可有天凌晨三点钟它突然醒了，开始玩球——而且是那种里面包含了金属片会哐啷啷响的玩具球，它叼起来，甩在地上，然后腾空猛扑上去，再叼起来，再甩，再扑……楼板之下平躺在床上的我，睁大了惊恐的眼睛凝视着黑夜里不存在的一个点，默默数着它的动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最可怕的还是装修：楼上楼下三层以内的任何一家装修打钻，都像直接打在我的天灵盖上，我只能夹着书包落荒而逃，有一次钻头从周一打到周六，我实在忍无可忍报了警。
各种声音谱就的居家“交响乐”，使这厢我沉静如深池水底的房间里，好不容易从纸上一点点召唤凝结出来的托克维尔或者马克斯·韦伯，就一下子给惊得魂飞魄散。不过，这几年里，我还是以一种生物进化式的顽强锻炼出了对大多数声音的抵御能力。年轻不知道珍惜——住在这间房子里的日子，已经算是这座城市给我这个“新人”的好颜色。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作者写自己住在地下室，从隔壁小夫妻撕套套的响声质地就可以判断是撕在锯齿什么位置、套套是什么牌子——当然现在在北京，想有这种经历也没有机会了……
合租房是这样一种神奇的存在——想了解大千世界吗？只需看看与你同在屋檐下的人。比如我的一个昼伏夜出的IT男舍友，大约是因为不擅交际，举止像一只容易受惊的动物。他如厕之前，总是会先支起耳朵听动静，没人才会出来——假如他拉开门走了一半有别人出来了，他会迅速躲回房间去再候时机。
如此一来，每个月交水电费就是他最痛苦的时候——水电费要统一收了一起交，他必须要跟我们接触。有一次轮到我缴费，为了照顾他，我在纸条上写了可以选择的缴费方式：加微信、加支付宝、敲门送达……然后贴在他门把手上，但他仍以沉默来回应，直到我都有点担心他是不是想赖账了，有天回来，突然发现门口鞋架旁边的地上，有张卷成一团的粉红色钞票……
还有个男生，有天出门在路上遇见，我跟他打了个招呼聊了几句，但他可能误会了什么，隔天夜里十一点多竟然来敲我的门叫我去他房间喝酒，我婉言谢绝，之后他便不再和我说话，偶尔在走廊遇见对视一下，他的目光像被烫了似地立刻弹开。没过多久他就匆忙搬走了。
最近一次租房遇到的舍友则更接地气一些，比如有几位洗完衣服可能是因为房间实在太小没处挂、晾在楼下去上班又不放心，就总把衣服挂在洗手间的浴帘轨道上，这也没什么——唯一麻烦的是，浴帘轨道在马桶正上方，而那些衣服会滴水！
于是马桶思考者们的灾难来了。或清晨，或晚上，他们往马桶上一坐开始发呆的时候，就会有凉嗖嗖的子弹一下、两下，坠落在他们腰部以下的裸露部位，让他们无法久留，只能草草收场。不过大家谁也没吭声，都默默忍耐，直到问题自己解决——浴帘轨道有一天终于被沉甸甸的湿衣服们坠塌了，从此天下太平。
虽然居住关乎尊严，但合租却跟火车卧铺一样，用一种随机拣选的方式，把不同生活方式、不同习惯、不同性格、完全陌生的人们推到一个狭小的空间，让他们把白天的光鲜褪尽之后自己最颓废、最疲惫、最不讲究的一面暴露给彼此。但一般情况下，合租者们都尽可能地克制、忍耐、彬彬有礼，即便痛苦的磨合期无法避免，在不得不抱怨的时候，大家也多选择文明开撕（最常见的方式是在微信群发大段文字），避免当面叫骂，因为大家都明白，没有人愿意这样生活——我们都是被迫这样生活的。
所幸这么多年我并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坏人，就算真的兵戎相见过，也总有某个时刻大家突然意识到彼此“同是天涯沦落人”——要么同为被驱逐的对象，要么都是中介案板上的鱼肉……也就不计前嫌地抱成一团了。
2018年一开年，我在居住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挣扎——我第一次做原告，第一次写诉状，第一次去法院立案——竟然是为了告一家中介。
那是一家注册在丰台、经营在海淀的小公司，租个房不小心落在他们手里，算是我去年一整年最大的失误。
因为回校读书了想要控制居住成本，我放弃了以前一直使用的那家大企业租房品牌，在某同城网站上找了这家小中介，签了一个四面都是公园、窗户朝南、看上去还颇为舒适可爱的房间，租金1900元。孰料之后噩梦就开始了。
这套房子是房东全权委托中介代理的。入住第一天，我发现房间的灯火线和零线接反了，夜里关了之后还会发出莹莹“鬼火”；几天后，老旧的洗衣机报废、厨房和走廊的灯一盏一盏挂掉……打电话给中介让他们依照合同条款规定来维修，就发现他们已经没有签合同时的热情了。可生活还要继续，我耗不起，只好自己掏钱一一解决。
然而好日子还没过几天，我又被卷入战争：因为精确到毛的水电费算不清楚、公共区域卫生打扫不干净、燃气费轮到谁去交这些琐事，舍友们开始频繁发生龃龉，于是中介又来挨个问责。那时我正在焦头烂额地赶一份学术报告，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就是不肯放过我，气得在房间里崩溃大哭。
就这样忍耐了半年，北京的冬天来了，很多事情发生了，我又突然意识到——我住的隔断房可能成为行政运动的对象。从那以后心就提到了嗓子眼。先是有人说我们会被举报，接下来小区一直在传，拆到21楼了，拆到26楼了……我还始终抱着一种侥幸心理，不是说排查期已经过了吗……
然而，拆除隔断、限期三天的告示，在2018年元旦刚过，还是逃无可逃地贴到了房门上。这时候你会发现，哪怕是那么一堵薄薄的墙，也意味着你有一个独立的栖身空间，而不是一条流浪狗。我再一次重复打包行李的旧活计，然后，按照合同条款规定去找中介退多交的房租和押金，却被劈头盖脸地扔了三个字：不可能。
这时我才意识到，合同只是用来约束我自己的，对他们则是废纸一张。
在中国，房产中介这个行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唯一的业务功能就是贩卖信息。大概是这种交易无实体商品，又处于多个部门监管的交叉地带，所以简直可以用“无法无天”来形容。有人形容，北京中介是一线城市里最乱的，十几年从未治理好。（在此我很不情愿地承认，我嫌贵的那家大企业的租房品牌做得可以算是很有良心了。）
因为信息不对称和维权成本高，中介几乎拥有相对于普通房客的绝对权力优势——你无法识别租房合同里埋的一个又一个坑；无法知道房子装修了多久、有没有甲醛；无法预测中介招揽来跟你同在一个屋檐下的舍友会是些什么人；无法意识到“隔断”的危险……投诉什么的，对于这样公司来说简直太书生气，而你除了真正鼓起勇气去告他们之外，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可大多数北漂根本走到这一步，因为时间精力都耗不起。
这些事学校是不会教你的，和学历无关，和阅历有关，所以迎头撞上了，就有点类似于书呆子碰到流氓，会很容易从内心狼狈起来。
我的租房史中，所有跟中介有关的回忆都充满了痛苦，被坑蒙拐骗的损失已累积过万，只有一次完整拿到过自己的押金——那一次，我租了一位大学老师的房子，找房时我直接上他家敲的门，搬走时我跟他挥手道别，整个过程干干净净，没有中介。
写自己的居住问题面临着很大风险，因为居住这件事太私密了，总不免要把自己最窝囊、最琐碎、最不堪的一面挖出来给人看——但我还是选择写，因为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生活，而是一群人的生活。
这么一群人，在评估了当下的条件和能力之后，决定让渡某些感受，折损一部分自尊，去换取他们认为价值更大的东西，去供养他们在乎的人。只是如今，连这样的取舍都比较奢侈了——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接下来一个北漂想要以相对能够承受的价格“享受”合租生活，恐怕已不太容易。
而我呢，对一个独立空间的渴望愈发浓烈。我并不奢望在有自己满意工作的这些大城市能拥有自己的房子——大多数人都做不到，勉强做到的，付出的代价也太大。可现在我同意， 一个人至少应该在某个地方有一处自己的固定居所——为了不进退失据，为了穷形尽相之时，还有个地方能收留你丢不掉的回忆和自尊。
不曾想2018伊始竟然又是以搬家开始的。我遣回家人，把一些家当寄回老家，另一些默默搬回学校宿舍（是的，还有个学生宿舍可以收留我，对此我也表示庆幸）。
一个多月前我去了几个城中村，想帮别人搬家来着，见到了倾巢而出、拎着大包小包往同一个方向涌动的沉默人群——现在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我心里装着一个对这个时代、这个城市很大的诘问，但不被允许问出声。
反正我也正在厌倦这里。将来寄回老家的最后一件行李，也许会是我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