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日谈｜北归前的末班车

顾润兴是在西南联大结束前一年通过插班生考试进入的，算是搭上了联大的“末班车”。

图说：顾润兴近照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图书馆里开了一场结业仪式，梅贻琦作报告后，即宣告联大八年结束。同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在后山揭幕，首批师生也于当日乘上北上的卡车。之后，负责三校工作的梅贻琦、傅斯年、张伯苓各自分头复原。这意味着通过插班生考试进入联大不到一年的顾润兴，又要经历一次奔波，但他觉得自己是幸运地搭上了联大的“末班车”。

1940年6月，顾润兴从上海中学毕业，因为家庭经济原因，没有上大学，而是进入了当时的中国银行工作。次年3月，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中国银行遭到汪伪“76号”突然袭击，100多人被捕，3人被枪杀。此事引发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蝴蝶效应”，顾润兴从上海被派到了香港，又辗转重庆，竟然刚满20岁就在中国银行旗下的保险公司当上了部门主任。

顾润兴没有放弃求学，他在东吴法商学校先后读了商科和法律专业，两年后，又通过西南联大的插班生考试，1945年8月转入联大法律系大三就读。到昆明那天，好友王楫和张源潜借了部板车去接他，三个中学同学又在大学重聚了。

在联大法律系，顾润兴感念最深的是他的论文指导老师——费孝通的哥哥费青教授。费青也是东吴法学院毕业的，之后留学德国，对英美法系、大陆法系都颇为精通。“费青教授和蔼可亲，循循善诱，爱护后进，深深为我所敬重。”

顾润兴在联大参与创办了一个联合十系同学组织的社团，取名“法联学会”，不定期地举行学术讨论会。费青教授也欣然出任社团的指导老师。他特别记得，有一次大家到隔壁的云南大学借了一间教室，专门请费青针对一个具体的法律问题做报告，然后座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