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叛亲离养大的孩子，终没有成人
今年,我忽然想起20年前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弃婴，便决定去看看他。
钻进县城老街那条狭窄的死胡同，两厢新建的高楼拔地而起，原本不过一米宽的胡同更显窄狭。湿热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腥味，从尽头扑面而来。
一个精瘦的汉子听说我要找那个弃婴，“陶央央早就死啦”，说着指了指胡同南边新建的三层楼房，“这不，宅子都卖给别人了。”
“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咋会死啦？”
“那小子命苦啊，得了白血病，冇人管他，死在郑州啦。”
1
1997年夏天，我在县民政局工作，跟局长和一名主管副局长、报社记者一起做贫困户调研，头一次钻进这条满地水洼、杂树丛生的死胡同。
尽管有心理准备，可眼前破败的景象仍让我吃惊。
院内有两间老屋，南边一间已经露天，倒塌的椽木砸在门头上，摇摇欲倾，进不去人。剩下不足10平方米的北边小屋，没有窗户，墙已被烟熏火燎得一片漆黑。屋内靠墙摆放一张小床，占去三分之一的空间。门口用烂砖支起一口铁锅，散落一地的烂纸箱和废弃塑料瓶都被雨水浸湿了，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老屋的主人是孤寡老人陶淑琴，已经73岁了。
那天，她一见我们就哭诉起来：“夜儿黑大雨下个不停，外边的水直朝屋里流，俺跟孩子用洗脸盆往外舀水，舀了整整50盆啊。天明，孩子直喊腰痛，去医院检查，急性肾炎，4个＋号……老天爷，这可该咋弄啊！”
陶淑琴哭着把那个孩子拉进怀里。陶央央当年13岁，长得白白净净，只是左眼球像长了棠梨花一般，蒙了一层白光。
那天，我们代表给他们送去了200斤面粉和100元救济款。随后，雇工人拆除了旧房，建了两间新瓦屋。
建房期间，我曾几次采访陶淑琴，这才知道她和陶央央的故事。
2
陶淑琴早年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母为避战乱水灾，将她嫁给乡下一个富户的独生子。婚后两人生育一男一女，不过都夭折了，等她再生下一胎女儿时，却因病失去了生育能力。
陶淑琴的丈夫看香火要在他这辈断茬，便将怨气全撒在了媳妇身上。陶淑琴忍受不了，就想回娘家躲几天。可她爹娘只觉得，嫁出去的闺女泼出门的水，硬是半夜把她赶出家门。
就这样，陶淑琴在丈夫的打骂中熬了几十年。
1984年农历10月10日，丈夫因琐事再次对陶淑琴大打出手。陶淑琴顶着寒风回了娘家，这时爹娘早已过世，家里只有患病在床的二哥。
陶淑琴行至半道，在路边的砖窑歇脚时，忽然听见里面传出一阵啼哭声。寻声摸去，只见地上有一个花铺盖卷，里边裹着一个婴儿。
解开铺盖卷，里面是个先天病残的男婴。孩子的两眼散光蒙一层雾气，双侧疝气憋胀得下身青紫，肚脐红肿。
陶淑琴不忍心让他自生自灭，便将孩子抱回家里。丈夫见了，破口大骂：“赶紧把这个废物给老子扔了，不扔给你摔死！”
说着扑上去要抢夺孩子，陶淑琴赶紧逃出家门，抱着孩子又回了娘家。
3
陶淑琴的二哥陶珍青年时代曾被错划为“右派”，婚姻破裂，膝下无儿女，晚年孤寂。
陶珍见妹妹抱进门一个男婴，十分高兴，当即以“龙旗阳阳，和铃央央”之意，给孩子起名“央央”，期待着长大成人后，为人处事居正。还将小央央认作孙子，立下遗嘱，让孩子继承家业。
为了抚育小央央，陶淑琴经常往县城跑。最终，夫妻俩离婚，陶淑琴净身出户，回娘家的老屋居住。
小央央的出现，也让昔日沉寂的老屋充满了生机。
兄妹俩辗转好久，终于给孩子落了户。为了给小央央治病，更是跑遍开封和郑州，最终奇迹般地让孩子的右眼视力恢复到1.5，左眼恢复到0.6。陶淑琴还找老中医寻了一个偏方，用公猪卵治疗婴儿的先天性疝气。县城养猪的少，陶淑琴就跑到乡下，一边拾破烂，一边寻找阉猪匠人。几年下来，孩子的疝气竟然逐渐消散了，连红肿的大肚脐也塌陷了下去。
小央央开始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咿呀学步满院乱跑。陶珍也常常将孩子抱在腿上，手把手地教《三字经》。
4
1990年冬天，小央央6岁时，陶珍病倒了。
弥留之际，陶珍拉着他的手，“爷爷一辈子教书育人，除了一箱子书，没给你留下什么。今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多读书，做个好人。”
陶珍又把陶淑琴叫到床前，“把这孩子就交给你了，把他养大成人。”
陶淑琴大哥大嫂去世早，撇下一个女儿。侄女跟陶淑琴兄妹俩处得很好，经常登门探望，陶珍去世，就是侄女挑头办理的丧事。
可侄女一听说叔叔立下遗嘱，要将老宅过继给一个捡来的孩子，心里就横竖觉得不通情理，她找陶淑琴理论，认为这都是她一手造成的。
那时候，随着县城地价的飙升，位于老城中心的近半亩宅基地已成了一块“肥肉”。侄女家孩子多，住房紧张，就想在陶家老宅西边的空地上建新房。
陶淑琴遵寸土不让。为此，侄女将陶淑琴告上法庭。县法院经过审理，将宅基地一分为二，东边的老屋归陶央央，西边的空地给陶淑琴的侄女。
自此，陶淑琴和侄女也形同陌路。
不仅是侄女，陶淑琴的女儿也曾极力撺掇，让陶淑琴将剩下那块宅基地过户到自己名下。陶淑琴恼了，数落女儿竟有此非分之想。娘俩不欢而散，从此很少来往。
5
陶珍去世后，陶淑琴和小央央失去了生活来源，全靠捡破烂为生。
每天夜晚，陶淑琴都带着小央央，从城东到城西，奔波于各个垃圾点。废纸、橘子皮、饮料瓶，扔掉的破衣服、旧鞋，但凡穿身上能够遮风挡雨，她都要。一晚上奔波，最多也不过挣上几块钱。
那时候，小央央的学校距离陶家仅有一路之隔，但陶淑琴还是坚持每天到校门口接送。有时，小央央遇到好心人送他些零食，舍不得吃，总是跑回家，先让陶淑琴吃一口。
陶淑琴身患老年性肺心病，喉咙眼里嘶拉嘶拉直喘蜂鸣音。她害怕自己哪天死了，剩下小央央一人无人照料。于是，她只能常常到捡小央央的地方转悠，又去周围的村子里打听，希望能找到孩子的亲生父母。
听说我是做宣传工作的，陶淑琴拜托我把小央央的身世写出来，“能给孩子找到家，俺这辈子死也瞑目了。”那年，我根据采访笔录，写了一篇《一位孤寡老人和一个弃婴13载的风风雨雨》的报道，发表在两家报纸上。
然而，虽有热心人提供线索，但最终未能找到生身父母。
不过，开封市希望工程此后决定，每年资助小央央85元助学金，学校也减免了部分学杂费。县民政局每月提供68元救助金，还承担了小央央剩余的学费。
虽然这些钱缓解她们的部分生活压力，但祖孙俩的医药费和生活费，仍有很大的缺口。
1999年初冬，我到县城东商场摆摊卖服装，瞅见陶淑琴佝偻着腰，步履迟缓地在服装摊前徘徊。她手里握着一把分分毛毛积攒的6块钱，要给长高了的孙子买一条毛裤。
我从柜台上拿了一条毛裤送给她，她坚持要把那些零钱塞给我，但被我阻止了。陶淑琴吃力地喘着，上气不接下气，“俺认识你，会让孩子记住好人的。”
不久后，陶淑琴就去世了。
6
2003年非典结束后，防疫科长向我讲了一个事：闷热的夏夜，他钻进老城死胡同，去堵一个孤儿的门。陶央央从开封带回家几个身份不明的人，需要重点防疫筛查。我很震惊。
不久之后，县城召开公捕公判大会，几辆大卡车载着受审对象，游街示众。游街的卡车经过我的店铺，我打眼就看见，车上站着一个瘦高个子的男孩，面朝南，正对我，脖子上挂着一块黄板纸箱，上边用墨笔书写着一行醒目大字——陶央央。
卡车上站着的一行嫌犯，别人都低着头，唯独陶央央昂着头，扫视着围观的人群，毫无惧色。他那张稚气未脱的脸依旧苍白清瘦，未被完全治愈的左眼蒙着一层白光。
至此，再无音讯，直到今年我再度回到那条老胡同。
7
“当初陶淑琴就不该要这个孩子，叫他自生自灭去。”老城胡同里的邻居听说我要找陶央央，纷纷走出家门，七嘴八舌地议论。
“就是，自个十八张牌都顾不住，还去管人家扔的孩子，自讨苦吃。”
“陶淑琴死后，这孩子就整天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块，咋会不学坏啊。”
街坊们对陶央央颇有微词，抱怨他三天两头招来社会闲散人士来到家里，让左右邻居像防贼一样地提心吊胆。
陶淑琴死后，陶央央先是被劳动教养，继而“二进宫”，被判刑入狱。出狱后，生活无着落，当年，陶淑琴众叛亲离，拼命保住的半套陶家老宅，也被他两万块卖了。
2004年以后，他跑到郑州卖报纸，查出了白血病，没钱医治，很快就死了。至今，邻居们都不知道他身葬何处。
没想到，我曾满怀希望要为陶央央寻亲，却得到这样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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