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暴力正在遏制这个国家的崛起

对人身安全的担忧，正在迫使许多印度女性放弃工作。

每次出门的时候，新德里营销主管基娅蒂·马尔霍特拉(Khyati Malhotra)绝对不会忘记带两样东西：她的泰瑟枪和一支胡椒喷雾剂。

这只是她为自身安全进行的部分投资——毕竟，在这个国家，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件在过去十年飙升了80%以上，致命的性暴力案件经常让城市和村庄陷入动荡。因此，马尔霍特拉将她薪水中很大一部分买了轿车并雇用了司机，以避免公共交通蕴藏的危险。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妇女们时常遭受嘘声骚扰，咸猪手，甚至殴打。

在班加罗尔，跨国公司高管维迪亚·拉克斯曼(Vidya Laxman)花钱聘请了好几位家政人员，还安装了监控摄像头来保护子女的安全。由于她无法给女儿找到安全的托儿服务机构，德里居民萨杰娜·奈尔(Sajna Nair)不得不辞去一份银行工作。她估算称，她因此损失了近20万美元。

近几个月来，查谟-克什米尔邦的一个8岁女孩，以及古吉拉特邦的一个11岁女孩惨遭强奸、折磨，最终被谋杀。在北方邦，也有一位16岁少女被强奸。这些震惊世界的案件已经将印度妇女和儿童的悲惨处境暴露无遗。立法者们声称，他们将推动更严厉的惩罚来遏制这种罪行。与此同时，彭博新闻社对数十位印度女性的访谈揭示了一种没有获得广泛关注的经济影响：由于她们越来越担心自己和孩子的安全，许多女性干脆离职，或者从事低薪工作。

据世界银行估计，在2004年之后的八年中，约有2000万妇女（相当于纽约、伦敦和巴黎的总人口规模）从印度劳动力队伍中消失。



因杜·班达里

“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安心地把孩子寄放在那里。”因杜·班达里(Indu Bhandari)如是说道。正是出于这些担忧，她辞去了高薪的白领工作，转而去学校教书。“我小时候遭遇过性侵，对于我的孩子有可能置身于间的那种环境，我是有切肤之痛的。”

像她这样的决定，对于那些寻求在这个亚洲第三大经济体聘用更多女性的外国和本地公司来说是一个打击。它们也可能危及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施政议程——他正在竭力吸引外国投资，并致力于提升印度经济的全球影响力。印度的情况表明了，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性侵行为会对一个社区，乃至整个国家造成多大的影响。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算称，到2025年，通过让更多女性步入职场，并改善性别平等，印度可以推动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7700亿美元。然而，目前只有27%的印度女性在工作。根据出版物IndiaSpend的数据，在主要新兴经济体和20国集团中，这一比例是最低的，仅比沙特阿拉伯好一些。

辉立资本(PhillipCapital)驻孟买经济学家安贾利·维尔马(Anjali Verma)表示：“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安全的环境，肯定会有更多的女性愿意出去工作，为劳动力队伍增砖添瓦。在十年内，这可能会推高总体消费、储蓄和经济增长。”在一项针对逾4000名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女生的研究中，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候选人吉利贾·博克尔(Girija Borker)发现，相较于男生，女生愿意为更安全的出行路线多花费约300美元，因为她们大多数都面临过某种形式的街头骚扰。“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印度需要更好的女性安全政策。”博克尔说。

在印度，重男轻女的倾向已经使得性别严重失衡，男性足足比女性多了3700万。三分之二的印度人生活在恪守种姓制度和性别秩序的村庄中。这意味着，许多女性受到骚扰时，从来不会提出正式投诉，作恶者经常逍遥法外。这也使得我们很难进行国际比较。



南达·马宗达在自己家中

数据显示，从2007年到2016年，针对女性的犯罪案例飙涨了83%，达到每小时39起。

公众压力迫使立法者建议对儿童强奸犯判处死刑。此外，他们正在辩论是否要对强奸妇女者处以类似刑罚。许多企业正在为妇女提供更多的交通补贴和其他福利。但填补所有的缺口，是很困难的。

律师事务所Nishith Desai Associates的知识资本和专业发展主管南达·马宗达(Nanda Majumdar)指出：“最发达的经济体往往有更好的社会结构，更好的公共交通设施，以及更好的托儿机构。”

奈尔表示，她本可以将自己在薪酬丰厚的金融机构赚取的收入投资在房产或股市。她现在经营一家公关公司。

在新德里，25岁的泽巴伤心欲绝。原因是，在附近发生了一起强奸案之后，她的男性家人拒绝让她上护理学校。“倘若我是个男的，我的境遇会变得很不一样，我肯定会更富有的。”她说。

以下这些内容摘自彭博新闻社对几位印度女性的采访。她们用自己的声音表明，印度女性和印度经济正在为此付出何种代价。

学校老师



因杜·班达里在她家附近

39岁的因杜·班达里住在德里东部郊区诺伊达。她曾经做了十多年的公司白领。返回印度前，她一直居住在美国。

我三岁那年第一次遭到性侵，作恶者是一位在我家工作的男性。六岁时，我再次遭到性侵。这次的作恶者是父亲的一位同事。

为什么放弃高薪自由职业？在上班的一段路途，我必须坐公共交通。它上面没有专门为女性乘客分隔出来的区域。我记得有个男的用他的身体不停地摩擦我。我打了他一拳。但这种事会让你害怕，感到恶心。我勇敢地坚持了三个月左右，但最终，我还是受够了。

当我知道留在家中的孩子有可能遭遇这种事情的时候，我怎么能安心工作呢？我没有安全的选择。所以，我放弃了这份待遇丰厚的工作。我现在在一所学校教书。

有数千名像我一样的母亲正在学校工作，尽管凭借她们的资历，她们完全可以去从事更好的工作。

企业老板



萨杰娜·奈尔在自家阳台上

现年42岁的萨杰娜·奈尔在德里生活和工作。

考虑到儿童受到虐待或忽视的报道，以及那些未经报道的虐童传闻，我记得我做过一些事情，比如要求邻居或朋友帮忙，顺便去看看我的孩子。可是这种恐惧多疑的心理很难调整。于是我就辞职了。这个国家不关心自己的女童和妇女。

如果我继续工作的话，我也许会成为某家公司的助理副总裁或副总裁。当然，这些企业损失了他们用来培训我的资金。

跨国公司高管



维迪亚·拉克斯曼（中）和她的妈妈与园丁交谈，妈妈在她出差时帮助照看孩子

45岁的维迪亚·拉克斯曼在班加罗尔（现在叫做班加鲁鲁）工作。

在得知最近发生的强奸案后，人们丧失了对这个社会的信任。我是马拉松运动员，但我从不在清晨或深夜跑步。我要等到天完全亮了才出门。我以前很害怕遇到流浪狗和猥琐男。

现在我不再怕流浪狗了，我害怕那些在街上向女人暴露下体的男人。

我搭乘Uber的时候，我总是还有一段距离就提前下车，然后步行回家。我不想让司机知道我住在哪里。

在家里，我有完整的支持系统，因为我有两个孩子，16岁的儿子和11岁的女儿。我在雇用家政人员时总是采取预防措施，包括进行彻底的背景调查。我家里还安装了安保摄像头。

我花了多少钱来安装这些设备是一回事，可令人不安的是付出隐形的代价。

我决定安装带感应器的摄像头，这样我和丈夫就可以在手机上查看视频。

在工作方面，我们升级了员工使用的交通系统，通过技术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有一款应用程序，可以让用户在需要时发出警报。

在职业方面，我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妥协。我只考虑以产品为基础的公司提供的工作机会，有意忽略服务类企业的工作，因为这需要频繁出差。

企业需要与和民间机构在妇女安全问题上进行合作。班加罗尔科技园区的企业可以共同合作，为员工的安全制定解决方案。有许多女性由于工作时间太晚和安全问题而退出劳动力市场。我们让这些女性感到失望。我们得想出办法。

营销主管



基娅蒂·马尔霍特拉在私家车后座使用电话

基娅蒂·马尔霍特拉住在新德里。

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有汽车和司机，即使司机的工资和汽油钱是我工资的一半。

我想省钱的时候，就乘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这意味着我得时刻注意身后，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我甚至坐车出行也会被跟踪。有一次，我乘坐的三轮车后面跟着一群人，他们坐在一辆车里。我们在信号灯前停下来的时候，发现有辆警车在我们旁边等候。我告诉警察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干脆把车开走了。

有个朋友的汽车被一个男人尾随了20多公里，当时她打算送我去火车站。

幼儿园员工

25岁的泽巴在德里郊区的低收入居民区马丹普尔汗达尔工作。

我不想依靠任何人为我提供经济支持，不想依靠我的丈夫或兄弟。我想从事护理工作，因为你还可以到国外去。今年早些时候，我在北方邦达德里找到了一个护理学习班。

我设法说服了我的家人。我们填了入学申请表。可是在4月，达德里发生了一起强奸案。现在我的兄弟们态度坚决地反对。他们说那里太不安全了。

人们总是说情况越来越糟。我认为他们说得对。特别是在2012年发生强奸案后。人们说更多的女人在抱怨。但我觉得，现在有更多的男人在挑衅我们。就像是，“你以为你大声说出来就会得到保护，那我们会让情况变得更糟。”

每次出现强奸案的新闻报道，都会对女性加以限制。我现在面临结婚的压力，而不是追求事业。

保姆



莫尼卡·戈什走在上班的小路上。莫尼卡每天下午6点下班，由丈夫接回家，避免晚上独自走夜路

现在40岁的莫尼卡·戈什(Monika Ghosh)在诺伊达工作。

没有获得制度支持的妇女选择有限。如果有制度来保护我，事情就会容易的多。如果有工作、托儿所和安全的道路就好了。

我现在工作的家庭居住在有门禁的社区，我每个月能赚1.2万卢比（约合1139.5元人民币）左右。但是如果我选择全职工作或者至少晚上8点下班，那我可以最高赚到2万卢比（约合1899元人民币）的收入。

我不能这样做的原因是，我在诺伊达工作的地方没有公共汽车或安全的交通工具。这些门禁社区周围还有村庄，路上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