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私情治国之1
文┃张耀杰
【对于蒋介石所奉行的私情治国，余英时称之为“结金兰”的政治观，傅斯年称之为“法治观念极微”的“内心之上海派”，史迪威称之为“无知、专横、顽固”的“威恩兼施”。本文删节稿刊登在《民主与科学》2018年第1期。】
1.余英时所谓“结金兰”的政治观
蒋介石通过1927年的北伐战争上位执政后，沿袭中国传统社会以天道天理为本体本位的公天下、打天下、治天下、平天下、家天下、私天下的整全性质的思维惯性，以及与其相配套的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忠孝贞节廉耻、“存天理，去人欲”的礼教纲常；一心想要充当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的蒋家王朝家天下的天子寡人独裁者。对于蒋介石所奉行的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明确区分私情和公义之间的法定边界之化一国之公为一人之私的私情治国，余英时称之为“结金兰”的政治观；傅斯年称之为“法治观念极微”的“内心之上海派”；担任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兼美国总统代表的史迪威，称之为“无知、专横、顽固”的“威恩兼施”。
2004年，余英时为台湾联经出版公司重新编校的《胡适日记全集》写作长篇书评《从 日记 看胡适的一生》，把蒋介石始终没有走出中国传统的江湖会党以及家族企业拉帮结派、化公为私、任人唯亲、公事私办的用人逻辑，称之为“结金兰”的政治观。所谓“结金兰”，就是混迹于江湖社会的会党人士，通过对天发誓、磕头烧香而结拜为异性兄弟或干爹义子的亲情绑架。余英时为蒋介石这种“结金兰”的政治观所列举的第一项佐证，是胡适和蒋介石围绕雷震案而展开的一场韧性博弈。
1960年10月22日，胡适乘坐飞机从美国途经日本返回台北，并于当天在南港研究院寓所接见记者，公开声明他相信雷震是个爱国之人，如需要可以出庭作证。针对胡适的公开言行，蒋介石在10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闻胡适回来后对雷案各种‘胡说’，不以为意，听之。我行我事可也。”
胡适按照例行公事，通过总统府秘书长张群一再要求会见蒋介石，蒋介石采用避而不见的权术策略：“胡适为雷震张目，回国后似并未变更，故其对国内外反动之鼓励不少也。”
在“冷落”胡适将近一个月后，蒋介石于11月18日安排会见：“余简答其雷系关匪谍案，凡破坏反共复国者，无论其人为谁，皆必须依本国法律处理，不能例外，此为国家关系，不能受任何内外舆论之影响。否则无法反共，即使存在亦无意义。余只知有国家，而不知其他，如为忌国际舆论则不能再言救国矣。此大陆沦陷之教训，不能不作前车之鉴也。最后，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键，彼或有所感也。”
关于此次会见，胡适日记中另有长篇记录。为了便于说明，摘录如下：
总统忽然讲一件旧事。他说，去年 □□回来，我对他谈起，“胡先生同我 向来是感情很好的。但是这一两年来，胡先生好像只相信雷儆寰，不相信我们。”□□对你说过没有？我说，□□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现在总统说了，这话太重了，我当不起。我是常常劝告雷儆寰的。我对他说过：那年（民国卅八年四月）总统要我去美国。我坐的轮船四月廿一日到旧金山。四月廿一日在中国已是四月廿二日了，船还没有进口，美国新闻 记者多人已坐小汽轮到大船上来了。他们手里拿着早报，头条大字新闻是“中国和谈破裂了，红军过江了！”这些访员要我发表意见，我说了一些话，其中有一句话，“我愿意用我道义力量来支持蒋介石先生的。”我在十一年前说的这句话，我至今没有改变。当时我也说过，我的道义的支持也许不值得什么，但我说的话是诚心的。因为我们若不支持这个，还有什么可以支持？如果这个垮了，我们到那儿去！——这番话，我屡次对雷儆寰说过。今天总统的话太重，我受不了，我要向总统重述我在民国卅八年四月廿一日很郑重的说过的那句话。
在蒋介石精心设计的化公事为私情的突然袭击和亲情绑架之下，胡适显得有些猝不及防。尽管如此，他的话语逻辑还是前后连贯的：作为蒋介石及当局的“诤友”，他在政权与蒋氏政权之间是选择支持蒋氏政权的；作为“自由中国”的“诤臣”，他在现实中的蒋氏政权与理想中的“自由中国”之间，是倾向于后者的。但是，即使蒋氏政权严重偏离“自由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他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也只能继续支持蒋氏政权。没有蒋氏政权，也就是被蒋介石标榜为“只知有国家”的蒋家王朝家天下，胡适理想中的“自由中国”就没有了可以依托的现实载体。
关于胡适努力追求“自由中国”之理想的“公忠”与蒋介石极力维护蒋家王朝家天下的私情之间的错位反差，余英时提供的经典分析是这样的：
蒋这一段话完全不理会胡适所争的原则问题，而转入个人交情的层次，好像胡适“喜新忘旧”，受了雷震的蛊惑之后，不记得蒋从前对他的好处了。这是蒋过去“结金兰”的政治观的反映。
胡适好像是在强调：这不仅仅是个人“情感”问题。若就个人层面说，他也曾以自己的“道义力量”支持过蒋的，对蒋并没有情感上的欠负。但他立即借着“”两个字跳回公的立场，表明他不但没有受雷震的影响，反而时时晓以大义，因为不是任何个人的，而是属于大家的，若垮了，大家都无处可去。最后他的话题陡变，撇开雷案，转而争取反对党的自由。
胡适接下来告诉蒋介石，他回到台北的第二天，即10月23日，“反对党”的发言人李万居、高玉树、郭雨新、王地、黄玉娇就登门拜访。最后，胡适提起十年前蒋介石建议他组织政党的事情：“总统大概知道我不会组党的。但他的雅量，我至今不忘记。我今天盼望的是：总统和的其他领袖能不能把那十年前对我的雅量分一点来对待今日要组织一个新党的人？”
11月23日晚上，胡适从雷震夫人宋英打来的电话里得知了军事法庭维持十年刑期的终审结果。随后，多家媒体电话采访，胡适在委曲求全的韧性博弈再次失败后，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大失望，大失望！”
在蒋介石眼里，如此铁腕处置雷震并应付胡适，竟然是他从败退台湾之后所取得的最为重大的政治胜利。11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之后的“上月反省录”中，对于尘埃落定的雷震案总结道：“十一年来对内对外的反动投机分子的最激烈之斗争，至此或可告一段落。”
余英时为蒋介石的“结金兰”的政治观所列举的另一项佐证，是胡适1931年1月22日在日记中留下的记载：
张寿镛先生来谈。他见了蒋介石，把呈文交上去了，蒋介石问：“这 人究竟怎么样？”他说：“一个书生，想作文章出点风头，而其心无他。”蒋问：“可以引为同调吗？”他说：“可以，可以！”
我忍不住要笑了，只好对他说：“咏霓先生，话不是这样说的。这不是‘同调’的问题，是能否容忍‘异己’的问题。”但他不懂我这话。
1930年11月，新月社同人罗隆基因为批评政权被短暂抓捕，他随后在《新月》杂志发表《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以示抗议，兼任教育部长的总裁、军事委员长蒋介石下令上海光华大学撤销罗隆基的教授职务。1931年1月19日，从北平来到上海参加中国教育基金会第五次常会的胡适，代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起草《上蒋介石呈》，由张寿镛前往南京当面交给蒋介石。于是，就有了胡适日记中的上述记载。关于此事，余英时的评论是：
蒋对现代型知识人也一味想通过“套交情”的传统方式来拉拢彼此之间的距离，最后“引为同调”，他似乎相信一切原则性的争执都可以由此泯灭。我记得梁漱溟在一篇回忆文字中也说初次见面，蒋便和他“套近乎”，这是北京土语，与“套交情”同义，可见这确是蒋的一个特色。
与余英时所论述的蒋介石的“结 金兰”的政治观相印证，蒋介石在 1932年12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批阅，办公，会客，见刘廷芳。下午会客，听李维果讲德国复兴史，与胡适之谈教育方针与制度，彼主张持久，以‘利不十，不变法’之意言之，余甚以为然。其人似易交也。李与刘皆可用之才也。”
蒋介石所谓“其人似易交也”，是极具中国特色又极其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同时也是余英时所说的蒋介石的“结金兰”的亲情绑架政治观的经典表现，意思就是胡适似乎可以成为我蒋介石的私人而为我所用。
张耀杰关于蒋家之介石上篇 来自红粉枭雄民国梦 00:00 2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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