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二十年，我签过的那些死亡证明书丨人间

《白色巨塔》剧照

这里常年人满为患，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一个事故接着一个事故，一张死亡通知书接着一张死亡通知书。

前言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医院往往是生命的最后一站。医生们在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交给家属们，便宣告了一个生命的终结。

医生可以做的，也就只有简单的一句：“节哀顺变。”

“其实关于死亡，我也思考过很长一段时间，我给你讲几个例子吧，也算是一个态度转变的过程。”市医院的急诊科主任这么对我说。

盛夏午后的那个吸毒女孩

2012年盛夏的一个中午，我嫌外面太热，便决定不回家了，就在医院办公室里午休一下。

忽然，急救科的铃声响了——这意味着救护车要出车、医院要做好准备。电话讲了几句就挂了，我去问情况，当班护士小青告诉我，是派出所打来的，说是戒毒所有一个人毒瘾犯了，全身抽搐，需要急救。“我跟他们说，咱们不派车过去了，让他们直接把人送过来。”

按理说，这么说是违反规定的，但戒毒所的人老是打急救电话，不是这个自杀了，就是那个撞墙了，医院为此专门跑一趟，实在是有些浪费时间。所以，干脆让他们直接把人送过来。

不一会儿，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就来了，竟然还一下来了5个。看这么多人，我本以为是个男性，没想到，送来的竟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女孩。

人来的时候，我就在急诊科门口等着。女孩很年轻，20多岁的样子，齐耳短发，远远看着很漂亮。等离得近了，一下就能看出来，她跟每一位长期吸毒者一样——昏昏沉沉，身材消瘦。一个工作人员一路背着她，其他几个人帮忙扶着。背她的人说，被她的骨头硌得生疼。

吸食的毒品种类不一样，表现出来的特征也不一样。女孩吸食的是吗啡，表现出来的就是双眼浑浊、瞳孔呈针尖状、目光呆滞、口齿不清。

大家简单交流时，女孩就趴在工作人员的背上，直勾勾地往急诊室里看。虽然送来的时候并不像电话里描述得那样严重，勉强能走几步，也不抽搐了，但按照戒毒所工作人员的说法，“几个男人都拿她没办法”。

就在往急诊室里间送的时候，女孩忽然挣脱抓着她手的工作人员，转身就跑到楼道里，一边跑还一边回头看。门口的护士看她往外跑，赶忙关了楼道门，戒毒所的人也赶快去抓她。可只要他们一靠近，她就像发了疯一样，见人就咬。

我们几个医生只能在一旁，看着戒毒所的人和女孩对峙——一群人在走廊里闹闹哄哄，一位工作人员刚想上前，她就一口吐沫吐在人家脸上，那人吓得赶忙往洗手间跑，生怕自己染上什么，女孩得意地咯咯直笑。

我看女孩的精神气很足，一时也没什么危险，就简单交代了几句，回休息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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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个钟头之后，科里的男医生进了办公室，开口就跟我抱怨：“主任，您也不管管，她还在那赖着呢！谁都不敢上去抓了。”

“这都个把小时了，我回来前就在那，现在还没抓上？”

“可不是嘛，谁上去就咬谁。”

“医院还上不上班了，病人还管不管了，她这么闹下去，什么时候给她检查……”我边说边往楼道里走，怎么说也得赶紧抓住她把镇定剂打了。

她还在走廊里，冲着病人乱喊，追着男医生满楼道跑，边跑边恐吓走廊里的人：“我有艾滋病，咬一口你就完了。”那些戒毒所的工作人员就围在一旁看着，谁都不肯上前。

我跟工作人员说：“赶紧的，你们几个大男人上去把她摁到急诊室去，看完了赶紧走，我们医院还上班呢！”

可几个男人就是没人肯动，好半天，才有一位高高大大、像是队长一样的人往女孩身旁蹭了几步，女孩“哼”了一声往后退。“队长”还想靠近，但很快就被其他4个人拉了回来。

“她吸毒，我们被传染了咋办！”一个年纪稍大的男人冲我吼。

“你们抓不抓，不抓我就报警了。”说完这句话，场面突然安静了下来，我重重地舒了一口气。

还是没人动。拿起电话，我报了警。

派出所派了3个民警过来，几个人从两头围着她，一个人溜到她身后从后面抱住她的腰，另外两个抓胳膊，大家都很小心。女孩一直闹腾着要咬人，最终，派出所的人只能把她按到地上，脸贴着地面。

戒毒所来的人中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平头，他看见女孩被按倒，上前一步让大家住手，“让我好好跟她说说。”

“你闭嘴吧你，你们几个大男人摁不住一个女人！赶快看完病带走，别在这影响我们，急诊科能让你们这么胡来吗？”时间拖了这么久，午休也结束了，我实在没有耐心了。

小平头没接话。

派出所的人把女孩按到急诊室，检查完之后就被戒毒所的人架走了。

其实，我自始至终就没怎么在意这件事。从医这么多年，经手了多少生生死死，一个来医院捣乱的吸毒女孩不过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病人。

但我也没有想过，自己还能再见到她，还签了她的死亡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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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到她的时候也是在急诊室里。夏天很快过去了，油绿的叶子也都差不多黄了。那天，还是戒毒所派了车把她送过来的。

女孩被放到推车上推进来时，满头是血，上身的衣服都给染红了。我们马上准备抢救，但为时已晚，她被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抢救开始没多久就停止了心跳。

戒毒所的人说，女孩是在犯毒瘾的时候往戒毒所的墙上撞，头撞了一个大窟窿，没人能想到，瘦成这样的女孩竟有这么大的力气，硬生生地撞死了自己。

抢救停止后，我看了一下时间，在死亡通知书上签了字。

窗外一片萧瑟，但这一切并不会影响到医院。这里常年人满为患，一台手术接着一台手术，一个事故接着一个事故，一张死亡通知书接着一张死亡通知书。

不知怎么，我就突然想起夏天见她的时候，当时我只觉得，年纪轻轻就是个重度吗啡瘾者，肯定是个不学好的年轻人。看她在走廊里闹的时候，我只觉得烦，一句话都没说，就留下她一个小姑娘，和一群男人对峙着。

冬天，死于流言与恐惧的大二男生

2016年的冬天很冷，第一场雪还没下，路上的行人就已经把羽绒服穿上了。我从救护车里往窗户外面看，到处都是包裹得严严实实、着急回家的人群和车辆。

我们的救护车和警察几乎是同时到的，黄线周围围满了学生，警察赶都赶不走，一双双眼睛都在看着我们。

“没救了，已经死亡了。”我确定之后对警察摇了摇头。

这是一位年轻的男生，是从二楼跳下来的。按理说，从二楼跳下来不至于直接死亡。但是冬天的水泥地被冻得硬邦邦的，他跳下来的时候直接就摔死了。

警察去找男生的老师了解情况。已经死亡的尸体是不能往医院拉的，必须要直接去殡仪馆。等殡仪馆的车把人带走了，我才跟着救护车回了医院。

我本以为这事就这么结束了，几天后，却忽然接到死亡男生的辅导员打来的电话，说男生的母亲非要见我一面，还给了我一个宾馆的地址。

一时半会儿我还有些费解——我们也不认识，见我干嘛？我不过是检查了一下生命体征而已，全部是按规定来的，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啊。

抱着不给医院惹麻烦的想法，我还是去了。

我到宾馆的时候，辅导员已经到了。辅导员赶忙过来把我迎进去，我这才见到跳楼男生的母亲。她看上去已经很老了，头发已经泛白，眼睛也哭肿了。辅导员也是，一见到我就开始哭，边哭边说：“医院这么忙，麻烦你跑一趟了。”

我客套地问：“找我来是有什么事要说吗？”

“没什么事儿，就想跟你说说这孩子，实在是找不到人说……在这边谁也不认识……”

听到她母亲这么说，我松了一口气，心里开始愧疚，人家根本没要找事，我自己是被医患问题给整怕了。

我默默地听她们俩说话，这才知道这个年轻男生在出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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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生的母亲说，自己的孩子读高中时，曾有一次去偷看女学生和女老师洗澡，被一群人抓个正着。学生老师都闹，学校给他记了大过，这事一度被传得沸沸扬扬，男生走到哪就被人取笑到哪，男孩几次想自杀，都被及时发现阻止了。

辅导员问：“为什么这么大了，还做这种事？”

这位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才说，儿子直到高二还和自己一起洗澡。“我没读过书，也不会教育人，以为两个人在一起洗澡也没啥。”大概男生自己都没觉得偷看是什么大事。直到学校的人把他当作反面教材拎出来，在大会上反复批评，他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自此，便没再去学校，在家躲到了高考。

高考之后，他大老远地考到大西北，也是为了摆脱过去的污点，想开始新的生活。

辅导员说，大一一年他生活得很好。成绩好、对人也好，很开朗，很受大家欢迎，完全看不出来任何异常。

可大二一开学没多久，忽然就出了事。

其实，事情的缘由“简单”到超乎所有人的想象——只是因为男生的一位高中同学，高考发挥失常，复读了一年，今年刚好考到了这里。男生就是怕他的老同学把自己的过去告诉别人，心里非常苦恼，却不知如何排解，最终选择了跳楼。

说到此处，母亲眼泪止不住地流：“他爸还在家里等他回家，他咋恁傻，说跳楼就跳楼，也不管俺俩了……”

两个人就这一个儿子，辛辛苦苦带大，终于供他读了大学，他这一死，这个家就完了。

我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一直思索着老两口以后的生活。男生算是自杀死亡，他们拿不到任何补助。这以后，又能怎么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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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忽然想起自己曾经出过的一次重大事故现场。

那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公交车和小轿车相撞后，公交车侧翻在地上。我们到的时候，打着手电筒寻找生还者，那地方离市里太远了，只能救能救的人。有一些人尽管还有呼吸，但要是送到医院肯定就来不及了，所以只能把一些能救活的人送到救护车里。

可那时候，我只觉得躺在地上的都是病人，应该每一个都救，但现实确实是不允许。

人世间的意外与无奈，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地在我眼前重演。

医生，我是不是得了宫颈癌

有天晚上，我都要下班了，一个病人来看病，穿着红色长裙，黑色高跟鞋，20岁出头，年轻漂亮。

我问她哪里不舒服，她只说，想知道自己是不是得了宫颈癌。我很惊讶，哪有人一上来就这么说的，看起来还这么镇定。于是我马上安排她去检查。

医院马路两旁的路灯已经亮了，围在医院门口摆摊卖水果的小贩也收摊回家了，偶尔会有几个病人或者病人家属出入医院，脸上都是愁苦。本来也是这样，来医院的人，没几个能带着笑脸。

她去检查，我坐在办公室里等消息。有下班的同事来喊我一起回，我让他们先走了。女儿打电话要我回家吃饭，我还跟她道歉，说妈妈又要加班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拿着检查单回来。

“这么严重，需要赶紧确认。”我看完检查结果，让她马上把家里人叫过来，“你再去做个全面检查，一但确认，我们医院这边晚上就安排会诊。”

她点点头，出去打电话去了。我马上跟急诊科的其他医生说明情况，定了晚上会诊。

之前赶着回家的医生，都一个个掉了头、或吃个便饭就去会诊室里坐着了。

“这都第3次了，车开到街口又立刻掉头回来了。”

“谁让你选这行，活该累死你。”

郑医生和李医生是急诊室的一对活宝，平时急诊室的气氛一直压抑，天天都有人死去，能有人调节一下气氛，实在是很有必要。

“咱们开始吧。”

医院各科室的专家都在会议室里，相互交换着意见。李医生提出动手术，被王主任驳回去了，“做手术也没用，晚期，已经扩散了。”

“保守治疗的话病人能不能撑得过来？”“家庭条件允不允许化疗？”“化疗完了是手术还是怎样？”

当晚，姑娘住进了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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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的父亲母亲都到了医院。“医生要救救我们家伶伶啊。医生，拿我的命换都行。”她母亲眼圈红着，我只能先安抚她：“我们医院的专家都在那坐着讨论救伶伶呢，他们会有办法的。”

“伶伶前期可能需要化疗，这是一大笔钱。”家庭经济情况往往会对患者后续的治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给伶伶治病的钱我们有，你们尽管治，要用最好的药。”伶伶的爸爸开口说话，我心里有数了，家里经济情况好会省去许多麻烦。

回到办公室，医院最终决定，保守治疗——先化疗，等病情稍微得到控制之后进行手术。

伶伶的恶化过程非常快，第一次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还是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两次化疗之后就已虚弱得不成样子了。最近一次的检查，她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减少了一部分。大家都以为，只要她能熬过化疗，再进行手术，保住生命应该还是很有可能的。

可这么多年里，我们都极少见到这么严重的宫颈癌病人。很快，她身体的很多指标都已不在正常范围了。在一次昏迷后，伶伶被送到急救室抢救，最终没能抢救过来，在手术台上去世了。

签了死亡通知书之后，我们对着手术台深深鞠了一躬，伶伶的父母围在手术台前抱着她隐忍哭泣,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找不到什么安慰的话。

不办葬礼，也没有墓碑，伶伶的父母很快就带着她，坐着殡仪馆的车离开了。

她很年轻，还没结婚，按理说宫颈癌发生的几率还是很小的，到底是怎么得上这病，在来医院之前，她自己究竟对医生、对父母隐瞒了什么，我们都不得而知。背后的故事，或许都隐藏在她父母隐忍的泪水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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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老郑送走了一个胃癌晚期病人。

病人走了之后，年过40的老郑哭得稀里哗啦，哭完之后说一定要请我们去吃饭。叫上了李医生，3个人去了医院旁边的小餐馆。喝到尽兴处，聊起了一些旧事。

老郑说自己刚给人看病的时候，还开错过方子，幸亏不是什么大病，写了份检查交了上去。李医生打趣他，在学校里有人教不好好学，反倒是出了学校没人教才开始用心。

“说得轻巧！在学校哪能体会到人命就在你手上啊。一旦弄差了，就是一条人命啊，特别是干急诊的。”

这么多年的从医生涯，看明白了许多东西。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力而为。可往往和生命本身相比，这总是显得十分无力。

有病人突然死亡，家里人承受不了，跪在手术室外面求医生再抢救一会儿。于是，很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已经抢救不回来了，还是会在手术室再抢救一会儿，好让外面的家人有个心理准备。

有的老人已经停止了心跳，可还有孩子正在赶来的路上，我们总是会把仪器放上继续抢救，直到老人孩子到来，好见上最后一面。

还有的病人，病情反反复复，大概是料到自己的时日不多了，会哭着跟我们说，他还不想死，问我们还有没有医治的办法。

我真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盖上白布，在床前深深鞠一躬，这看似仪式化的步骤，大概也是在每一个生命终结的不甘面前，我们唯一能够回应的了。

编辑：沈燕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