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17日下午，习近平在塞尔维亚凭吊了1999年5月8日美国对我驻前南联盟使馆轰炸中牺牲的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3位烈士。几个钟头之后，北京时间6月18日凌晨，前驻法大使、外交学院原院长吴建民在武汉遭遇车祸而离世。两则信息，在国内舆论场都引起了很大反响。
对于许多“七五后”而言，1999年的炸馆事件刻骨铭心，激发了一代人的政治意识和爱国热情。当时，不少人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烈士的悼念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抗议。我国领导人也对美国提出了严正抗议，但考虑到中美关系的脆弱性，在具体行动上一直比较谨慎，原因在于，要在后冷战的国际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绕不过美国这个单极霸权。
上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年年拿贸易最惠国待遇来要挟中国，年年搞个大新闻，这也是许多“七五后”的深刻记忆。不过，炸馆之后第二年，美国国会两院居然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的法案；2001年，中国加入WTO；2008年，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而吴建民先生也正是在1998—2003年期间担任驻法大使，并在卸任驻法大使之后担任外交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副主任，直至2008年4月退休。
可以说，从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对美外交长期秉持求稳的精神，很少表现出强硬的姿态，在很多时候还会主动做出让步，并对民间主张对美强硬的声音进行管控。这一态度甚至还影响到了中国影视剧的生产。2000年电视剧《抗美援朝》封镜，原计划2001年播出，但十年过去了，该剧也没有播出。直到最近电视剧《三八线》的播出，抗美援朝题材的播映才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而吴先生一贯主张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基调，中国外交要更多地理解西方国家的思考角度，避免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因此也屡次成为主张对美强硬的人士的辩论对象。吴先生不幸离世，更是引发了互联网上两极分化的评价，一些人充满赞赏地转发吴先生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而另外一些人批评吴先生缺乏国家利益意识，甚至直斥为“汉奸”。
平心而论，“汉奸”之谥，可谓相当偏激，批评者很难举出例子，说明吴先生在哪些具体问题上出卖了国家利益。在中国，外交重大决策的中心是在，而不在外交部，外交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执行机构，尽管在许多事情上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先有路线，才有与路线相应的干部政策。吴先生在外交体系所获得的地位，其基础是90年代以来强调“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这条路线决定了，中国在国际上不当头，不与霸权直接对抗，外交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内部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用五个字来概括这一路线，就是“闷声发大财”。
九十年代正是中国一个矛盾高发的时期。党政军学纷纷下海经商，社会风气滑坡很快，市场经济建设之初，假冒伪劣商品和血汗工厂盛行；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几千万职工下岗；农村税费负担问题突出，干群矛盾非常尖锐；“台独”势力甚嚣尘上，在两岸关系上公然挑衅。在国际上，西方阵营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对中国蔑视、封锁、打压。1998年，中国的GDP总量排名世界第七，还不如意大利。中国是否克服种种困难，平稳发展下去，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中国与单极霸权正面对抗，缺乏实力条件，也很难在国际上获得盟友。加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贸易体系，并利用其来壮大自己，是比较理性的选择。“闷声”是手段，“发大财”才是目的。
但是，在外交实践中，“发大财”是可做不可说的，如果天天挂在嘴边说，恰恰与“闷声”相违背。因此，必然要使用一些“闷声”闷出了习惯的干部，他们真诚地相信列强是和善的，只要我们不主动挑衅，世界就有和平。这样的干部和列强谈笑风生，可以在列强那里起到“示弱”的效果，从而放松对中国的警惕。吴先生就是这样的干部，他做翻译出身，外语水平高，真诚相信世界和平，不会因为心口不一而在列强前面露出破绽，这正是“韬光养晦”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干部。
回过头来看，我们应当承认，中国现在的“发大财”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得益于早年的“闷声”。1999年炸馆事件、2001年撞机事件与晚清和民国常见的国耻事件完全不是一回事。晚清与民国时期，中国不管是“闷声”，还是“厉声”，都没有“发财”的能力。但是，新中国不一样，我们有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可观的科研能力，只要能搞来外国的现货，就有能力通过“反向工程”，迅速搞清其构造和原理。而且，在炸馆事件之后，我国的军事工业投资不断增长，积累十多年后，才有了最近军事工业成果的井喷。
另外一个“发大财”的例子，就是中国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列强接纳中国加入WTO时，谁也没想到，中国会借助突然打开的国际市场，盘活大量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成为“世界工厂”，甚至对发达国家的很多产业都形成虹吸效应。
美国打的算盘，一是赚中国市场的钱，二是借助自由贸易，推动中国政治上的演变。但十几年过去了，中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2015年，中国按美元计算的GDP排到世界第二，接近美国的三分之二，但已经是日本的两倍以上，德国的三倍以上，法国的四倍以上。1998年排在中国之前的意大利，现在已经被甩到了世界第十，GDP总量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世界银行则认为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一。
而在政治上，自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道路自信”是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反而是美国国内开始出现各种不自信的声音，比如Do
nald
Trump的竞选口号“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个again就表明，他对美国现在是否仍然great，已经没有那么确定了。
这些事实表明，中国的掌舵者们一直清醒地朝着中国“发大财”这一目标前进。作为执行者的吴先生即便习惯于“闷声”，缺乏“发大财”的意识，但只要是认真执行决策，还是不会脱离“发大财”的大局的。在吴先生离世之后，我们必须对他作为一个执行者所作出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而不应将其放在决策者的位置上，再推断其外交思路所可能带来的后果，这种思想实验没有太大意义，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
但需要补充指出的是，如果吴先生在今天继续做一个外交领域的执行者，或许就没法达到过去的贡献高度了。因为“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已经终结了。
“闷声发大财”之所以终结，恰恰是因为“发大财”比较成功，而且列强知道中国已经发家致富了。过去没有一个国家制造业产值超过美国的70%，苏联和日本都是在接近这条线的时候，被美国下手搞掉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竟然对中国放松警惕，等到发现情况不妙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产值已经超过了美国。这就给世界第一霸权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其军事外交重心迅速转移，竭力挑拨中国与邻国关系，制约中国的发展。在这种新的局势之下，再继续“闷声”，虚与委蛇，而非正面迎战，就会有损“发大财”的事业了。而中国的掌舵者们也及时调整了战略，无论在东海，还是在南海，我们都主动出击，敢于和美日正面对抗，在斗争中创造新的筹码，实现对我更有利的利益交换。
在这轮斗争中，中国需要在国际上获得可靠的朋友。“闷声发大财”时期，中国与许多国家搞了不少经济贸易合作，但由于我们的目标是为了国内经济建设保驾护航，外交上的基本做法就是谁当权就跟谁合作。当一些国家国内形势发生变化，各方力量对中国有所期待的时候，我们往往不做出及时回应，这就难以获得忠实可靠的朋友。走出“闷声发大财”，意味着要更加积极能动地研究评估相关国家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形势需要我们做出政治回应的时候，及时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赢得朋友的最大的资本，就是前面“闷声发大财”所积累起来的家业。在搞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有技术，有资金，有人力，能够给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一站式”服务，这种能力在当代世界是绝无仅有的。在这样的硬实力基础之上，加上更为清晰的政治理念阐述，中国就能赢得更多更可靠的朋友。这些朋友不仅能在政治上减轻中国所受到的压力，还能通过互利的合作，化解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走出“闷声发大财”时代，不意味着进入一个“厉声”时代。在与美国的博弈之中，中国相比以往有了更多的筹码，两国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联系也大大降低了擦枪走火的概率。君不见，前一周美国军舰在南海游弋，中国军舰紧随“护航”，后一周，中国批准提供给美国2500亿人民币的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额度，数量仅次于香港。因此，这是一种在合作中博弈，在博弈中合作的关系。作为执行者的外交官，相比以往，更需要在复杂形势中做出政治判断的能力，以行使好手中的自由裁量权。
三位牺牲在塞尔维亚的烈士获得最高级别的凭吊，足以让我们确信，中国已经告别了“闷声发大财”的时代。吴建民先生对中国外交的贡献，值得今人铭记，但总体而言，他属于已经过去的“闷声发大财”时代。中国外交，需要的是与时俱进，而非刻舟求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