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的思想价值及其现实意义

《论语》是儒家的经典之作，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

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孔夫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于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

《论语》作为记载孔子思想和言行最为权威的一部著作，也成为儒家学派和儒家思想的奠基之作。孔子的思想影响了中国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度文化、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众多方面，其儒家思想致广大而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既有崇高的价值理想，又有切实的百姓日用，是中国古代思维的精华结晶。

孔子思想以治平为本，以仁为核心，以和为贵，他的思想是精神的源头活水，礼乐文化的重要依据，价值观念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的规范所依，构成了文化的基本精神。

儒家思想在中华文明二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对的精神内核和文化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中道节制、中庸之道也成为的一种重要特色。

一、《论语》其书与孔子其人

《论语》的内容大都是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录，也包括孔子平时行为的一些资料，是孔子思想最全面集中的反映。《论语》主要是由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纂录而成，成书在战国初年。《论语》的传承主要有两个体系，一个在齐，一个在鲁。鲁系所传鲁《论语》共20篇，篇次与今本相同，西汉末年，安昌侯张禹在鲁论基础上吸收齐论完成张侯论，至东汉末，郑玄结合张侯论与古论而作注释，这就是最后通行于世而成为我们今天所常见的《论语》。

《论语》在对孔子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的描述中，为人们塑造了一个亲切感人的文化巨人形象，使人们对这个早在2000多年前生于鲁国、而后又周游列国的大儒有了一种感性上的认识。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是我国古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先祖是西周宋国贵族，曾祖孔防叔始迁鲁国，父叔梁纥曾为鲁国陬邑之邑宰。孔子少时贫贱，长大后曾为委吏乘田等管理仓库和牲畜的小吏。15岁时，孔子立志于学，三十多岁时已通晓六艺，实行有教无类，收徒讲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惯例。一生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35岁离鲁适齐，约两年后返鲁。51岁时任中都宰，次年升任大司寇，前后为官约4年，55岁以后开始率弟子周游列国14年，先后至卫、陈、曹、宋、郑、蔡等国，68岁归鲁，73岁卒于鲁。

孔子一生充满了艰辛坎坷、失败与奋斗，也充满了治学紧张的思考与辛苦的旅行，像一首史诗，可歌可泣，激动人心。孔子是我们的骄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古往今来，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其思想博大精深，其风范千秋流芳，举世公认。汉代司马迁到孔子故里参观时，感慨曰：“《诗》有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习礼其家，余徊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殁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取准）于夫子，可谓至圣矣！”[1]

孔子思想历经几千年而经久不衰，在科技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今天，孔子思想是否已失掉了其真正价值？非也。孔子思想与儒学的现代价值是由其历史价值来决定的。在孔子逝世后的二千多年里，孔子思想如此强烈地影响后世所学，充分证明了孔子思想的历史性价值。孔子系统论述了人的价值观、道德伦理观。孔子和儒学特别重视做人，认为崇高理想是从学习中获得并建立起来的。因此提出了教育为本的观念，认为如果要使社会朝着完善的方向发展，必须要重视提高人的情感素质和理性能力。在文化上讲究包容性，提出“和而不同 ”的主张，也成为世人处事的行为准则。孔子的这些优秀思想不会因历史的变迁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而且其优秀思想已融入了的精神之中。

在当今社会，我们面临着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其中包括文化上的复兴，如果没有文化上的提升，没有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深入挖掘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将古代文化精华加以利用，创造出今天的更高价值，其中孔子思想和文化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孔子思想和儒学正是由于其自身的跨越古今的价性，更应该被我们深入研究，使儒学为我们当今社会所学习利用。

二、“仁”的思想与个人道德修养

《论语》作为儒家文化的奠基之作，其内容深刻反映了孔子思想和儒学的宗旨，更应为我们世人所阅读和研究。《论语》之中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在当今社会中如果为我们所用，则会全面的促进我们社会向着一个善的方向发展。

修齐治平是孔子儒家思想的精华。如何能做到修齐治平？孔子认为在思想上实行德治，即实行文明政治，而不实行暴力政治。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为政》）注重道德教化和礼仪规范使百姓对非道德的行为有羞耻之心。为政者要以自己的道德榜样的力量教化百姓，“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这便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只”（《为政》），这是社会治平的根本。《论语》正是从修身这一根本上的环节入手，强调“修身”，强调道德上的修养对一个人的发展的重要性作用，由此引出了修身对于整个社会的实际意义。

《论语》中涉及到对个人自身修养的章目众多，这些章节系统回答和规定了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有道之人。《论语》中对于个人修养的表述上我们可以用“仁”来表示。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这种真的极致必然是向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

“仁者，心也。”仁是心之用，心是仁之体，既然“仁”在人心，当然“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故“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

“仁”不仅仅代表着孔子对一个人内心修养所应达到的程度的理解，还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准则。所谓“仁者”，是指个人修养要本着自己内心真与善行事，所谓“爱人”，则是要用一种仁爱之心去爱护他人，这是一种博爱，是一种从内心深处自发上涌的天然之爱。儒家思想中的这种仁爱具体表现出来的道德内涵，归纳起来有十大重要原则：恭、敬、正、宽、忠、信、俭、惠、让、敏。

恭，有貌思恭（《季氏》），居处恭（《子路》），其行已也恭（《公冶长》），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恭则不侮（《阳货》）。

敬，有执事敬（《子路》），修己以敬（《宪问》），即是“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之意。

正，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正颜色，斯近信矣。”（《泰伯》）

宽，有宽则得众（《阳货》），居上不宽吾何以观之矣（《八佾》），人不知而不愠也是宽，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亦是宽。

忠，有事君 “能致其身学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与人忠子路为人谋而不忠”（《学而》）。

信，有“谨而言，敬事而信，言而有信，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民无信不立”（《颜渊》），“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子路》），“信而后谏，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子张》），“信则民至焉”（《尧曰》）。

俭，有“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述而》），“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雍也》）

惠，有“其养民也惠”（《公冶长》），“君子惠而不费”（《尧曰》），“惠则足以使人”（《阳货》）。

让，是谦让、谦逊，多问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为政，这就是一种让。

敏，有“敏则有功”（《阳货》），“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敏于事而慎于言，学而好古，敏以求之。”（《述而》）

上述是孔子对于“仁”，对于修身以及处理人际关系所要达到的理想境界，其中恭与敬是并列关系，有恭则必敬，有敬则必恭;正与宽是内外关系，以正律己，以宽待人；忠与信是先后关系，只有待人以忠，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俭与惠是内外关系，俭是要求自己，惠是对待别人；让与敏是前后关系，对非“仁”的事尽量让，对“仁爱”的事才能尽力敏。如此则孔子的修身达人成为了一个由内而外的经纬互织的伦理系统。

当今社会之中，人与人之间关系交往日益频繁和复杂，与人交往成为一个人不可或缺的工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一个人成功与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如何能够做到正确待人，妥善处理好人际关系则成为一个人所要做的重要工作。在春秋时代的《论语》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因此，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我们仍要追根溯源，重返先秦，将《论语》中的这一财富加以利用，将孔子思想中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加强自身修养中的有利成分融入我们身上，从而更为完美的处理人际关系，加强自身修养。

《论语》中有众多关于修身和处理人际关系的篇章，现将其中的经典列举如下：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2]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3]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4]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为政》）[5]

“有君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吏民也义。”（《公冶长》）[6]

《论语》中对于个人与人际关系的论述表现了早期哲人的一种人生态度，孔子的这些思想反映了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其内容。只要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会有利于构建一种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和平共处等深刻的处事哲学、人生理念和社会交往原则。创建团结、友爱的氛围，人与人之间诚恳以待、互相关心理解、与人为善、推己及人。《论语》中《学而》、《公冶长》、《卫灵公》、《子路》、《里仁》、《颜渊》等篇中的有关人际交往的经典语录值得我们记取，并运用于我们日常生活与人际交往之中。

三、“礼”的观念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论语》中孔子思想从对个人修身（道德、文化等方面）的重视，进而达到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的引向了社会的这一高度。社会便是一个由无数的单个个体和这些个体之间错综复杂关系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在当今社会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我党今后一段时间内建设的主要目标，更体现了《论语》中孔子思想在当今的生命力。“和谐社会”这一目标地提出也体现了我们从古典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的行为自觉。

《论语·学而》篇中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知而和，不礼节之，亦不可行也。”[7]这里的“礼”是的传统美德。按《仪礼》的说法，礼原分为：冠、婚、丧、射、朝、聘、祭，另加“七相见礼”、“军旅之礼”共十种。这些礼从国家组织原则到日常行为规范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孔子针对当时“礼崩乐坏”的局面提出了“克己复礼”“礼失而求诸于野”的主张。他的“礼之用，和为贵”以及“不学礼，无以立”“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论断对于社会的规范仍起着重要作用。

礼的最高价值便是“和”，“和为贵”就是以和谐为贵，“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孔子既强调“礼”的运用，以“和为贵”，又指出不能为“和”而“和”，要以礼节制之。《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正表达了孔子提倡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与苟同，不是盲从附和、不分是非，而是“和而不同”——不同事物之间的协调、统一或者承认事物有差别的前提下的统一与和谐。

儒家中所提到的“和”的处世哲学、人生理念和社会交往原则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可以从经济发展、社会风气和对外交往这三个方面着力构建和谐社会：

（一）经济发展上。“和”的思想也是经商之道、发财之道，即诚信致富之道，所谓“和气生财”正式要求人们在工作之中相互沟通、合作共事，共同创造出一种良好的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意做成，决不能伤了和气，更不能坑害对方。《论语》中讲到：“见利思义”，“君子忧道不忧贫”——即看见有利的就考虑是否合乎道义；君子只忧虑得不到道义，不忧虑贫困。还讲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意思是说，财富和地位是每个人所想得到的，不用正当的方法，得到它也不接受，贫困与无地位是每个人所厌恶的，不用正当的办法，得到了也摆脱不掉。这些话表明了儒家所倡导的见义后利、义利统一的思想。这对构建诚实、守信、建设良好的商业信用环境有很现实的意义。

“和气生财”，诚信生财与孔子思想中对人际关系的阐述也是一脉相承的。经济关系体现在人际交往之中，只有践行儒家之道，一团和气、诚实信用，使儒商大放异彩，这种社会信用经济得以构建起来，我国的经济才会更加迅速的发展起来，构建和谐社会的这一目标才能有了物质上的保障。

（二）倡导“和衷共济”的社会公德。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构成的差异，导致了各种社会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的加剧。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仅要注重经济的发展，还要注重社会的稳定，更重要的是协调社会关系，让穷人同富人的生活同样美好，因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离不开社会，应当尊重个性，鼓励个人追求与创造，但同时又必须融入集体，把个人的目标与社会的需求结合起来。《论语》中提到的“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是儒家所追求的一个理想境界。在这里，“仁者”就是要求大家和衷共济，在这个社会大家庭中互相帮助，履行这种“和衷共济”的社会公德，进而使人与人之间关系更融洽、社会更和谐，这才是真正的“仁”。

（三）对外交往上要“和平共处”。当今社会中，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与国、地区之间的交往和联系也日趋频繁和紧密。这是一个开放而又互动的时代。只有在国际交往之中取得优势地位，国家有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和谐社会发展才会更加稳固。面对国际上的各种矛盾和西方敌对势力的“分化”行径，以及恐怖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三股势力对我们国家不同形式的干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借鉴儒学“和”的思想，继续推行“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倡导各国之间应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发展有好关系，应当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礼尚往来，不能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以富压贫，在国际大背景下尽可能实现“和平共处”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国际争端要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必要时还要采取中庸之道。《论语》中提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君子中庸，小人反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弹也。”就是说，中庸作为一种美德来说是最高尚不过了；君子做到中庸，小人违反中庸，因为君子做到中庸，所以君子时时恰如其分，因为小人违反，所以小人肆无忌惮。毛泽东说：“中庸观念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的理解一番。”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善于利用“中庸”之道，国际关系好了，就能更有效的抵制各种外来干扰，就能顺利构建和谐社会。否则，和谐社会就可能成为一句空话。

《论语》中所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实际上已成为当今人类和平共处的最基本的原则和保障。“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已成为当今人们共同发展的基本原则。倘若世界各国都信奉这一儒家至理，世界将不再有战争，民族灾难将不复重演，和谐世界也必将实现。

儒家文化的和谐意识和协调思想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在当今社会时局中彰显的愈加明显。它对于中国乃至全人类延续生存和文明的进程起着重大作用。刻在孔庙大殿前的“中和位育”可以说是儒家协调思想的概括，“中和位育”出自《中庸》，“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和合，是天地万物存在、发育的规律。孟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万物复抱阴阳，冲气以为和”均是对这一哲理的阐释。在当今这个时代里，对儒家文化以及《论语》的研究正体现了对于人类自身发展规律的探索。

《论语》作为儒学之经典。“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吼吟”（赵歧《孟子题辞》），在当今并没有失去它原有的价值。无论是在个人道德、学识修养上都具有深刻的指导作用，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上，乃至于对于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问题上都具有深刻意义。“生生和谐”的人类世界正是我们对《论语》和儒家思想的把握和理解基础上的发展。儒家哲学中有很多精华值得我们借鉴。《论语》更是我们传承儒家的一条途径，作为一部两千多年前的古籍，我们还要批判的继承，“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让孔夫子的思想光辉照耀当今我们这个时代，让古代优秀的文化部不随着历史的足迹而尘封，发挥它应有的价值。

注释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标点本，第1947页。

[2]朱熹：《四书集注》，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论语集注》卷一。

[3]朱熹：《四书集注》，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论语集注》卷一。

[4]朱熹：《四书集注》，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论语集注》卷一。

[5]朱熹：《四书集注》，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论语集注》卷一。

[6]朱熹：《四书集注》，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论语集注》卷三。

[7]朱熹：《四书集注》，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论语集注》卷一。

[8]朱熹：《四书集注》，成都，巴蜀书社，1986年版《论语集注》卷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