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理论权威的自信与自负

第一经济观察 | 诸多学问经过刨根问底便能获取真相，为何“经济学”去一直在追求真相的路上？争论的关键点在哪？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经济学的“缺陷”？敬请阅读第一经济智库作者的原创文章——“新宏观：经济理论权威的自信与自负”，剖析理论创新的真实路径。

快速成为行业权威的捷径为拜名师，访大家。可以说，李扬做到了没走弯路，师从这些老一辈经济学家，使李扬在治学、为人等方面均受到良好熏陶，所谓名师出高徒，李扬仕途一路畅通，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部主任，退休后领衔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该实验室入选首批确立的25家国家高端智库中唯一的金融类智库，成为经济理论，尤其是金融领域内的权威，为国家金融改革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这样的师承与经历，让李扬对所学经济理论充满自信。

“回想起来，从受教育之初就接受了系统、正规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是我一生的幸事。”李扬说。这样的感叹，源自那个时代求学的普遍状态。当时，国内大部分学金融的人接受的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的训练，而这些知识很快就过时了。李扬举例说，20世纪80年代，我国金融界曾开展过几次全国性的大讨论，而那些讨论的问题，大多让李扬感到迷惑，如“存款算不算货币”“中国要不要发展金融市场”“货币、利率有没有阶级性”等，还有很多讨论涉及货币乘数、货币统计口径、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当时李扬在上海读书，远观这些讨论，常常让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对于受过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训练的研究生来说，这些问题多数都是不言自明的——由于时代特征，许多教科书中长期充斥着在现代看来都是“伪知识”的内容，这些内容常常引人误入歧途，能从一开始就基本没有受到它们的影响，确实使李扬少走了很多弯路。

研究学问，就要刨根问底，探求真相，但有名师而接受了系统的正规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并不等于得到理论真相——因为名师与原汁原味的英文版教材、100%的进口拷贝或述而不作等价，问题是经济学尚未成为一门科学。

经济学门派众多，有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新古典、奥地利学派、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预期主义、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以及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型衰退、特纳的债务论、伯南克的量化宽松派等，学派之间观点对立，有的重视需求，有的重视供给；有的认为货币中性，有的认为货币非中性；有的主张市场自动均衡，有的主张干预。

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芝加哥大学的法马教授，佛耶鲁大学的席勒教授，而众所周知，这两个人在市场是否有效方面是持截然相反的观点的——法马教授证明了市场是有效的，席勒教授证明它的无效。这就好比把物理学奖同时颁给了认为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和伪证此学说的哥白尼，这让世人一边体验了瑞典评委们的幽默感，另一边切实感受了经济学矛盾。

有这样的经济学笑话广为流传，叶利钦对克林顿说：“你知道吗，我遇到了一个麻烦。我有一百个卫兵，但其中一个是叛徒而我却无法确认是谁。”听罢，克林顿说：“这算不了什么。令我苦恼的是我有一百个经济学家，而他们当中只有一人讲的是事实，可每一次都不是同一个人。”

这证实了经济学没有统一的逻辑来达成本学科的基本共识，当名师们发生争议时，又如何和谐相处呢？一个官司不断的学科怎能自信满满呢？这里需要的不是圆滑的处世态度，而是不容妥协的棱角。

上文提到的争论，除了“货币、利率有没有阶级性”外，其他的都有讨论的价值。

第一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观点如下：

“存款不算货币”。

这是因为存款是储户在商业银行的债权，商业银行的债务，它不是实际资产，只是过去存款存量的记录，它已经随着当期的存款增量而被贷出，形成了贷款，商业银行可支配的资产是贷款，但贷款一般是长期的，无法流动的，可流动的资产只有当期的存款增量、库存现金、以及超准，由于部分准备金制度，这部分可流动资产远远小于存款存量，因此，当储户要将长期存款突然变现或转账时，商业银行是无法应对的，此刻，能兑现的只有先到者，这就是挤兑。

货币主义鼻祖弗里德曼非常清楚其中的要害所在，故提出了《货币稳定方案》，实施100%的准备金制，即商行只存不贷，让储蓄转变为投资基金，且由央行支付利息，但由于没有说清楚货币性质的转变，以及为什么要央行承担利息而未能付诸实施，然美国由此吸取的教训是弱化商业银行的间接投资，发展股市的直接融资。当然，新宏观可以证明，股市也非安全港。

关于货币乘数。

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上的货币乘数理论也非铁板一块，它的基本假设完全脱离实际，即贷款者将贷款又存入银行放贷，这是不符合经济理性的，因为一般而言，贷款利率高于存款利率，而有过工商经营经验的人知道，贷款会用于支付工资，购买设备与原材料而迅速被投放出去，只有那些消费剩余，也就是储蓄才会形成新的存款，这笔贷款在提取法定准备金后才被贷出，也就是说，法定准备金的作用对象并非初始的基础货币，而是储蓄，由此，新宏观得出经济学第一公式：周期总GDP=基础货币M/(储蓄率S*法定准备金率D)，而货币乘数却得出货币供给=基础货币M/法定准备金率D，这就割裂了与GDP的联系，也就找不到储蓄这一根源，从而失去了看清经济真相的机会。

现在央行的货币统计口径存在概念混乱与误导。

M0是现金，可以直接流通，它即使存入银行，也就相当于增加了超准，可以方便转账与提现的，它是基础货币中具有高度流通性的重要部分。

M1-M0是活期存款，如前所述，它不是银行的资产，不可流通，储户之所以有可以流通的错觉，在于商业银行用新增储蓄来应付，在于同行内转账、消费，但大额的提现、行外转账就要漏出马脚。

M2-M1是定期存款，其性质与活期存款等同。

因此，将性质各异的变量混杂在一起统称M2属于概念混乱。

而央行将M2又称之为货币供应量更是谬误，因为这些存款存量只是过去的记录，并无实际货币相对应，它们不能一次性提现、转账，随着存款存量的增加，法定准备金也增加，超额准备金相应减少，其流动性越来越困难，于是商业银行间的SHIBOR利率大涨，甚至发生钱荒，于是商业银行拼命揽存与焦虑地等待央行降准。

把M2视为货币供应量引发人们对央行滥发货币的臆想，贺铿与吴敬琏即以M2/GDP的中美对比来论证人民币超发了，这唤起了不少人的共鸣，一时圈粉甚众，但他们无视汽车、家电、手机、电脑、农产品销售低迷的事实，也不在意中国PPI连续54个月下跌造成的通货紧缩。新宏观指出，M2对应的是贷款，因此，M2/GDP表达的不是货币超发，而是债务率高低，现在每年120万亿的贷款，以5%的贷款利率计，一年需要支付的利息就要6万亿，已经超过了GDP当年增量，中铁总公司5万亿的债务，一年的利息支出高于职工工资支出，如此大的债务负担，经济怎么不下行呢？这就是资产负债表型衰退，它符合加杠杆，经济繁荣，去杠杆，经济衰退的债务长周期逻辑。

如果将M2-基础货币称之为准货币，则比笼统地混称货币供应量进步不少。

关于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

经济学教科书上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等满篇累牍，但是，它却忽视了央行产生的背景，没有得出货币性质的变化，也就无从推出实物经济与货币经济的本质区别，看不到货币循环主导了实物循环，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追逐实物利润，而是货币利润，投资需求不再是最终需求，而是蜕变为中间需求，银行通过基础货币、准备金率控制了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又通过利润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控制了企业、居民、国家，尤其是现金流决定了经济体的生死存亡，即建立了银行对经济的统治，而这，是可以通过宏观现金流工具来精确刻画与描述的，从而得出央行的基础债务与商行的衍生债务是债务长周期的两大根源。但是，标准经济学教科书流行的DSGE却是将主观的消费者效用效用最大化、客观的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胡乱地加总起来，它也没有搞清楚资产泡沫的形成与破裂机制，无法理解明斯基时刻的必然性，自然，这样拙劣的经济理论即使披上多么高大上的数学外衣，都将在经济现实面前露出原形。

可见，现代经济学和金融学存在着深刻的逻辑矛盾，不能自洽，属于“伪知识”，迫切需要理论创新，李扬的“真知识”要推倒重来，名师捷径并没有必然带来经济真相。

卢卡斯被誉为经济天才，199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对自己的理论信心满满，在次贷危机前夕表示“防止经济衰退的核心课题已经攻克”。但面对伊丽莎白女王2009年造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时的发问：“为什么没能预测到？”卢卡斯无言以对，这可称之为卢卡斯自负。英国皇家学院为此在2011年6月17日，专门召集了一个33人的专家论坛，于7月22日正式给英国女王写信回复，并将检讨公之于众。其中承认经济学界至今只注意个体风险，不了解系统风险。

2011年7月11日，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郁闷科学”为题，以显著地位报道去年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克鲁格曼在伦敦经济学院的讲演，克鲁格曼宣称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学处于黑暗时代，“至多是无用的，最坏是有害的。”  

保罗·罗默，新增长理论建立者，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在《宏观经济学的困境》一文中指出，目前，对于危机识别问题的处理并没有比 20 世纪70年代早期有所进步，在30余年的时间里，宏观经济学已经开始倒退了。

大萧条击碎了新古典的自动均衡梦想，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让当代主流经济学无地自容，反思不断，但在中国经济学界，仍然将其奉若神明，理论权威在次贷十周年之际于中国经济新闻网刊发自己的名师履历与理论自信，日后是否也会被冠之卢卡斯式的自负？

这凸显了理论创新之路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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