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世界杯上有中国
2001年的下半年,中国人一直沉浸在一种幸福的狂欢中。
因为: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内,发生了三件大事,一件是在7月份获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一件是12月份加入了WTO。还有一件事,那就是国足打进了世界杯。
10月7日的傍晚,在辽宁沈阳的五里河体育场,传出了雄壮的国歌大合唱。这一场,国足以1比0战胜了阿曼,闯进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决赛队伍。
当裁判吹响结束哨音的时候,央视的屏幕上打出了五个大字:
非常有个性的足协主席阎世铎,满怀激情地宣布:“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
无数个小区里传来了欢呼声,北京、沈阳等多个城市举行了球迷的自发欢乐游行。大连市还特意解除了鞭炮禁令,一时间鞭炮齐鸣。人人相见,脸上都挂着笑。
沈阳球迷协会的会长孙长龙变卖了自家的房子和汽车,再加上球迷筹集的40多万,总共花了150万元,在体育场前立起了一座V字形的雕塑。上面雕刻着球员们的全身像。
国足的队员们自然更不用说。守门员江津特别高兴,问旁边的郝海东:现在出线了,我们是不是就是民族英雄了啊?
郝海东望着眼前这张兴奋的脸,冷静地说:
别傻了。你还民族英雄呢。明天你输了,骂你的是同一帮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到时就成孙子了。
01
前面不行,后面也不行,为什么偏偏在2002年这一次成功了呢?60年代的国足队长,后来的上港队主席徐根宝说过一句话:谢天谢地谢人。
这届世界杯,因为韩国和日本是东道主,不用参加小组赛直接出线,中国队就少了两个争夺名额的对手。亚洲区剩下的2.5个名额,由其他国家竞争。
时间虽然不多,但空间倒是很大。因为当时,中国人张吉龙正担任着亚足联竞赛的主席。
聪明的张主席制定了新的抽签规则。最终,沙特和伊朗两个最强的队分到了同一组,而与中国队同组的都是弱队。抽完签后,《体坛周报》的头版头条是:上帝就是张吉龙。
可惜,以后的时光,上帝再没出现过。
有了好签,还得有好人,不然也踢不进。这多亏国足之前已经进行了多年的准备。
或者说,交了多年的学费。
1992年,当总设计师去南边转了一圈,改革开始向前推进之后,足球也开始发生变化。
这一年,中国请来了首个外教,名叫施拉普纳,大家亲切地叫他“施大爷”,期望着这位德国来的和尚能念经。一开始他还真念得不错,带领国足打入亚洲杯的半决赛。
当年的春晚,冯巩在相声里煽情说,要拍卖一根施大爷头上的白头发。因为这根头发是在中国变白的,是为了中国变白的。
在观众的喝彩声中,这根头发的价格被哄抬到了60万。这可以说是施大爷在中国最后的高光时刻。
谁过年还不吃顿饺子,但之后施大爷就笑不出来了。
几个月后,在1993年的世界杯预选赛中,国足在约旦的伊尔比德,输给了亚洲三流球队也门,出线失败,史称“伊尔比德惨案”。
他们回到北京,从机场到市内的道路都被戴钢盔的武警封锁了,其他车辆禁行,这是为了保护他们,怕球迷用石头砸。施大爷顶着一头更白的头发,默默地走了。
之后国足启用了一位本土教练,名叫戚务生。因为他姓戚,人们称他指挥下的国足为“戚家军”,希望像当年戚继光抗击倭寇一样,大扬国威。结果1997年的世界杯预选赛,国足又与世界杯擦肩而过。
那个时候,足球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体育运动,而是一项国家荣誉,是最大的面子,最大的政治。一个足球,影响了很多人的命运,其中包括管足球的高官袁伟民。
袁伟民本来是女排的教练,在八十年代带领中国女排获得了三连冠,一时风头无两。1987年,他身为体委副主任,带领国足战胜日本,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门票。年底十三大举行时,他便从候补委员变成了委员。
1997年,在十五大举行期间,正好遇上戚务生带领的国足在大连金州对阵卡塔尔,2比3,国足出线的梦想再次破灭。
那真是中国足球的至暗时刻,一个名叫老榕的网友写了篇文章《大连金州不相信眼泪》,被《南方周末》全文转载,看哭了很多人。
当时在的餐桌上,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都瞧袁伟民不顺眼,说着风凉话:“你那个足球怎么弄的,解散算了!”
几天后,在选举委员时,他落选了,成了候补委员,得票数排列倒数第三。
到了2002年,因为国足冲进了世界杯,袁伟民也时来运转。在十六大上,他重新当选为委员。
02
国足能进2002年世界杯,离不开神奇教练米卢的功劳。
米卢原名博拉·米卢蒂诺维奇,米卢是中国人给他起的名字。接手国足时,他提出了一个哲学概念——快乐足球。同时,他还发明了一句slogan——态度决定一切。
这句话听起来很鸡汤,但国足恰恰缺少的就是这碗温暖灵魂的汤。因为当时中国的体育还是举国体制,为国争光的口号喊得很响,导致球员压力很大,在场上也很紧张。
米卢来了后,先给球员来了个减压,让球员们放开了踢。公平地说,米卢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国足的下限,那就是遇到弱队时不乱,拿下该拿下的比赛。
快乐起来的球员,蹦得比谁都高。
郝海东曾回忆起八十年代末在国奥队时的经历,说:“输了球就给你开会,只要你输了就不行......没有人和创造力,他们只有一个目的,赢球。这种环境,是对人性最大的泯灭。只要你输了,你就被诟病。球迷骂还好说,问题是教练员还让你感受这种压力,这非常不好。后来外教来了,好多了。”
虽然说得好听,但郝海东一开始也不接受米卢的方法,炮轰过他的“快乐足球”。意思就是说老子是来踢球的,又不是去夜店,怎么快乐呢?
同样批评米卢的还有郝海东的好哥们儿孙继海,一气之下,米卢把两人都给排除在大名单之外了,这两人可都是国足的主力呀。
多亏新上任的足协主席阎世铎。虽然不懂足球,也不懂英语,但是这位前国家体育总局主任懂政治,知道这个时候不能轻易换帅。在备战十强赛的动员大会上,阎主席说了这么一番话:
国家队需要每一位好球员,但是国家队离开了谁都不行,要相信、服从和支持主教练,必须要以主教练为核心,能够坚定不移地支持主教练的工作,谁要是违背了中国足协的纪律,坚决清出国家队,杀无赦,斩立决!
此话一出,没人再敢反对了。
奉天承运,主席诏曰,谁敢不从。
之后,郝海东乖乖道了歉,回到国家队。而孙继海,在参加队员李明的婚礼时,主动过去给米卢敬了一杯酒,米卢也就势下台,两人拥抱在一起。
当时,中国的足球环境并不好,联赛里经常有踢假球和吹黑哨的现象,各路官员又喜欢指手画脚,但是米卢却很好地协调了各方面的关系。
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来自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南斯拉夫,对中国这样的国情是很熟悉的。
也是在这次动员会上,已经升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的袁伟民以领导的姿态发表了重要讲话,长篇大论,听得球员很不耐烦。最后轮到米卢讲话时,他只说了两个字,散会。
除了把国足带进世界杯外,米卢在中国还有一个功绩:捧红了女记者李响。
俩人穿起了情侣装,你别说,还真有点夫妻,不,父女相。
李响本来在《广州日报》工作,对足球一窍不通。但因为她是北大外语系的硕士,英语好,报社旗下的《足球报》便派她去采访米卢。
结果,她采访米卢大获成功。从此之后,米卢只把独家消息给她报道,让她一下子成了中国最有名的记者。《足球报》的影响力也一举超过了竞争对手《体坛周报》。她还写了一本关于米卢的书《零距离——与米卢的心灵对话》,是当年的畅销书。
《体坛周报》急得不行,便花了150万的价钱把李响给挖过去了。那是2001年的150万,北京西二环的精装现房一平米才五千块。
当年的北京房产广告,怎不让人想发明时光机。
李响本来也不打算离开老东家的,但有一次她要买房,想问单位借10万块钱,被拒绝了。心里凉凉的她,在看到《体坛周报》热乎乎的钱时,接受了。
但是,《体坛周报》的老员工们却不干了,凭啥你花这么多钱给一个新人,让我们面子放哪儿。一时间,单位乱得不行,最后领导给每个人发了大红包,才安抚了情绪。
米卢神奇,李响也神奇。一次,国足在广州训练时,球迷们想去酒店找米卢签名,进不去。因为米卢住的是总统套房,4000多块钱一天,有2名保安在门口24小时站岗。
结果到了晚上,球迷发现李响披着大衣出现在门口,而米卢穿着黑衣,企图悄悄从偏门混出去。但他那一头卷发的形象太鲜明,被堵个正着。
后来李响说,当年外界风传她跟米卢怎样的时候,米卢主动跟她聊天,告诉她:
你是我第1001个女朋友。
03
02世界杯那一届的国足队员,如今看来,个个都有一身故事。
有“亚洲第一前锋”之称的郝海东,除了脚上功夫好,还很有经济头脑。在八十年代他就当过倒爷,靠贩卖香烟赚了一万多块钱,人称“郝董”。这个称呼,比周杰伦的周董还早。
郝海东老师这张脸,看起来很面熟?
郝海东还喜欢看书,经常蹲在厕所里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有一次坐飞机,他愣是在飞机的厕所里呆了两个小时,空姐还以为他出了什么事。不过,他看的书可不是厕所读物,比如《曾国藩文集》《毛泽东选集》。
也许是读的书多,郝海东这人很重视规则。有一年,央视春晚想让他上,他说,行呀,拿钱, 20万。带话的人说,东哥,别人想上春晚都是给钱,你怎么还要钱?郝海东说,是他们要的收视率,我不能白去。
因为钱的事,郝海东和后卫范志毅闹过矛盾,常年不和。有一次,郝海东发现自己放在更衣室的钱包不见了。脾气火爆的他要查这件事,但被教练给压下去了。
几天后,钱包原封不动地回来了。范志毅说了实话,是他故意拿的。原因是他觉得郝海东倒卖烟草赚了钱,却不请大家吃饭,太小气,所以想捉弄一下。
从花钱这方面来看,范志毅还真不像个上海人。他出手大方,喜欢请客,几年下来光买单就花了五百多万。
这样的男人,自然也讨女人喜欢。
1993年,范志毅去国外比赛时,得了重感冒,机长便让一个空姐负责照顾他。等下了飞机,她就成了他的女朋友,后来也做了他的妻子。当然,只是第一任妻子。
吃香蕉时,请不要讲笑话。
同样娶空姐做妻子的国脚还有马明宇,他娶了成都的一位空姐。之后,他们的婚姻被用作宣传“成都人爱找外地人当女婿”的例子。
比起高大威猛的范志毅,队长马明宇的长相就有些对不起球迷了。他是喝过洋墨水的。2000年他进入意甲联赛踢球,是中国的第一人。
当年的他30岁,但队友们都觉得他至少有40岁。他希望队友们叫他的意大利名字“米开朗琪罗”,但队友们却悄悄叫他“爷爷”。
后卫吴承瑛的祖上也见过世面。他的太爷吴郁生在清朝曾任礼部尚书,负责广东的公务员考试,招了一个考生,叫康有为。
后来慈禧太后因为这一点怪罪下来,把他撤了职。他为此很失望,晚年离开北京到青岛隐居去了。没想到康有为也到了青岛,两人关系很尴尬。
另一位守门员区楚良的家庭出身也不差,他的爷爷名叫区寿年,一生从军,曾跟随李宗仁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后来做到的中将兵团司令。但是在国共内战中,他被粟裕俘虏,改当广东省政协的常委了。
前卫肇俊哲是沈阳的满族人,爱新觉罗氏。1993年,健力宝公司选派了一批小球员去巴西留学,小肇因为年龄不够错失了机会,心情很是沮丧。他的爸爸老肇便总给他讲祖先的故事,告诉他:我们是爱新觉罗的子孙,先人们戎马生涯,肯定把战斗的基因遗传下来了,球场就是战场。
大概是这样的鼓动确实有效。肇俊哲在对阵巴西的比赛中,一脚射门击中门柱,是中国足球离梦最近的一次。
梦很快就碎了,醒来一片白茫茫。
04
那一年,一家数据公司在北上广展开了一项调查,发现有82%的中国人看了世界杯,其中有66%是“非球迷”。那一年,飞去韩国看球的人有四五万人,总共花费支出约6亿元。
《读库》的主编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就是去韩国看球的一员。
他说,到了韩国,感觉好像在国内出了趟远门,因为周围都是中国人。女人去商场疯狂购物,路边的酒吧坐着一群群足球记者,喝着青岛啤酒,体验着采访世界杯一线的威风感觉。
敢问门在何方?门在远方。
因为02世界杯在日本和韩国举行,球迷们都很庆幸,终于不用熬夜看球了。开赛后,才发现看球反倒比以前更困难了——大部分比赛都被安排在下午,正是上班或上课的时间,时间更不好协调,还不如熬夜呢。
唯有中国队的比赛,球迷不用担心了,因为对领导们来说,这可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机会呀。不少学校把全校所有的体育课都调整到当天的下午,打开电视,让全校学生一起看球。
很多单位,也在这天下午给员工放假,让他们在会议室里看球。有人当天下午去医院看病,发现医生都不见了,原来都跑去看球了。
病人也不急,找个地方和医生一起看起来。结果病情加重了,不是延缓治疗的原因,是中国队输球给气的。
赛前,大家都以为中国队抽了不错的签。因为除了巴西队太强大,只能仰望外,同组的土耳其和哥斯达黎加都不算强队,有取胜的可能。但没想到,首场对战哥斯达黎加,就被踢了个0比2。
沈阳的相声演员杨振华老师看完球气得吃不下饭,说:我出生在伪满洲国,8年亡国奴生活,我都没像今天这么生气过!
之后,国足又以0比4和0比3的比分相继输给了巴西和土耳其。赛前的目标是三个1:拿1分、进1球、赢1场,结果是三个0。在全部32支队伍中,中国排名第31位。
不过,最后巴西获得了冠军,土耳其获得了季军,对中国队来说,倒争回了一点面子:这可是真正的死亡之组呀,输给前三名的球队,没啥丢脸的。
沙特阿拉伯也是三战全败,还被德国一场灌了8个球,总共丢了12个球,在32支球队排名最末。
这也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是首秀,也是绝唱。
那个时代的国脚一身干净的腹肌,放到现在很罕见了。
那一届世界杯,和中国命运相似的还有上届世界杯冠军法国队。因为赛前齐达内受伤,失去了核心队员,他们在小组的三场比赛中也是一个球都没打进,一分未得。
法国队输的第一场球是揭幕战上对阵塞内加尔,爆出大冷门。但是几天后,塞内加尔队球员法迪加在韩国一家珠宝店,顺手牵羊了一条18K金的项链。他不知道,店里是有监控的,被抓了个现行。
这件事被炒得沸沸扬扬,法迪加一下子成了世界杯上最红的人物。珠宝店有些过意不去,为了安慰远道而来的非洲朋友,用一点纯金做了个小猪,送给了法迪加。
比起法迪加的偷窃,这届世界杯上,更让人感到纳闷的是裁判的黑哨。
来自厄瓜多尔的裁判莫雷诺,在韩国对阵意大利的比赛中,先是送给了韩国队一个有争议的点球,然后在加时赛中以假摔为名罚下了意大利队的核心托蒂,接着又将意大利的一个好球判为越位。
最终,韩国队竟进入了四强。
要不是在球场,我不打死你。
因为此事,莫雷诺成了意大利的全民公敌。意大利的黑手党扬言要做掉他,因为他们在这场比赛中输掉了1.25亿美元的赌金。
世界杯结束后,意大利队回国时,正巧在机场遇到莫雷诺,有人对他伸出了中指,有人几乎要冲上去把他打一顿。在意甲效力的韩国球员安贞焕也被球队解约,从此之后,意大利再不接受韩国球员。
因为判罚总是引起争议,莫雷诺遭到多次停赛处分,并在2003年退役。2010年9月,他在美国纽约机场被逮捕,身上搜出了6公斤的海洛因。
之后,在韩国和西班牙的四分之一决赛中,又遇到了争议判罚。西班牙被吹掉两个好球,其中还有一个是韩国队自己打进的乌龙球,导致被淘汰。此后,西甲也不接受韩国队员去踢球。
当时,米卢也对韩国发表了看法,他说:裁判左右了比赛,这是本届世界杯的不光彩之处。
韩国的足协主席郑梦准,当时担任着国际足联副主席,被舆论视为黑哨背后的黑手。后来,有人问他:当年世界杯是不是贿赂了裁判?他回答:
如果我有这个权力,为什么不呢?
05
在中国,很多事情最初看起来是起点,没想到最后却变成了终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场球又回到了解放前。
中国队再也没有进过世界杯。
米卢离开了中国。
此前,他曾带领墨西哥、哥斯达黎加、美国、尼日利亚四国先后进入过世界杯十六强,因此被称为“神奇教练”。诡异的是,中国这场世界杯,也成了他的绝唱。
离开中国后,米卢的第一份工作是洪都拉斯男足主教练。洪都拉斯队在他的带领下参加了10场比赛,1胜4平5负。
第二份工作是卡塔尔强队阿尔萨德的教练,做了14个月又宣布下课。
第三份工作是牙买加男足教练,12个月后因1胜1平6负的战绩被炒。
第四份工作是伊拉克队,只做了三个月。
……
李响身上的光芒也瞬间散尽,退出了媒体圈。
2007年2月12日,曾经的中国足球圣地,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在一声爆炸声中变成一片废墟。一代人的记忆,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几年之后,这里成了一个商业住宅小区。
搞足球,终究不如搞房地产有前途。
六年前孙长龙倾尽家产建起来的V字雕塑被移走了。为了这座雕塑,他欠了不少债,导致生意破产。不久后他双胞胎女儿中的一个得了癌症,经济压力就更大了。
那段时间,人们在沈阳街头,经常看到一个人拿着零钱去银行换整钱,再送到医院。那就是孙长龙。钱是球迷们捐的。
当听说体育场要被炸掉时,他发了一篇博客,说要与雕塑同归于尽。
当时我就想,自己热爱了一辈子足球,待我死了后,让后人将我的骨灰放在这里,就可安享天年了……
但现在来看用不着了,因我的骨灰明天将同五里河一道,或是流入大海或是升向天空……
事实上,当年建造雕塑时,他就在大理石的底座设了一个暗道,能放下一个骨灰盒,他希望自己死后,能安息在自己的作品里。
孙长龙最终没能如愿。那天,有关部门派了个“朋友”,24小时陪他吃饭喝酒,盯着他。等他一觉醒来,体育场不见了,雕塑也不见了。
灰飞烟灭间,消失的不只是一个场地,还有一代球迷的回忆。
几年后,孙长龙在自己的办公室因一氧化碳中毒去世,现场有烤羊腿的火炉和啤酒。这是看球赛的标配食物,却成了这位忠诚的球迷与世界的最后告别宴。
他当年建造的V形雕塑,因为沈阳要承办全运会,终于重见天日,摆在沈阳图书馆的门口。但已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座雕塑身上承载的故事。由于历经风吹雨打,这座雕塑已有些褪色。
那一届有故事的中国足球队队员们,绝大部分都已退役。有些还在足坛,做着教练、领队、总经理;有的经商,有的从政,还有些身陷囹圄。
2009年,在冲击新一届世界杯失利后,中国足球掀起了反腐风暴。经过三年时间调查,有56名官员、球员和裁判被抓。
时任足协主席谢亚龙在这次风暴中落马,最后被判刑十年。米卢听说后,发表评论说:
有的话我当时不想说。我带中国队的时候,总是有领导暗示说有的人该上,有的人不该上……他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但其实什么都不懂。事实证明他们是错误的,现在我在快乐地旅游,他们却在一个铁窗的世界里。
当年02世界杯国足的守门员江津也因假球被抓。他的哥哥江宏也曾是一名守门员。具备讽刺意味的是,他因拒绝打假球被迫提前退役。
世界杯上,江津扑出过罗纳尔多的射门,那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
在2003年一场天津泰达与上海中远的比赛中,有人赛前告诉他,这场比赛泰达要是输了,会被降级,让他手下留情。
江津曾是泰达队的球员,觉得老东家对自己有恩,便放了水。事后,对方给了他两百万块钱。这笔钱就放在家里,一直到调查组来时也没动。
他并不缺钱。但是就因为一个朴实而愚蠢的念头,他被禁赛终身,还关了五年。监狱的木板床太短,他只能侧身蜷着腿睡。那姿势,跟他年少时在足校时竟一模一样。
人生如一个8字,兜兜转转,循环往复,终究会回到原点。16年过去了,中国足球继续在泥潭里扑腾,终于扑腾回原点,还退上了几大步。一场反腐风暴,并没有让中国足球脱胎换骨。
2002年世界杯失利后,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去汇报工作,汇报对象是几位常委。
朱二把手说:“足球要搞上去光靠钱不行,还要讲爱国主义,讲‘三从一大’(从严、从难、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要搞中国特色,要走自己的路,照抄照搬西方职业化的那一套不行。素质重要,思想政治素质更重要。”
李四把手说:“中国足球的水平就是这样。你让它高也高不起来,因为它没有这个本事,平时没有好好练,就是这个问题。”
还是长者比较务实,说:“袁伟民,我们很支持你,你去研究,拿出一个具体方案,要下一个十年的决心,定出一个目标,制定出一个长期的规划。”
如今,这些人都早已退休了。
中国足球仍然只有那一场世界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