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里亚

让·波德里亚，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哲学十二星之一。1929年7月29日出生于法国兰斯，西方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常被评论界和思想界认为是后现代主义者，实际不然，他批判过福柯等后现代主义，也明确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主要著作有《消费社会》、《象征交换与死亡》、《游戏与警察》、《美国》、《论诱惑》、《完美的罪行》，以及哲学笔记《冷记忆》系列5部。除了哲学家身份外，他还是一名非常著名的摄影师，他的摄影作品同样被归入后现代主义摄影艺术。

《透明的仪式》

作者：波德里亚

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随之而来的证明我们存在的困扰，压倒了严格说来是性的欲望。如果性把我们的同一置于风险之中（可归结为生小孩的事实），那么，我们真地不再处于把自己投入到这种风险的位置上了，因为我们太专注于拯救我们的同一，以至于无法承担其他任何事情。比其他一切事物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的存在，哪怕这是其唯一的意义。

这可以在纽约或里奥近来的涂鸦上看到。之前的一代说：“我存在，我的名字叫某某，我住在纽约。”这些符号孕育着意义，即便它们近乎寓意，那也是名字的寓意。而最近的涂鸦是纯粹图像的，是不可辨别的。潜在地，它依旧是说“我存在”，但同时，“我没有名字，我没有意义，我没有什么要说”。言说的需要，即便无可言说，也在一个人没有什么要说的时候，变得更加紧迫，就像生存的意志在生命丧失了意义后变得更加紧迫一样。因此，性被降低到次要的位置，被降低为超验的一种已然是奢华的形式，被降低为存在的浪费，而绝对的紧迫性只是证明这个被浪费的存在。

我想起了波布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上的一个特别场景：肉色的、绝对写实的、赤裸的雕塑，确切地说是模特，占据了明显而庸常的位置。一个无意义的、除了存在什么也不说的身体，其瞬时性对观众产生了一种迷醉的效果。人们的反应是饶有兴趣的。他们探下身子要看些什么，看皮肤的纹理，看阴部的毛发，看一切东西，但没有什么可看。有些人甚至想触摸身体，以检验它们的真实，当然那并不奏效，因为一切已经在那里了。展览甚至没有愚弄眼睛。当一个人看似被蒙骗的时候，他已经从揣测中获取了快感；即便没有什么欺骗或愚弄的意向，但经由某种形式而产生的审美和触觉的快感，还是包含了一种占卜。

这里所剩的一切，乃是艺术家消除占卜符号的出众技巧。甚至在毛发的真实之下，也没有幻觉的踪迹。恰恰因为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人们才走过来，探下身子，去鉴别这种以友善的形式萦绕着的、制造幻觉的超相似性（hyper-resemblance）。他们探下身子，看到了一样令人惊骇的事情：一种没什么可看的图像。

淫荡就存在于没什么可看的事实。它不是性的淫荡，而是真实（the rea）的淫荡。观众探下身子并非出于性的好奇，而是为了检查皮肤的纹理，检查真实的无限纹理。或许，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性行为：为证实事物无用的客观性而到了眩晕的地步。

通常，我们爱欲和色情的意象，乳房、臀部和生殖器的这种展示，除了表达事物无用的客观性外，并无其他的意义。裸体不过是强调某物存在的一种绝望的尝试。生殖器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效应。

性不过是一种透明的仪式。在它曾经不得不被遮蔽的地方，性如今遮蔽了现实仅有的剩余，并毫无疑问地投入了所有这种去身体的激情。

这样的迷恋源于何处？当然不是源于引诱（引诱总是挑战这种色情，挑战事物的这种无用的客观性）。事实上，我们从未真正地看过这些图像。观看表明的是被看物体的自我掩蔽和解蔽，是物体在每一时刻的消逝，因为观看包含了一种振荡。而这些图像从不参与显现和消逝的游戏。身体已经在那里，甚至都没有一道可能之缺席的最最虚弱的微光；它处于根本幻灭的状态，处于纯粹在场的状态。在一个图像中，某些部分是可见的，而其它部分是不可见的；可见的部分使其他的部分变得不可见，显现和隐蔽的韵律就这样开始了，一道想象的水印。但这里，一切都是可见的，一切都共享同一个浅显的空间（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的去身体化美学）。迷恋就是这种去身体化的激情，它属于无对象的凝视，无图像的凝视。我们的媒体景观早就跨越了迷醉的门槛。它是对身体的一种玻璃化增生的迷恋，是对生殖器的一种玻璃化增生的迷恋，是对一个空洞场景的迷恋，其中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又无论如何充斥了我们的视景。它同样是对信息的迷恋，或对政治的迷恋，其中什么也没有发生，但又无论如何浸透了我们。

我们欲望这种迷恋吗？我们欲望世界的这种色情的客观性吗？我们如何知道？无疑存在着一种遁入纯粹空洞之淫荡的集体眩晕，它既由性的过度和失格所刻画，同时也为可见物的过度和退化所描述。这种迷恋同样关注现代艺术，现代艺术的客观性是真正不再把自身呈献给凝视的，是真正反抗凝视的一切诱惑的。现代艺术不过是在施展消逝的魔术。

然而，这种淫荡和这种无差异，并不必然地导致一个死点。它们会再一次成为集体价值，正如我们在围绕着它们的新仪式之重构中看到的那样；透明的仪式。我们无疑是在上演淫荡和色情的举动，正如其他人玩弄意识形态和官僚主义的游戏（对东方阵营而言，这是完全成立的），或像意大利社会上演混乱和恐怖主义的行动那样。女性的脱衣舞是在空开地装模作样（要注意女权主义对这种“卖淫”进行控诉的天真）。这是另一种透明的仪式。性解放，无处不在的色情，信息，参与，自由表达——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它会是无法忍受的。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将真正地生活在淫荡之中，生活在赤裸的真相之中，生活在一切事物表达其真相的疯狂的要求之中。好在事物的命运庇护了我们，因为在它们的巅峰，它们要证明它们的存在，于是总自我松解，并因此而重归于隐蔽。

没有人可以说，性是否已经得到了解放，或者性快感的频率是否得到了增加。在性爱中，就像在艺术中一样，进步的观念是荒谬的。然而，淫荡和透明在势不可挡地进步着，因为它们不再出于欲望，而是出于图像的迷乱。图像的引诱和对图像的饥渴正以一种过度的速率增长。图像已然成为了我们真正的性对象，我们欲望的对象。我们文化的淫荡就在于欲望的混乱和欲望在图像中被同等地物质化；不仅是对性的欲望，还有对知识及其在“信息”中被同等地物质化的欲望，对幻想及其在迪斯尼世界中被同等地物质化的欲望，对空间及其在假期旅行中被同等地程式化的欲望，对游戏及其在私人远程通讯中被同等地程式化的欲望。这种图像的乱交和遍在，这种图像对事物的病毒式感染，才是我们文化的致命特征。而图像不知边界，因为它不像有性物种，可以为内在的调节系统所保护；它无法逃避同一性的增生，因为它从不有机地繁殖，也不知性或死。正因如此，在这个性和死的衰退期，它令我们迷恋：透过图像，我们梦想原生动物的不死，梦想在无性的进化链条中，通过环环的相接而无限地增殖。

在透明的仪式中，一个人必须包括整个修复和保护的环境，以作为人类身体的自然生物防御的替代品。我们都是密封舱里的儿童，就像最近在美国去世的小孩一样。他生活在密封舱里，生活在美国宇航局（NASA）太空服的医疗防护下，通过人工免疫的空间来避免一切的感染；他的母亲透过玻璃用橡皮手套来拥抱他，他在他的外太空中，在科学的观察下，欢笑并成长（他是狼孩，被狼所抚养的野孩子，在实验室里的弟兄——今天的电脑照料着有缺陷的儿童）。这个密封舱里的孩子就是未来的预兆，是完全无菌的预兆，是消灭一切细菌的预兆，这是透明的生物形式。他是真空中存在的符号，至今还在实验室里躲避细菌和微粒，但这将逐渐地成为我们的现实：像唱片一样被压制在真空中，像冷冻食物一样被保持在真空状态下，像残酷治疗的牺牲品一样在真空中渐渐死去。我们将在真空中冥想和沉思，就像无处不在的人工智能所表明的那样。

机器的不断增长的智能化通常会导致一种对身体的技术清洗。人的身体将可以越来越少地依赖自身的抗体，并将不得不诉诸外部的保护。对周围一切环境的人工清洗将取代失效的内部免疫系统。如果这些免疫系统正在崩溃，那是因为一种所谓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迫使人的肉体和灵魂交出其防御和自我抉择的体系，只是为了用技术的人工制品来取代它们。被剥夺了防御，人在科学面前变得极端脆弱。被剥夺了幻想，人在心理学面前变得极端脆弱。被免除了细菌，人在药物面前变得极端脆弱。

要说对人类的灭绝始于对细菌的灭绝并不为过。人，连同他的幽默，他的激情，他的欢笑，他的生殖器，他的分泌，真地不过是一个污秽的、扰乱透明世界的小小的细菌。一旦万物都将遭受清洗，一旦所有的病毒进程，所有的社会和病菌感染，都将遭受终结，那么，在这个致死地清洁和精致的宇宙中，留下的唯有悲伤的病毒。

既然思想在本质上是一种抗体的网络和自然的免疫系统，那么，它也遭到了严重的威胁。思想将被一个更好的系统顺利地取代，一个大脑-脊椎的密封舱，免除了一切动物和形而上学的反射。我们的大脑，我们的身体，成为了这个密封舱，成为了这个被消毒的领域，一个我们在其中寻求庇护的透明的封套，贫乏和被过度保护得就像无名的小孩一样，处于人工的免疫和永恒的输液之中，只要亲吻他的母亲就会立刻死去。

投入各自的密封舱；这是今日的律法。由于我们已经抵达地理空间的边界，并探索了星球的所有限度，我们只能去内爆一个空间，一个作为我们不断增长的、因飞机和媒体而得以可能的移动性（mobility）之后果的空间；它被日常地降低到这样的地步：所有的旅程都已经发生，对离散、逃避和运动的暧昧的欲望被集中到一个固定之点上，被集中到一种已经拒绝不动的、潜在普遍的移动性上，一种绝对的移动性，它通过永不停息地、毫不费力地穿越自己而架空了自身的空间。因此，透明内爆为一千个碎片，就像镜子的碎片一样，在它消失前，我们还偷偷地瞥了被反射的自身影像最后一眼。就像全息图的碎片一样，每一个碎片都包含了整个的世界。这也是被其最微小的细节所完整地包含的分形客体（fractal object）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分形主体（fractal subject），它并不是在自身外部的一种超越性终结，而是衍射为同一的、微型化的自我之多元，在一种胚胎模式中增生，就像在生物文化中那样，通过裂殖的无限进程来完全地浸透其环境。[1]虽然分形客体与它的每一基本构成相同一，但分形主体只梦想在他的每一个分形中模拟自己。也就是说，他梦想着在所有表征下面，复原自身最小的原子化分形；一个古怪的那喀索斯，不再梦想他理想的图像，而是构想以基因的方式，将自身繁殖为无限。

之前，与他人相似的恐惧，在人群中丧失自我的恐惧，还萦绕着我们；我们害怕同一，而痴迷于差异。今天，我们需要一个解决途径，将自我从与他人的相似中释放出来。如今重要的事情，只是与自己相似，是在各处发现自我，发现增殖了的、忠于个人构想的自我；是在各处发现相同的信用清单，是同时现身于所有的电影屏幕。相似性不再涉及他人，而是关乎个体，关乎那个与自身暧昧地相似的个体；一种诞生于个体被降低为自身之简单元素的相似性。因此，差异获得了另一种意义。不再是一个主体与另一个主体之间的差异，而是同一性的一种内在的、无限的分化。今日的无限性是一种内在眩晕之序列的无限，是同一性扩张的无限，是对一个人自身之符号和自身之构想的“自恋”式忠诚的无限。一个人与自身相异化，与自身的诸多克隆体相异化，与所有这些同形的小“我”们相异化……

一旦每一个体都被一个超势能（hyperpotential）之点所包含，其他人实际上就不复存在了。这是不可想象的，正如想象一个可以瞬间穿越的空间一样无益。自从飞机可以在二十小时内把你送到南方的那一刻起，描绘南方和一切把你与之相分离的事物，就变得无益。自从“通讯”可以使其他人在瞬间到场的那一刻起，描绘其他人和一切使你与之相接近的事物，就变得无益。自从任何目标都可以立即实施的那一刻起，想象时间的长度和复杂性，就变得无益。一个原始人或农民，无法想象某种可以在其本土空间外存在的事物；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预感，即某种其他的事物可以存在；这样的视野在精神上是麻木的。今天，如果想象是不可能的，那是因为相反的原因：所有的视野都已被穿越，你已然遭遇了所有其他的地点，对你而言，剩下的一切，便是对这种非人的外推法感到迷狂（在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上），或从中撤离。

这种撤离，我们很清楚，是主体的撤离，在这个主体身上，对他者的性及社会的视野已经消失殆尽，其精神的视野被降低为自身之图像和屏幕的增生。他拥有他需要的一切。他为何担忧性和欲望？正是经由网络，这种对自我及他人之情感的缺失才发生了，并且，它和速度所生成的空间的荒漠（desert-like）形式处于同时代，和通讯及信息所生成的社会的荒漠形式处于同时代。

存在着一种对身体（性、客体、欲望）的分形的去增生化/去多元化；切近地看，所有的身体，所有的面孔，都是一样的。一张面孔的特写，和切近观看的性器官一样地淫荡。它就是一个性器官。细节的乱交，（镜头的）放大，获得了一种性的价值。细节的过度吸引我们，还有每一细节的衍生，其连续的增生。引诱的正对面是色情的极度乱交，它把身体瓦解为最微小的细节，把姿态瓦解为最细致的运动。我们的欲望伸向了这些运动的、数字的、分形的、人工的和离散的新图像，因为它们具有最低的限定。我们几乎可以说，通过一种善意的技术过度，它们是无性的，一如色情图像。然而，我们并不到这些图像中寻求想象的有限或丰富；我们寻求的是它们表面的眩晕，是细节的欺瞒，是技艺的亲密。我们真正欲望的，是它们技术的人工性，仅此而已。

这对性同样成立。我们把性交的细节提升到屏幕上，或置于显微镜下，就像化学或生物操作一样。在身体的技术化精致中，我们寻求一种形成部分客体（partial object）的化约，寻求欲望的完满。就为性解放所改变的身体本身而言，它已被降低为一种表面的划分，一种多元客体的增生，其中，它的无限，它可欲的表征，它的诱惑，都丧失了。它是一个变形的身体，一个分形的身体，不复有重生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