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村，还有希望吗

这些论调要么形容今天农村破败不堪、土地无人耕种的凋敝景象，要么描述春节回家都见不到几个人，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或者是感叹农村赌博之风盛行，原来淳朴的农村已经不复存在。

但其实，人们对中国农村的过去存在一种浪漫化的想象。中国农村从来就不是田园牧歌式的农村，人们永久性地离开农村也并不是一件坏事。

农村有多惨

比起城市来说，中国农村的生活从来就没有好过。

如果用食品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富裕程度，城镇居民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降到50%以下，实现了小康，21世纪初降到40%以下，达到了富裕状态。而农村呢？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一直徘徊在绝对贫困和温饱状态的交界线上，直到2012年才迈入“富裕”的门槛。

吃得饱，穿得暖，住得踏实，是现代人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对于农民来说，这项支出已经花掉了他们约60%的支出，更不用说自我发展与享受生活了。

在文教娱乐与医疗保健等享受性消费上，1993年农村居民这一项的支出比例为11.12%；2014年，这一比例仍然只有19.24%，平均每天支出不到4元钱。

电视冰箱这些大件儿，更是农村的奢侈品。1993年，农村家庭会将6%的支出用在家庭设备及用品方面；2004年，比重下降到了4.1%，随后缓慢回升，直到2010年后重新回到6%——还是20年前的水平。

不过，农村的问题更多体现在“隐性福利”的不足。虽然与经济收入无关，却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

从医疗服务水平上来看，2007-2013年，城市地区每1000人口所拥有的床位数由4.9个上升到7.36个，农村地区由2个上升到3.35个，数量之比始终维持在2倍以上。换句话说，就算农民有了钱，也未必能享受与城市相当的医疗服务。

不仅如此，人们以为农村享有大自然的馈赠，宁静安详，却不知道这里的卫生状况究竟如何。

“一块木板两块砖，三尺栅栏围四边”，是不少农村厕所的真实写照。1993年，中国农村有厕率为85.9%，卫生厕所普及率仅为7.5%。直到2016年，中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才刚刚达到了80.3%，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也只有60.5%。农村仍有不少“露天坑”，让肝炎、霍乱、痢疾等消化道传染病伺机而入。

有些地方连一口干净的水都是奢望。2014-2015年间，地下水不合格率就从61.5%跃升至80.2%，而在中国农村，有76%的人喝着成分不明的地下水。

在这种情况下，各类寄生虫病的滋生再正常不过。2005年全国第二次寄生虫病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农村地区土源性线虫（钩虫、蛔虫、鞭虫）的总感染人数达1.29亿人，华枝睾吸虫感染人数1249万人，带绦虫感染人数55万人，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的感染水平。

更令人心疼的是孩子。一个普通的农村儿童，一天只有几块钱的伙食费，实在负担不了牛肉、牛奶这样的“营养品”。一项针对中国极端贫困农村地区的调查显示，在8800万6-15岁孩子中，有三分之一都缺乏铁元素。但对他们的父母来说，提到“补铁”可能只会想到灶上的铁锅和墙上的铁钉。

大多数农村父母没上过几天学，对营养学知识一窍不通，更不必说中国还有2300万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因此，贫血不是什么稀罕事儿。斯坦福大学曾在陕西农村抽样调查1824名婴儿，其中49%都患有贫血，40%表现出认知或运动障碍。

发育不良更是家常便饭。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中国大约有1270万儿童发育迟缓，这一般是由营养不良所致。一份《中国0-6岁儿童营养状况报告》对比了1990-2010年间城乡儿童的营养状况差异，发现农村儿童低体重率和生长迟缓率约为城市地区的3-4倍。在贫困地区，它们的发生率又翻了一番。

翻看二十年来中国儿童生长发育水平的数据报表，你会发现平均数字十分可观。其中，城市儿童甚至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生长标准，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别忘了，被平均数光芒掩盖下的农村——那里的孩子20年间从未超过，哪怕持平城市。

为城市输血

这种城乡的巨大鸿沟，不是凭空出现的。1949年以来，农村就一直在为中国城市化输送血液。

建国后，为了实现工业化目标，工业产品价格被抬高，农业产品价格被大大压低，利用这样的“剪刀差”实现“农村支援城市”的局面。当时主管财经工作的陈云毫不讳言：“不从农业打主意，这批资金转不过来。”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53年全国粮食会议之后所推行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要农民把粮食贱卖给国家，让城里的工人、教员和科学家们优先吃饱喝足。饿着肚子却要上缴粮食，农民当然不乐意。但对于国家来说，农民的利益要让步于集体的利益。如果不向农民征购，而从国外进口粮食，就要浪费一笔工业化建设的资金。

为了完成高指标的统购任务，地方上采取各类施压手段——批斗、搜查、捆绑，甚至吊打。据粮食部文献记载，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主要是被迫自杀），自杀未遂35人。城市踩着农民的肩膀前进。

1958年，《户口登记条例》出台，通过二元户籍制度对城乡流动人口实行强制管理，强化了城乡之间的对立。自此以后，同命不同价。农业户籍人口要想转为城市户口，只能通过考学、参军等有限的渠道。

城乡之间不仅没有拉近，差距反而更为悬殊。到197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33.6元，恩格尔系数为67.7% ，处于极端贫困状况。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离不开农村的自我牺牲。虽然国家财政支农支出总量不断增加，但这一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却不高，1991年为10.3%，2001年下降到了5.1%，与农业所占GDP的份额15.2%极不相称。上世纪九十年代，包括农业、乡镇企业等在内的农村经济总量占比超过了全国的50%，然而它们所获贷款的份额，最高年份也不过17%。

在教育事业上，城乡比例也极不协调，2001年全国有3057亿元的教育经费，投向农村的不足1亿；在卫生事业方面，国家的财政投入更是寥寥，1991-2000年间，农村卫生预算支出只占总预算支出的15.9%；在社会保障方面，城乡根本不在一个量级，2002年城市人均享受社会保障补助有239元，而农村人均只有24元。

在城市发展需要人力时，农村献出了廉价劳动力。从1984年开始，国家政策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到集镇落户，“农民工”这一群体由此诞生。此后，农民工数量几乎呈直线上升的趋势。1985年有6714万人，1993年就突破了1亿……这一数字到2016年达到了2.82亿。

你无法想象一个全是高端就业岗位的城市，这正是农民工对于城市化的意义。据美国一项研究，每一个高科技产业岗位可以带动2个高端服务岗位（比如医生和律师）和3个消费型服务业岗位（比如服务员）。换句话说，劳动力顶层和底层的比例大约是1:1的关系，再发达的城市也需要清洁工和服务员。

他们干着最累的活计，为中国的城市化添砖加瓦——根据2016年农民工监测报告，64.4%的人日从业时间超过8小时，78.4%的人周从业时间超过44小时，237万农民工遭遇拖欠工资，65%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任何合同；但却无福消受城市的福利——1985-2009年间，农民工劳动生产率对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60%，而他们对于经济成果的平均分享率只有9.65%，远低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农村没有未来

农村年轻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涌向了城市，即便会饱受歧视，在地铁上不敢坐下怕弄脏座位，也要逃离脚下的土地。在一项针对中西部七省的调查中，选择“留守农村”和“外出打工”的群体的年龄结构正好相反——哪个更年轻，你不用猜也知道。

没有了年轻人的农村，比城市提前7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结果，农村地区老龄化已达到10.06%，比城市高出2.26个百分点。在湖北农村，老龄化甚至超过了20%，并将于2028年超过30%。衰老的尽头是消失，2004-2010年间，中国江河流域的数千个传统村落就以每天1.82个的速度在减少。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暗示要让从农村出走的人们再回到农村，以解救破败的农村。因为对于千千万万农村人口而言，离开农村反而是一件好事。

到城里打工的，当然收入更高。以2016年为例，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而外出务工农民工的月均收入3572元，年收入达到42864元。统计口径有所不同，但大体可以看出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

城市也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2003年-2007年，中国城镇新增就业岗位累计超过5100万。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曾做过调查，那些从城市返乡的农民工，有超过四成找不到工作，40%的回流农民工会在五年之内再次外出打工。

此外，别以为只有在农村，才能吃得绿色健康。研究表明，农民工随着收入的增长，他们的营养状况也会有所改善，他们会摄入更多的能量、蛋白质和脂肪。而且相较于本地农民工家庭，外来务工人员的改善幅度更为显著——收入每增加1%，人均能量、蛋白质和脂肪的摄入增加比例比本地农民工要高出0.3%左右。

那些跟着爸妈进城读书的孩子也是受益者。据估计，2020年这一群体的数量将达到2000万左右。调查显示，66.21%带子女进城的农民工，是为了让他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事实也确实如此，送进城的小学生成绩要比未进城的学生更高一些，但仍然低于当地学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孩子的表现会越来越好。一项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适应性的跟踪调查发现，仅一年时间，这些孩子在自我管理、积极人格、周围环境等方面都有显著的进步，与朋友的相处也更为融洽。尤其是在公办学校，农民工子女在情绪调控能力、行为问题、人际交往等方面，几乎与城市学生持平。

对于国家而言，农村的衰落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从世界范围来看，高收入国家的城镇人口比重最高，占80%；中等收入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为51%，低收入国家城镇人口比重为31%。逐步降低的数字背后，隐藏着城镇化的“减贫效应”。

在某种程度上，城市化的确有利于减少贫困。曾有学者研究了1992-2015年32个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对于教育、健康、农业生产率等因素的推动作用，发现城镇化与贫困程度呈现出“U”型关系——一开始，城镇化有利于减少贫困，而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就会增加贫困人口。

两者之间的那道分界线在75%左右，而中国现在城镇化水平只有57%。这是什么概念呢？大概相当于60年前的日本、90年前的美国，以及160多年前英国的水平。目前，美国城镇化率达83%，部分地区的城市化水平甚至接近100%，日本的城镇化率也达到率90%以上。

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农村仍然会衰老，甚至消失。但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每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必经之路，中国当然不应该阻挡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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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徐鹏程. 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研究[D].山东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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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农民工真的回乡发展吗？调查显示超四成无所事事.财新，2017-7-26.

[17]中国农村教育发展报告2017.

[18]关于统购统销的报告,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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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邱小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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