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中国文坛为何少“传世之作”

进入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文坛涌现出一批优秀长篇小说，但令人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是，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中，葆有经典属性的文学作品越来越显得凤毛麟角

一方面是文学创作自身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道德滑坡、精神危机、价值迷失影响了当代文学

只有经得住时光淘洗和时间检验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对此，应从当代文学批评入手强化两项工作：一是注重汉语文学批评中审美分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二是对更加年轻一代的作家进行正向引导与及时推介，努力培植经典作品生成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土壤。

不能让读者重读的作品算不上经典

文学创作与发展的特殊规律和固有法度，决定了衡量文学经典的标准很难统一和固化，但至少有一点不容否定：只有经得住时光淘洗和时间检验的优秀文学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正如美国“耶鲁学派”著名批评家、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所说：“不能让读者重读的作品无论如何算不上经典。”

一部具有生命力的经典文学作品，在于不同时代的论者和读者，仍旧有兴致有兴趣对其进行深入阐释和反复阅读。而从美学角度来裁断和厘定经典文学作品之所以为经典，在于经典作品既塑造了形神毕肖的人物形象，又积淀了丰富深邃的思想，还体现了独特卓异的审美追求，臻于文学性、思想性和审美性高度契合与完美统一的境界。

在我国文学发展漫长而辉煌的历程中，诗、词、赋、曲、散文和小说等文体都曾有其勃发时期和鼎盛年代，都曾显示出一种文体的优越性、不可替代性和无法超越性，但二十一世纪以降，这些璀璨炫目的文体特别是长篇小说似乎风光不再。尽管我国文坛涌现出《尘埃落定》（阿来）、《长恨歌》（王安忆）、《历史的天空》（徐贵祥）、《暗算》（麦加）、《秦腔》（贾平凹）、《生命册》（李佩甫）、《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黄雀记》（苏童）、《沧浪之水》（阎真）、《江南三部曲》（格非）、《繁花》（金宇澄）、《花腔》（李洱）、《你在高原》（张炜）、《推拿》（毕飞宇）等一批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优秀长篇小说，但令人无法回避的严峻现实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长篇小说在内的叙事文学的兴盛势头有所减弱，与之相伴，葆有经典属性的文学作品越来越显得凤毛麟角，包括不少获奖作品在内的诸多长篇小说并未进入当下多数国人的阅读视野，难以成为流布广泛、传承久远的精品佳作。鉴于文学精品尤其是经典作品创作现状堪忧，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也处于比较难堪和尴尬的境地。仅以始终占据文学创作结构主体地位的叙事性文学作品为例，由于近年来很多叙事性作品涉猎题材领域狭窄、跨越时空幅度仄小、状绘社会心理轻淡、触及人本人性浅薄、运用创作手法粗糙，以至于文艺理论界无法从审美角度尤其是从叙事诗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评判和言说，许多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不得不被迫借用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语汇和范式：启蒙、批判、民主、科学、权利、反抗、颠覆等等，将文艺理论这个原本规范而严肃的学科身份改造得十分模糊、可疑和乖谬，也就是说，文艺理论界所关注和谈论的道德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和价值问题，现今已无法以具体细微的“文学形式”加以切进和介入，而往往只能是不顾逻辑地直奔主题，这显然是跨界越位地闯入了文化史范畴和思想史界域。另外，文艺理论界的关注点也逐步游离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遁入唯技巧主义唯方法主义的研究误区。

在加速与世界文化接轨融合、高频率向国外传播输送中国文化的当下，我们可以坦率地直言：在当代世界文学的坐标系里，除了莫言的部分作品和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风语》，以及有望步入“经典”行列的刘慈欣的《三体》等少数作品之外，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中经典作品还比较匮乏、比较稀少。尽管文学发展史表明，一百年没有经典作品绝非怪事；尽管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鲁迅先生就曾说过：“中国从十八世纪末的《红楼梦》以后，实在也没有产生什么较伟大的作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文学饶有兴致的当今国人对当代文学没有任何期许。

为“传世之作”的出现打造新的“文学场”

诚然，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文坛的表现差强人意，一方面是一些传统经典作品的审美价值遭到强烈质疑甚至否定，另一方面则是新的经典作品迟迟没有诞生，这种现状的确给广大读者和文艺理论工作者带来忧虑与失望，以至于很多业内人士面向故纸堆“翻箱倒柜”、博稽通考，深入到现代文学史中寻找优秀作品并藉此开掘和提炼经典成分：先是集中抉发沈从文、钱锺书、汪曾祺等人作品的美学价值，接着又细致梳理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等人的创作轨迹，随后又搜寻出张爱玲、徐纡、无名氏等作家作品，对其艺术地位和审美品位进行宣扬。

今日中国文坛之所以陷入低俗、芜杂、迷乱的局面，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创作自身价值取向出现了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市场经济发展中道德滑坡、精神危机、价值迷失在当代文学中的表征日甚。经典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审美传统和道德理想在一位伟大作家创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和集中反映，一位作家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她）在断裂的过去和将来之间，依靠自己的社会判断力、历史洞察力和精神表达力，创作出展示社会风貌、修补文化裂痕、增强读者价值认知的文学作品，无论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抑或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这些经典作品不仅充分体现了人性的本质诉求，而且表现了人类共同的感情、心理和愿望，从而成为被中外读者争相传阅的旷世经典。

美国作家爱默生说过：“只有传世之作才值得继续流传下去”，而传世之作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创作主体苦心孤诣、充分释放内宇宙的心血与智慧的结晶。从这个意义上讲，经典是被历史地、文化地建构起来的。近年来中国当代作家们虽然推出了《白银谷》《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石榴树上结樱桃》《兵谣》《桃李》《经典关系》《龙年档案》《抒情年华》《无字》《大漠祭》《张居正》《作女》《漕运码头》《水乳大地》《狼图腾》《英格力士》《人面桃花》《天瓢》《圣天门口》等一批文质俱佳的长篇小说，这些作品与前文所提的部分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一起收获了部分读者，但多数作品依然距离“代表某一个文学时期最高成就，并且是其他作品竞相仿效的对象、依据和奋斗目标”的经典作品相去甚远。但也许正是由于经典作品是一个时代的文学证明和文明符号，是文学创作的引擎与标杆，所以，现实中一些学者和读者仍旧在孜孜寻找精品、殷殷期盼经典，对经典文学作品依然怀揣着莫大期许和种种幻想。事实上，在西方后当代文学主流语境中，所有传统经典都被视作一种话语权力，成为被理论界所解构所颠覆的对象。从表面上看，这颇像二十世纪初中国文学界、思想界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加以否定和摒弃，但本质上二者有着天壤之别。今天，西方人对传统经典的破坏更是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人的主体就是一种假象，创作主体一旦死亡，文学作品即失去确定的意义，读者阅读文本无非是创造出无限多的、没有同一客观标准的各种意义来，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这种解构思潮对我国文坛也产生了较大影响。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所面对的已经不是有没有经典、要不要经典的问题，而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艺术消亡与否的问题。但从总体背景而言，现代西方社会是有经典而消解之否弃之，当代中国文学是缺经典求经典却不得之，二者走势截然不同。

经典作品对于当代文学创作具有特殊的统摄作用，正是那些彪炳史册、熠熠生辉的文学经典或曰高峰之作，引导着当代文学创作的发展走向。不少当代中国作家在强大的商业逻辑推动下，其文学创作有被全部纳入市场机制之迷失，独立的精神空间几乎陷落。当对文学的挤压方被置换为经济困窘之后，检省反思也被置换成世俗感慨；当希望能够维护知识分子尊严的时候，推出的又难免总是陈寅恪、顾准等已作古之方家。面对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应从当代文学批评入手强化两项工作：一是在树立创作个体正确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注重汉语文学批评中审美分析的科学性和系统性；二是在维护市场经济中“文学场”的生成功能的基础上，对更加年轻一代的作家进行正向引导与及时推介，努力培植经典作品生成的人文环境和社会土壤。（文/刘金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