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泰斗马三立的坎坷一生

一、引子

1993年夏天，一向谨言慎行的马三立罕见地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我是个苦命人，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事情缘于一家报社约请马三立写一篇回忆童年的文章。时隔多年，这份报纸已杳无踪迹，笔者只在天津市档案馆找到了三页底稿。在文章的开头，马三立写道：“我犹豫了十几天，不想写，不愿意写，更不敢写……这是又被击中一颗催泪弹。”

虽然很不情愿，很少拒绝别人的马三立还是奉命行事，并且一反常态，借机将自己的一生沧桑直白道出：“我这一生，总是逆境更多于顺境……我不相信宿命论，更不相信我是穷命。我认为不是命苦，是生在旧社会的艺人，就决定了是生活上的可怜虫。”

对于一位已经79岁高龄的老人，这样的自我评说，难免让人心酸，并且意外。毕竟，在众人心目中，1993年的马三立，早已不是普通的老者，而是相声泰斗、喜剧大师，甚至可以归为社会名流了。但是，据老人身边的子女介绍，对于外界赠予的这些称号，对于这些评价，老人一向的态度是，拒而不受。

实际上，晚年的马三立，除了说相声之外，在很多时候，还是位社会活动家：参加各种各样的慰问演出，给孩子们讲故事，到敬老院说相声，支持子女办养老院，和大爷大妈一起治安巡逻，帮助交通警察维持秩序，作为市参加官方的活动，等等。

可以想象，每当这位瘦瘦高高、面目和善的老人一出现，就会出现一种怎样的观者如堵、掌声潮起的场面。所以，至少从表面看来，老人的晚年生活很热闹，或者说还有一些风光。

但是，不论是直接继承了马三立衣钵的长子马志明，还是赡养老人多年的幼子马志良，在接受笔者采访时都透露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细节：更多的时间里，或者说参加完那些热闹的活动之后，老人更愿意做的，是一个人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点上一支烟，枯坐半日，一言不发。

他一个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枯坐时，会想些什么？

谈起父亲，最为了解老人内心世界的马志明最深的感慨是，“老爷子是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否则，无法解释何以能经受得住这么多挫折，而且还能迎来晚年的东山再起。

从1929年15岁第一次登台，到2001年底告别舞台，马三立说了70多年相声。其中，前20年是“摞地”卖艺，尝尽江湖之险恶、艰辛甚至屈辱；建国后自由了10年，正当壮年时却被打成右派，自此岁月蹉跎整整20年；待到七十年代末复出时，他已经年近古稀。

难怪笔者接触到的老少观众都要在夸赞马三立的相声说得好的同时，还要为他抱憾；难怪这位晚年终得“功成名就”的老人会在回忆童年的文章中感叹：“我这一生，逆境更多于顺境。”

现在，这位喜欢自称为“普普通通老艺人”的老人躺在了病床上，再也不能登台了。在天津市总医院门诊楼八层的一间病房里，他从年初躺到现在，薄薄的被子下面，几乎看不见他枯瘦的身体。

二、苦难童年

马三立的一生坎坷，自童年始。

1914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传统艺人家庭。迫于生计，他的祖父马诚方干上了“拾样杂耍”中的评书这一行，在老北京的闹市、书场和茶园说《水浒》养家糊口，由此结识相声界的老前辈旗人春长隆、恩培等人。随后，当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9岁时，马德禄又拜春长隆为师，学说相声，满师后跟随恩培作艺，12岁就在北京的天桥、鼓楼一带卖艺，艺名“小恩子”。恩培收的徒弟都以“德”字排名，马德禄这一辈的八个师兄弟在清末民初蜚声京津两地，成为相声史上赫赫有名的“相声八德”。

马德禄为人厚道，技艺精湛，活儿磁实，深得师父恩培的喜爱，后来和师父的女儿萃卿成家。萃卿也是门中人，唱京韵大鼓，不幸的是她体弱多病，在1917年全家迁居天津后病逝。为了给妻子治病和送终，马德禄变卖了家中所有财物，带着10岁的大儿子马桂元住到相声园子的后台，把三岁半的马三立送到弟弟家寄养。

马三立在婶婶家长到六岁时，父亲又娶了丁氏，马三立也被父亲接了回来。丁氏好吃懒做，与丈夫和已经长大的马桂元之间多有矛盾。据马三立晚年回忆，他回到父亲身边后，就成了继母丁氏的仆人，丁氏对他抬手就打，张口就骂，以至于马三立上学后，中午放学宁肯挨饿也愿不回家。

马德禄原先和“万人迷”搭档在燕乐戏院说相声，收入尚可；1929年，“万人迷”去世，马德禄只好在到老天津的“三不管”地带南市露天“摞地”，收入锐减，家中供不起马三立读书了。在同样求学不成的哥哥马桂元的说服下，马三立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天津汇文中学，拜“相声八德”之一的周德山（绰号周蛤蟆）为师。自此算是正式成为“穷作艺的”的一员，进入吃“开口饭”这一行当。

在二十、三十年代的旧中国，相声、评书、坠子等“拾样杂耍”的艺人的地位属于“下九流”，名声不如“戏子”，更次于引车卖浆之流。对于马家而言，自说评书的祖父马诚方起，虽然都是在只有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闯荡江湖，但无一不是迫于要活命、要吃饭而不得不从事这一低贱行当。马德禄原指望靠自己说相声供养马桂元、马三立两个儿子读书取得功名，出人头地，但这一计划先后落空。先是马桂元从天津东马路商业学校毕业后进了相声园子，接着是马三立中学未读完就买不起校服、交不起学费而继操父业。

天津市文化局刘连群先生撰写的《马三立别传》对马三立辍学一事记载详细。据说，半个多世纪以后，马三立对一位年轻的客人提起当年旧事时，语调深沉，感慨万端：“我不是不爱上学，至今我爱看书……过去每个年级的书，多少年的，多少科目，都保存得整整齐齐，象新的一样……我当时就是认为自己的命不好，一个大子儿说一段的命！”

在传统相声老艺人中，被迫从艺是一个终生难解的结。对于马三立，这个情结更为沉重。

三、漂泊江湖

投入师门，意味着马三立提前告别了少年时代，开始品尝贫寒子弟为了谋生而不得不历经的人生苦难和屈辱。

先是要过学艺关。师父周德山温和敦厚，不打不骂，但是马三立真正意义上的师父不是周德山，而是父亲和哥哥，他要学的是马家的活儿。而马家的活儿从恩培和春长隆那一脉过来，以文哏见长，讲究词准、尺寸准（语气、语调、音量等处理得当）、包袱准，最为难学。偏偏哥哥马桂元又是脾气刚烈，规矩严，标准高，马三立稍有差错，非打即骂。

每当回忆起哥哥马桂元，马三立向来是既佩服又害怕，直到他已经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时，依然如此。他佩服的是哥哥相声说得好，说他“编改写作，无一不佳，单口、双口、群活，说学逗唱，样样精通”。但相对而言，哥哥当年的严厉管教似乎给他留下的印象更深。在他留下的不多的文字资料中，每一提及学艺这一段，必要强调哥哥“太爱打人了”。

有一次，被打得厉害，马三立心灰意冷，看到警察局招人，竟去报了名要当警察。最终还是谋一碗饭并且要出人头地的愿望推着他一步一步走了下去。哥哥要求“学、练、看、演、变”，他自己又加上一个“精”。同时，他又给自己提出“非学不可，非会不可，非好不可，非精不可”，后来这也成为他毕生的从艺标准。

1933年，父亲出面借了高利贷，马三立成了家。新婚之后，家庭中的重大变故就接连发生。先是哥哥染上吸鸦片的恶习，接着哥嫂离异，父亲病故，继母丁氏离家出走。

一连串的打击，二十出头的马三立难以承受，大病三个月，多亏一道说相声的高桂清、刘桂田、赵佩茹等人出手相帮。

大哥要接济，刚会说话的侄子马敬伯（后成为著名相声演员）和刚出生的女儿要抚养，结婚时欠下的高利贷要偿还，只在天津一地说相声已经无法养家糊口，马三立只好外出流浪卖艺。大凡旧社会的艺人，四处流浪，卖艺为生，不是家常便饭也是常有的事，只是马三立这样的潦倒至极连外出也困难的艺人，委实不多见。

起初他没有路费，去不了外省外县，就坐小船到天津附近的咸水沽、葛沽、溏沽一带演出。有一次，还是托了熟人坐在火车头里，才到了秦皇岛。和刘宝瑞（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在外地卖艺，坐船时实在太饿，偷了别人的锅饼吃，坏了孔夫子“非礼勿动”的遗训。1939年在济南卖艺，捡到了十块钱，才买上回天津的车票。

在整个三十年代，这样风餐露宿、舟车劳顿地到各地卖艺，是马三立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在他晚年的一份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辗转南行的情景：“按照火车路线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小县城、小村镇、集市、庙会，是演出地点，茶馆、书场、路旁、大车店、妓院等等，也是演出场地。比较大的地方，生意好，就多停留几天，例如沧州、德州、平原、禹城和济南。生意不好，不住店，在火车站候车室凑合一夜，天亮再走。不管生意好坏，我也是经常不断地给家中寄钱，恐怕我老伴和孩子们没钱吃饭。有时存了两元钱，也赶快给家里寄去。我自己的吃喝费用，俭省到了可怜的程度。”

人在江湖漂，哪能不挨刀，出门在外的马三立备尝作艺的屈辱。伪军扇耳光、戏园子老板骗钱，地痞流氓讹诈，这些他都碰到过。每逢此时，他选择的往往是逆来顺受。

不是他生性胆小怕事，而是作为最底层的穷苦艺人，他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是苟且偷生，他只能在路上背诵“温柔终益己，强暴必有灾”之类的旧式格言的时候，寻找到一点平衡。

不单是在外地要忍，要苟且，就是在天津卫作艺，也要忍辱负重。1940年，在说了11年的相声后，马三立在素有“相声窝子”的天津卫渐渐自成一派，崭露头角，北京、天津两地的相声园子和电台都约他前往演出。然而，就在他稍觉快意之时，厄运再次降临。

当时天津卫臭名昭著的汉奸袁文会充当幕后老板，成立了兄弟剧团。为了霸占控制技艺出众的艺人，这个剧团强拉马三立入伙，马三立推拖不掉，答应临时帮忙三个月，没想到甫一进去，就落入虎口，此后的整整五年他再也无法动弹。

此时正是他艺术上渐入佳境、需要更上层楼的当口，而剧团给他的安排正是不准说相声，只能排演京戏和话剧，反串其中的角色。更糟的是，剧团内帮派习气盛行，互相倾轧，马三立备受欺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受累受气不挣钱，家里生活困难至极。自己想离开剧团，可是又不敢”。对于这近乎白白浪费掉的五年时间，马三立终生后悔。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1943年春节，我家的破烂东西，当卖一空。春节家家户户都在忙年守岁，我家的孩子大人却不像过年的样子，勉强买几斤馒头，早早的熄灯睡觉了。我在这黑暗中，流着眼泪，听着外边的鞭炮声，度过除夕的一夜。”

马三立又忍了五年，忍到了抗日战争胜利。1945年9月，袁文会刚刚不再掌管剧团，马三立就立即宣布“我不干了！”——在闯荡江湖十六年后，他终于自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