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互怼的陈年旧事

门与货币当局终于硬碰硬地怼起来了。而且，是央行“开的第一枪”。这一点本身，就极具象征性。真是“换了人间”。

一

三十四年前，中国人民银行刚刚宣布不再直接吸收储户存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1984年1月1日以前，你是可以在人民银行开一个账户、办一张存折的，它跟工农中建交的一般性业务是一样的。

二十三年前，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一条是这样一句话：“为了确立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位，明确其职责，保证国家货币政策的正确制定和执行，建立和完善银行宏观调控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制定本法。”

彼时，距离那位空前绝后以常务副总理身份兼任央行行长的同志去职央行，还剩三个月时间。在此前的两年时间里，他凭借自己主持设计的一纸1993年“六号文件”（《关于当前经济情况和加强宏观调控的意见》），非其所愿地收获了“经济沙皇”这个难称雅号的“帽子”，打造了一套堪称范本的宏观调控体系，一个独立的央行和货币政策当局是这套体系四梁八柱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

多年后，这位1993经济体制的设计师在他的《讲话实录》中原景再现了那段驾驭通货膨胀狂潮，从两位数的CPI重回个位数的“软着陆”过程，其中浓厚的央行元素、货币政策情结依然溢于言表，我摘三段文字大家体会体会：

1.“你们不了解今年年初和春节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紧张得不得了！我亲自到印钞厂去动员，开足马力印钞票。现在进口印钞机安装好了，但印这么多票子如何收场？银行不怕挤兑，商店不怕抢购，就怕人们心理恐慌。”

2.“我们央行党组里有不同意见。我们是老中青三结合，老的就是我一个，中年的两位，其他都是少壮派，40多岁的年轻人。现在是年轻人坚决反对放，认为调控刚刚奏效就放松银根，会前功尽弃。”

3.“我的考虑是，明年分税制、汇率并轨，都是大动作，应该创造宽松环境。但放的后果是很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一点要跟同志们讲清楚，后果由我们大家来承担。不要光说资金紧张，我把资金放松了，将来造成通货膨胀，你们又说谁叫你们放的，那也不行。我们要统一认识，基于对形势的一种正确判断，共同承担这个后果，不能说风凉话。”

第一段话是1994年上半年讲的，回顾的是1994年初的紧张局面。从一般等价物到货币，已经是一次抽象，从货币再到数字，就是二次抽象了。而我们今天的货币概念，都是二次抽象的，都是数字化的，不再是美妙绝伦的点钞声，也不再是摸上去光滑可人的纸钞，只是一个短信提醒、余额宝或理财通上的一个数字。九十年代中国的货币创造，远非今日复杂的金融大数据时代所能相比，那至少还是要印出票子来的。有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每年春节前后的一个月，你从ATM取款机取出的钞票，基本都是新的，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段话讲的其实是“那些年，他们一起捍卫的货币准则”。翻翻档案很容易查到，那两年跟他搭班子的央行中，被他称为40多岁的“少壮派”、“年轻人”，大概包括小华、相龙、尘缘及后来叱诧风云的老王四位副行长，很可能也包括了兼任的外管局小川局长。

第三段讲的是1993-1994年经济体制大厦奠基的艰难岁月。这段话是对着100多个省部级大员讲的，恩威并施，略带他惯有的狡黠。少壮派兄弟们要求严防死守，可是活成戏精的老油条们要求开闸放水。怎么办呢，纵是铁面如他，也只能丑话先说、共享黑锅。人们看重1992年。1992年的壮举是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链接在一起，但是要真正让这个语词不仅仅是一种语词，让市场经济落地生根为制度，需要的一场“全面改革”。没错，1975年的“全面整顿”，1993年的三中全会决定，2013年的“全面深化改革”，这是全面改革谱系中的三个版本。从1989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固然到了改革以来的至暗时刻，但那种四面楚歌的制裁环境，却也给1994年的一次性货币贬值卸下了沉重的负担，再不必有任何顾忌，既然诸国如此待我，我又何必和之以歌？这种“洒脱”的本质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跟1998年出于政治和战略目的承诺“绝不贬值”以及此后的诸多类似情形，都决然不同。

二

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系中，没有独立的货币当局，也就谈不上独立的货币政策，整个财经政策的主轴是财政主导，货币政策服务于财政政策，薄一波、邓小平、李先念三任长，贯穿了1949-1976这段历史。李先念的时间达到21年之长，他背后的政策思想则来自陈云。

陈云是经济工作的创始人，他的经济思想概括起来就是综合平衡论，即财政收支、信贷收支、物资供求和外汇收支四大平衡。这是基于一系列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在陈云的经济思想中，财政平衡是主导性的，信贷（也就是被限缩了功能的货币金融政策）平衡是辅助性的。财政和信贷是一个计划当局收集和分配资金的两种不同渠道。它们的性质不同，财政资金不用偿还，可长期使用，信贷资金必须偿还还要支付利息，只能短期周转，不可以长期占用。

陈云对财税和金融这两种渠道不同性质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早在40年代初他领导陕甘宁边区跟国统区打货币战争期间，就要求门向银行借款要严格按照借贷关系办理，禁止各分区擅自挪用银行、物资局、税务局、仓库的现款和物资，银行是企业性质，借款要有利息。财政资金与信贷资金要分口管理，不能“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1952年财政资金“一女二嫁”事件，使陈云认识到不仅财政和信贷要自求平衡，而且财税金融之间还要相互平衡。1952年，是所谓三年国民经济恢复的最后一年，应当说效果不过。在编制1953年预算的时候，就把上个财年结余的30亿元全部列入当年预算收入，并按这一预算收入总额安排财政支出，基本建设拨款比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50.7%。结果在预算执行的时候，一月份就出现赤字，三月继续赤字，到七月累计赤字20.9亿元。那么财政赤字出现之后，就要动用上年结余的财政资金，向银行提款。

这时才发现一个问题：存放在银行存款体系中的上年财政结余，已经作为银行的信贷资金来源贷给工商企业，实际上这笔资金已经进入信贷渠道，不可能再重复使用了。那么这种提款就造成了“一女二嫁”。最后怎么解决的呢？银行肯定要优先考虑财政需要，只能压缩商业部门贷款，收回了20亿元原计划投放商业部门的贷款。这直接波及下游的国营商业企业被动而紧急地“去库存”、“去杠杆”，减少收购，产生了市场和物价的波动。于是，1953年8月，发出了一个《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最终还是要在财政体系自身挖潜来平衡预算。

这个旧事看上去很简单，其实给我们的深刻启示在于：一是建设规模要同财力相适应。二是财政收支当年平衡的意义十分重要，财政失衡本身也会连锁导致信贷失衡，动用上年结余，就是钱没花掉，那么其实就是当年财政收支没有平衡，进而影响到银行的信贷收支平衡。所以，财用相济、能挣会花才是好的理财方式。

三

央行徐局长在恰到好处的时间点抛出的这篇重磅文字，其剑锋所指与2015年权威人士的多篇文章敲山震虎的指向高度一致。可以说，这种坚定不移“去杠杆”不动摇的立场，既是近些年来央行的立场，也可以说是代表了更高层次的立场。在“去杠杆”不动摇的前提下，只能“鞭打”财政，敦促其立行立改。按照时下流行的术语，这叫“对标对表，提高政治站位”。

当然，门反驳的文章尽管总体上很多狡辩，但它很取巧的一点是，它所列举的例子基本都是中国负债财政相对而言比较健康时期的事例，言必称“1998-2002年间”，那当然让人无话可说。朱老总卸任时也底气十足地回怼香港记者：

“前天我看到香港有一份报纸，送给我一个荣誉称号叫‘赤字总理’。我从来不接受荣誉称号或者荣誉学位，因此，对这个问题我需要解释几句。你看我们这4年，物价一点儿也不涨，掉得也不是很多，在1%的上下浮动。恰到好处，足见中国的功夫是不错的。我留给下届的不只是债务，而是两万五千亿元的优质资产，在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将长期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所以对不起，我不能接受‘赤字总理’这个荣誉称号，奉送回去。我为我们国家能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但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影响，而且利用这个机遇空前地发展了中国的国民经济，我为此感到自豪。”

历史不会简单重复。正如马克思那句名言，“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就是1998-2002年的故事与2008-2012年故事的差别。

负债财政是一种趋势。它有时是必要的。无论对个人还是国家而言，借债的一个基本逻辑都是承诺在一定期限内支付一定数量财产或财产所有权的契约。也就是说，债务是一种义务，它要求债务人从资产中持续不断支付约定数量的纯利润。这必然导致资产现值降低，而降低的幅度取决于约定支付的纯利润的贴现值。无论怎样，举债从最基本的思路看，都等同于破坏了资本的价值。特别当举债的目的是为了应用于消费性支出而非生产性支出时，对资本的破坏更是根本性的。

“国债是遗留给子孙的负担”。国家必须努力在政治稳定和经济稳定之间保持微妙的均衡。在负债财政的第一个周期内，政治上有充分的回旋余地实施经济政策的变革：首先，日常经费增加，官僚体系对于资金的吞噬能力加大，官僚体系出现惯性膨胀；其次，持续发行一定量国债直至最高限额；最后，为配合扩张性财政拉动内需，实施实际上的减税政策。因此所筹资金一部分用于扩大支出，一部分也必然消耗于日常开支以及抵补税收的减少。

到了负债财政的第二个周期，因为需要开始对上一周期债务分期还本付息，这就走到了政治上的一个拐点，要么增收，要么节支，通常的思路是：首先，日常开支较上一周期降低；其次，实际税率水平较上一周期高；最后，新发国债与上一周期基本持平。

但是，在发展经济和稳定政治的压力下，增税往往会被否定，而继续通过债务筹资来弥补财政“缺口”。这样，当的债务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产生债务危机，使进一步借款的难度增加。危及政治稳定的极端状态开始出现，债务的持续不断增加导致偿债能力下降、无法兑现甚至采取隐蔽的通货膨胀政策变相拖欠债务，由此造成的恶果是引发国内民众和外国投资者对于该国的不信任和该国经济的恐慌，进一步刺激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进一步举债的利率上升、难度加大。实际上等于向国债持有者征收数量不等的“通货膨胀税”，由此产生的收入效应使得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努力付诸东流。

负债财政是以借债与偿债的时间错位为基础的，代议制政治的异化，让民众更乐于即时享受提供的更多的公共服务，而不愿审慎考虑由此在不远的将来施加于他们子孙后代身上的沉重负担。今朝有酒今朝醉，儿孙自有儿孙福。那时的事情自然会有那时的民意代表、国会议员去思量，俟河之清，人寿几何？而执政者也趋向于最大限度地积极迎合当下民众的要求。二者一拍即合，路径就此打通，传统一败涂地。

四

积极的财政政策，除了负债扩张之外，减税也是一个可选项。

税收作为获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其实际税率在伦理意义上是受制于一定的空间的，为更好地说明负债财政引发的实际税收增加的效果，这里有必要对税收的伦理意义稍作介绍。从一个理想状态来说，按照公共选择学派的“俱乐部理论”，每一公民具有根据自己意愿和功利计算自由选择参加与退出一个俱乐部的权利——譬如说，那几个财政盈余达到全国60%的少数五六个省份，如果觉得对于他们的所取远远多于所予，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功能而带来的效率损失达到相当的程度——类似于奥肯在《平等与效率》一书的最后篇章中所揭示的漏桶定律那样，那我们假定，他们就可以不受阻碍地寻求经济独立；由此，假使要求全体社会成员留存在一个统一的俱乐部内而不独立和分裂出去——这正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正常状态，则国家为她的全体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她从全体公民那里收取的“会费”——也就是税收，需要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

在这方面，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提出过一个简单有趣却很有意义的模型，可以直观印证上述判断。假设一个政治社会中有75个人分为两组，25个X工人，50个Y工人，X工人的生产能力是Y工人的两倍，初次分配原则按劳取酬。则假定社会总产量为100，税率为90%，在此情况下，从100单位的社会总产值中收取了90单位；再假定日常运行消耗费用为10单位，则余下的80单位按照平等原则“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则75个人平均每人获得1.067单位。两组中个人经济状况可罗列对比如下：

个人

税前工资

税收

二次分配

净收入

1.8

1.067

1.267

0.9

1.067

1.167

然而，这一状态在伦理上是不合理、不稳定的。因为，按照个人有权利参加、退出和组建新的社会形式的自由原则，对25个X组成员来说，假定其退出这个社会组建完全属于自己的新政治单位，则这个社会的总产值为50单位，最低只需拿出10单位（税率20%）的运转费用，余下来40单位平均分配给25人，每人获得净收入1.6单位先前模式下的1.267单位。

那么，为了维护政治单位的统一有序，防止由于税负分担的非伦理因素导致的社会贫富对立、阶层分裂，该如何确定合理的税率呢？显然，最底线需要保证社会运转的基本费用，即10单位，关键是划定上限；我们可以假设税率为x，则X1的净收入表示为2-2x+(100x-10)/75；当X组独立后，假定税率也为x，则其净收入变为2-2x+(50x-10)/25。均衡解即二者相等时x的取值，得x为40%。即当税率在10%到40%之间时，社会能够保持相对的稳定；超过40%便可能引发社会分裂和危机，从而导致相对富裕阶层对社会的高度福利化产生恐惧感和排斥感，造成资本外逃。

进一步还可以通过讨论各组成员的人数、消耗费用、各组成员的相对生产率、规模经济等变量对均衡税率的灵敏度分析，确定维持社会政治稳定的适用税率的变化范围。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此模型中的税率不可简单理解为名义税率，而是反映社会税收强度水平的一个标志。

如何矫正负债财政以及由此引发的行为的偏移？公共选择学派似乎也没什么好的方式，毕竟，把权力关进笼子是个世界级难题。他们倡导宪法改革，力图用诸如预算平衡入宪等宪法运动的方式对政治家和民众的行为施加外部的硬约束。毕竟，宪法改革较之其他具体的行为改革的最大好处在于，它不需要强制性地、短期内迅速改变人的性格和生存方式。从长期看，宪法改革改变的是约束条件，而不会对个人的效用函数产生重大的震荡，因此是一种建设性的渐进的有效方法。

在国内，全国、上海财经大学刘小兵教授在今年两会上提出制定《财政法》的建议，他希望这个立法“应涵盖所有资金，并明确财政收入、支出及资产负债处置的权限”。这是个正本清源的努力方向。

推荐书目

1.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2.陈云：《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美]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4.[美]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