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晚期的生态文明转型与乡村建设
温铁军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 三农”问题专家，管理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执行院长，福建农林大学海峡乡建学院执行院长。
在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晚期以来面临着资本过剩造成资源、环境综合性危机的压力下，中国也表现出一方面资本全面过剩、综合债务率过高，另一方面污染恶化、环境成本过高等新世纪的“双重危机”。国家同期提出的向生态文明的战略转型，确有一定的现实性。因为，在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之中，唯中国还有约一半人口生活在内生具备多样性条件的村庄，而多样性是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恰是由于多样性村社内在的“内部化处理外部性代价”的逻辑，而使得乡土中国有对上述双重危机起到缓解作用。
环境危机▲
乡土中国是历经多次危机得以软着陆的基础。
顺着这个分析可以看到，历届强调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两型经济、包容性和可持续， 以及美丽乡村和美丽中国等，都是符合生态文明战略的提法。2017 年一号文件提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方向是绿色生产方式，于农业政策转向的同一时期，国家明令取消对地方的 GDP 考核，全面转向生态文明建设。各地政策也在迅速地由“招商引资”向“招人引智”转变。尤其是针对九十年代以来政策支持的资本下乡通过垄断式的资源占有破坏了生态环境，现在则向分享式的市民参与转化。
有鉴于此，我们 2003 年以来倡导合作社为主体的社会化生态农业逐渐得到主流认可；2009 年以来借鉴海外的CSA 搞市民参与式农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机遇。这是个前所未有的新趋势……
一、新时期乡村建设的背景
早在1987 年国家农村改革试验区建设之初，领导就要求我们把民国乡村建设的资料复印过来，准备与当代进步知识分子推进的农村试验区做比较研究。我在这个官方主导的乡村试验区一直工作到 1998 年不能再做为止。无独有偶，各地乡村建设的资深人士也是从 1990 年代启动各地乡村建设的，像山西永济市蒲韩社区的郑冰就是从 1998 年就开始在自己家乡进行乡村建设。而这个时间，又恰与东亚金融风暴造成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爆发同步（1997 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后中国经济进入萧条阶段，当时的宏观形势总体来看是连续 4 年通货紧缩）。到 2001 年正式接受“三农问题”之际，我们依靠民力发起了乡村建设试验。
一号文件▲
2003 年国家确立“三农问题重中之重”的战略方针，我们在河北定州翟城村创办了晏阳初乡建学院。
同期，国际社会一度发生反全球化运动。1998 年美国西雅图抗议WTO 运动 1999 年转到香港。2001 年社会各界在香港发起了一次以亚洲社会组织为主的反全球化游行。因为，全球化本身是一个资本化的过程，在这个虚拟资本无序扩张的大背景下，无论何种制度都在摧枯拉朽般地破坏世界上几乎跟原住民有关的所有资源、环境、文化、历史等等。从 1999 年反全球化运动进入亚洲为标志开始了“后西雅图时代”。由此，也带动了亚洲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大陆的文化复兴——尚存的乡土社会的文化复兴，连带着乡村复兴。于是，一百年前在中国起步的乡村建设，到世纪之交重新兴起。
需要特别提示：在乡建这个突出实践性的领域中，越是从微观入手的事情，越是要见微知著。因为乡建不仅是建设乡村，也是为生态文明培养新人的大事业。吾辈身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只要是人，总应该会问我们从哪儿来？我们身在何处？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我们以前没这样做？
做生态农业也应该思考为什么现在有越来越多不同的人加入乡村建设的行列中。那就得从一个相对的宏大叙事回到微观乡建故事上来，我们知道全球资本过剩对农业的负面影响，才具备作为正常人的自觉性。乡建人做事要体现起码的自觉。如果自觉性不足，就不能全面理解我们身处其中的天下大事跟具体工作的相关性，那就会有人去找宗教、找历史，有些人找某个局部的、个别人的因素，随之衍生出的“好人好事”等等庸俗叙事。但，当代乡建代表的文明复兴，其实是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下具有普遍意义的事情，各地实践者无论是否意识到，也都不得不处在这种宏大叙事构建的框架之内。
回想当时我们为什么搞乡村建设？其实就是在全球过剩资本蔓延、资本化掉人类生存所依托的资源的不可逆的趋势之下，人们普遍受到威胁，感到不能这样，再听任资本化大潮继续，对所有人来说都是灭顶之灾。于是有了后西雅图运动进入亚洲这个世界最后的一块原住民大陆。而亚洲人都应该知道我们就是原住民，既不是西方殖民者；也不是被西方人殖民占领、大规模消灭后剩下的少数族群。
美国现有五十几万原住民，加拿大不到四十万，因此他们原住民的文化已经被毁掉，在所谓人类学博物馆之外几乎没有了。美国原住民在亚利桑那的沙漠的保留地里，尽管仍然认为美洲是他们的国家！但没有力量抗争。
当西雅图运动进入亚洲的时候，突然得到广泛响应，也许是因为亚洲本来就是世界上唯一剩下的原住民大陆，我们原住民也被杀戮了不少，但因为我们原本就是在传统农业上赖以生存的人群，有相当强的繁衍能力及文化认同。反全球化运动蔓延到亚洲和原住民自己的文化传承之间有机结合，就有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无论是欧美还是其它发展中国家的人士纷纷进入的亚洲，因为这儿恰恰是人类最悠久的农业文明得以传承下去的基础。
接着，中国人新世纪之初重启了乡村建设，并率先提出了生态文明发展战略。
二、面向生态文明的转向
为什么中国的乡村建设比较容易国际化？为什么国际友人会纷至沓来？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美国人文科学院 90 岁高龄的约翰.科布老院士几乎每年都来。前些年，他把我请到他那儿去了三次，把他的班子召集起来跟我开会，给他们讲新世纪以来已经搞了十几年的中国乡村建设，讲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乡土为基础的文明，现在为什么国家发展战略要整体上转向生态文明。他说：我终于发现引领世界生态文明的国家是中国，因为你们还有乡村。西方世界已经把乡村消灭了，中国经验太重要了。科布先生最近每年被弘扬乡土文化的张孝德教授请到北京来参加“乡村文明论坛”，还到学校去给大学生演讲，对他的采访上过新华社内参，被批示，在决策层有一定的影响。
生态文明▲
全球化的结局一定是金融的全球虚拟化扩张造成的泡沫崩溃，这套分析我 1996 年东亚金融风暴之前跟美国席勒学会的领导人拉鲁旭谈过；新世纪跟世界社会运动的领袖萨米尔·阿明谈过很多次。他们都认同金融资本异化于实体经济，内在的排斥性的法西斯化一定导致金融资本内爆，就是金融资本全球化危机的总爆发。而应对全球化危机的主要方式是“在地化”，我们新世纪重启乡村文明复兴，同期各国的社会运动都在走向乡土社会，在亚洲就要把原住民社会的根留住。
后来，新世纪乡建的这套解释介绍到了欧洲，我们与英国的舒马赫学院合作，与欧洲“转型城镇”运动合作，此外还跟具有改良性质的世界各国社会运动合作，尽可能回避激进冲突，因为 21 世纪的任何激进运动都是不能长期生存的。
我们有了今天乡建培养的先知先觉的这些人，演变成了大众化的社会运动，做了十几年之后看变化很大！不管主流怎么软磨硬泡，现在强调的生态文明，已经明令取消 GDP 考核，18 大以来整个官方体系转向生态化，把2007 年在十七大上提出的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到2013 年变成发展战略。2017 年的一号文件强调绿色生产方式，及新土改政策中的土地三权分置、四至界定、经营权转让等等，主流也意识到过去的资本下乡造成了严重的环境破坏。
同期，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制度体系无论怎样先进都会受到颠覆性的影响。
现在新启的潮流是市民下乡，传统文化研究专家张孝德教授说：生态文明要搞PPP，农民结合市民。近年来乡建也有团队在搞众筹，参与众筹的是谁呢？其实主要是城市中产阶级，而不是大资本。为什么大家要用互联网呢？因为互联网天生具有大众参与上的公平性，这个工具被搞众筹及多种多样的参与方式利用起来，有利于市民下乡去和传统文化多样性、和生态资源多样性天然结合。据了解，这个过程本身恰恰不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它是相对客观的、多方参与的。
总之，人们从过去被动接受资本化转为自觉参与社会化，恰恰是否定之否定。
而大家现在之所以仍然感到困难，其实只是因为上个世纪亲资本政策的惯性还在。例如过去的政策鼓励资本下乡，有相当多的资源已经被资本名义上占有了。例如，有的投资人跟地方签一纸合同，把山区的各个流域占有了，有的是包括山地和溪流在内的一条沟都被投资人包走了。但自然资源本来是乡村社区共有的。有些投资人没有交足额的全域资源长期占有的费用，也有的并没有得到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的授权，没有客观上的合法性。因此，制度创新的领域还有相当丰富的空间。
在全球资本化走向资本全面过剩的主流趋势下，21 世纪乡村建设发展的整个过程很有意思，成千上万各色人等冥冥之中就聚到了一起，近年加入乡建研究和实践的人越来越多，会发现在这个多样性社会中的普通民众反倒不认同对抗性的激进两派。当中国这个大国率先转向生态文明的时候，沿海发达地区的地方官员会迅速学会一套话语，表述当地的生态化资源如何体现新的发展观，他们会迅速跟战略接轨， 尤其是江浙一带。接着内地也会转向生态化建设。
三、建议
很多地方下乡工作中的制度经验大同小异。大家基本上是“拿来主义”，对这十几年我们先走一步探索出的做法，各地的项目都是包装进来为我所用。
美丽乡村▲
经过了 2001 年以来 16 年的艰苦奋斗，当初参与乡建的年轻人都已人到中年，他们在第一个 10 年中一直磕磕绊绊，遭遇过相当多困难，第二个 10 年慢慢受到重视了。总之，在国家的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的引领下，各项政策正在调试，乡村建设的局面正在好转。当务之急是各地要把每一个微观的经验尽可能地描述出来。乡建骨干中，有些也能够做到见微知著，各地做具体工作的人，脑子里也有点宏观大势了。这是很重要的进步。
在做项目或对具体经验做归纳时，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个要做到的是清晰描述整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特别是把项目所涉及的不同主体在不同背景条件下的演变过程说清楚。例如，2004 年开始的农业免税，对县乡村三级治理影响巨大，超过了具体当事人的反应能力。又如，2005 年开始的新农村建设的国债投资 12 年来史无前例地高达十几万亿，造成任何经济主体下乡都可能有巨大的“搭便车收益”——这是当前成千上万下乡创业和创新的人们真正意义的利润来源……
第二个要做到的是顶天立地，要跟的生态文明战略调整的需求结合。我们搞乡村建设 16 年了， 之所以能够在非常复杂艰苦的环境当中生存至今，就因为所有做法都穿靴戴帽，无论哪一任领导，只要有一个表述对三农而言是相对积极的，一定都要被我们拿过来放在帽子上，如同帽徽上有一个闪闪的红星， 永远符合的这一部分政策要求，穿靴戴帽才能够做到顶天立地。
第三个要求就是要更注意国际化。在推进国际化的过程当中，特别要强调自主性、引领性，坚持以我为主，才能够把穿靴戴帽的、政策配合的具体做法，变成更为积极的符合海外话语逻辑的解释，那就能够把多种积极因素包装到我们的工作中来。事实上，这个世界将会看到原住民社会的亚洲大陆如何在传统文化、在乡土社会资源的多元性、人文多样性的有机结合中，形成对21 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引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