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施效狂
作者 :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译者：小林家的龙女仆
每当一个落后国家火急火燎地要开始现代化，他们可笑的蛮横，作态，自负，厚颜以及蔑视的种种态度，总是让我们觉得不可理喻。他们的求速之心是弱者急切的渴望，渴望力量与地位，又想这一切来得轻松。
hhh直到现在，一个落后国家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西方化——把植根于西欧和美国的习惯，方法，精神移植过来。这意味着快速的现代化首先是一个模仿的过程，这不禁让人浮想，是不是“模仿”本身具备什么性质，给这种快速的现代化带来激烈的震荡。
hhh跟一般人想的相反，先进模仿落后要来的更容易。落后的弱者会把对先进的模仿视作因自身有缺陷而不得不屈服。在敞开心扉拥抱世界之前，他们必须摆脱低人一等的感觉，向世界展示实力。在历史中常常是征服者乐意向被征服者学习。托克维尔写道，落后者“会拿起武器前来取得知识，但如果有人扮作老师来教他，他就拒绝接受”。所以每当一个落后国家火急火燎地要开始现代化，他们可笑的蛮横，作态，自负，厚颜以及蔑视的种种态度，总是让我们觉得不可理喻。他们的求速之心是弱者急切的渴望，渴望力量与地位，又想这一切来得轻松。
预言美俄将各自主宰半个世界的托克维尔
hhh苏联在一个相对很短的时间里摆脱了落后，给广大渴求现代化的落后国家作出了示范。康米主义对落后国家的魅力，更关键的还在于军事化的动员力量。康米政权能不能给芸芸众生注入长久的工作意愿，这一点还存在疑问，但显然它能把一群落后人口变成有效的军队，并赋予狂热的战斗意志。西方民主国家，就很难在一群痛感自身落后与劣等的人民中激发骄傲，热情，与自我牺牲的精神。基督教与民主未能在亚洲与非洲生根发芽，因为不能发挥使弱者变强的作用 。（伊斯兰具备这种力量，它在亚洲和非洲传布广泛。甚至在此时此刻，仍然在非洲中心地区赢得信徒。人们不禁会想，如果伊斯兰的传教士把宗教布道与技术知识结合——伊斯兰化与工业化——它会跃进至何处？）西方的另外两个礼物，民族主义与工业化，就能发挥这种作用，受到广大落后地区的喜爱。当耶稣会士首次来到中国拯救灵魂，皇帝要求他们铸造大炮，训练炮兵，尤其耐人寻味。
利玛窦与汤若望
hhh理解这种模仿，就能理解为什么落后国家的西方化经常同时滋养着对西方的强烈敌意。那些变得像我们的人不一定爱我们。模仿过程中固有的自卑感孕育着憎恨。模仿者的冲动是战胜他们模仿的对象——赶上他，将之甩在身后，最后彻底消灭。先消灭再模仿在历史中也经常出现，我们会心平气和，当我们效仿的是一个已经被打败或死去的对象。
hhh如果模仿者全心全意地认同他们的榜样，模仿就可以几乎免除这种憎恨。不幸的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西化浪潮中，有太多因素阻碍着这种认同：仍未淡去的殖民记忆，肤色界限，历史经历的差异，生活水平的鸿沟，还有落后国家人数甚少的受教育阶层的恐惧，他们害怕民主和自由企业的到来会剥夺他们天生的统治权——所有这些因素构成一种对西方怀疑且敌视的态度。
晚清湖南排外宣传画——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之《打鬼烧书图》
hhh如果有什么能让我们觉得，我们的模仿是在走向模仿对象的对立面，这种模仿就会畅通无阻，而这一点不太为人们注意。一种宗教或文明最容易通过她的异端后代们传播到异域，这些异端后代是她们母体的反抗者与挑战者。各种异端派别经常充当传播思想、生活方式的载体。印度影响远东世界，通过一个她自己排斥的异端（佛教），犹太教影响整个世界，通过一个她自己排斥的异端（基督教）。基督教在她成为罗马帝国官方宗教以后，也是通过各种异端教派，传播到希腊罗马以外的地区。聂斯托利派是闪族人，雅各比派是埃及人，多纳特斯派是柏柏尔人。如果康米主义能够充当传播西方文明的载体，部分原因在于他是一个西方的，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异端，而本身又为西方所排斥。
康米国际宣传画
hhh既然我把康米主义称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异端，不妨简短地探讨一下异端的本质与起源。一个异端只能从一个充满活力的母体中发芽。一个衰弱的系统产生了她的异端，又被该异端取代，这样的例子几乎不存在。在基督教诞生之初，犹太教的战斗精神昂扬勃发，而且基督教是其几个异端之一。基督教在青春成长期和后来在西方的强势上升期，也不断孕育着异端教派。宗教狂热时期不仅产生了圣徒与殉道者，也催生了教派分裂与异端思想。当正统思想取得稳固地位，或人们不再关心信仰之争，分裂与异端就很难产生了。资本主义能产生一个如此强有力的异端，这本身就是她自身活力的证明。把康米主义称作一个基督教的异端，如汤因比及其他某些人所为，是无视基督教的现状，是误解了康米主义的真正本质。
hhh如上所述，一个异端总是丰饶与活力的副产品。一个异端是通过夸大，超额实现，追求极端来挣脱母体的。把一个东西变成它的对立面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过夸大。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joseph klausner）说耶稣“通过超额实现犹太教理想，使得他的门徒们认为这种理想是非犹太教的”；同样通过超额实现资本主义，康米主义者认为他们的理想是非资本主义的。当资本主义渐入佳境尽显本色时，我们瞥见到资本家们梦中的自己无所不能。他们在梦中拥有一个独立的城堡——一个公司国家，而不是某国的一家公司。一些资本家试图在殖民地实现这种梦想，在那里他们不受宗主国的风俗与传统的约束。但只有康米主义政权在自己的国家实现了最狂野的资本主义梦想。一个巨型的公司——康米党——拥有整个国家。它不仅占有每一寸土地，每一家工厂，而且统治着着每一个男人、女人、小孩的身体与灵魂。这个超级资本主义公司的目标是把被俘的人民变成各个车间的技工，是重塑他们的灵魂，好让他们甘愿从日出劳累至日落，对仅仅是活着心存感激，然后祝福他们的主人。这样的“公司国家”自然渴望把自己变为一家控股公司，持有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老大哥在看着你”
hhh就算一个康米主义政权完全摆托了斯大林主义的残酷，它仍然可以被视作超额实现资本主义的一个尝试。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中，老板浅薄的动机，工人的固执难御，消费者的变幻无常共同妨碍着生产过程。抵消这些妨碍因素要耗费很大的能量与物质。康米主义，一举扫除了这些难以驯服的老板，工人，消费者。它把生产视作神圣不容干扰。
hhh最后，当它努力把资本主义从资本家手里分离出来，康米主义在重复一个为其他异端所遵循的模式。基督徒异端把犹太教从犹太人那里分离出来，新教徒异端把天主教从她的等级制度中分离出来。别忘了喀琅施塔得起义的口号，我们可以畅想未来，一个最后的康米主义异端的口号将会是：“没有康米党的康米主义”。
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1902-1983）7岁失明，15岁复明，父母早逝，靠自学成就学问。长年从事码头搬运工作，1964年成为加州伯克利大学高级研究员后，仍未离开码头，被称为“码头工人哲学家”。1982年获里根总统颁赠总统自由奖章，生平著作超过10部，包括《狂热分子》、《变迁的磨难》、《我们时代的脾性》等，曾多次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hhh意识到快速现代化本质上是一个模仿过程，我们就不仅能够理解落后国家的喧嚣动荡，还能估计目前这些模仿成果的可持续性。当注意到不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条件，较之机器时代之初的欧洲与美国，差异巨大，我们自然会好奇这种模仿真的可行吗？但是，如果我们记得我们观察的模仿是一种协同一致的行动，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有利于创造的条件并不一定有利于模仿。一方面，创造多多少少需要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个体能有自己的小天地，跟随各种直觉与猜想，独立承担风险。另一方面，严密的组织，一致的行动，能促进快速模仿。个体在紧密的团体中比起依靠自己时更倾向于模仿他人。一元化的个体缺乏一个鲜明的自我，像儿童的心灵缺乏能够对抗外界各式各样影响入侵的守卫。这里出现了一种悖论，快速现代化需要社会结构的原始化。在落后国家追赶西方的赛跑中，他们的集体主义偏好更可能是一种助力而非阻力。
本文选自《The Ordeal of Change》，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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