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炳奎传略
吕炳奎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长者，他经历了壮丽而又坎坷的人生历程，在为新中国中医事业的奋斗中，光明磊落，刚直不阿，忠心耿耿，矢志不移，赢得了人们的敬重。新闻界的朋友曾以“中医信赖的带头人”、“中医司令”、“中医泰斗”、“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为题记述他的品德与业绩。他的名字享誉海内外。
吕炳奎先生1914年1月3日生于江苏省嘉定县望仙桥乡，出身农家；幼年染病垂危之际，幸遇走方郎中救治，从此立志学医，以冀解人之难，遂拜嘉定名医汪志仁为师；20岁起，挂牌应诊，诊务繁忙，医名颇佳。
他从少年时代就喜欢读报，了解国家大事，“九一八”事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行为极为愤慨，对抗日英雄非常崇拜，心底扎下了爱国思想。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作为一名成名的开业中医，当开本军国主义侵占上海、嘉定沦陷、处于危亡的时刻，毫不迟疑地抛开已有的地位、名望和丰厚的收八，毅然投笔从戎，组织并率领抗日地方武装，参加了中日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斗争，接受如火如荼的战斗洗礼。正是在这一思想支配下，当新中国初创时期，作为身居高位的职业革命者，毫不迟疑地抛开已有的地位、名望、待遇及从政的个人前途，毅然重返医门，组织、率领江苏省中医组建全国第一所中医院和中医师资进修学校，组织编写出第一部中医教科书；之后，在卫生部任中医司长期间，又为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推动中医工作，同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即使在离休后，仍继续为中医后继人才的培养及中医学术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本文仅就吕炳奎先生一生中的几个主要片断加以介绍，
一、戎马郎中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接着进犯上海，11月ll日上海失守，11月14日嘉定沦陷。嘉定境内先遭败军的骚扰，复遭日本侵略军的烧杀，满目凄凉，民不聊生，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家住杨甸、在外冈镇开业应诊的中医吕炳奎，面对国仇家恨与父老乡亲的苦难，对日伪、匪顽切齿痛恨，为了爱国抗日、保卫家乡，以行医防身为由，先后购买了10多支枪，于1938年春节后，在抗战前夕杨甸乡壮丁训练小分队的基础上。建立了“扬甸民众自卫队”。这个自发组织起米的不脱产的群众武装的领导人就是吕炳奎。群众武装组织起来后，很快显示了威力。1938年清明节前，四五个土匪窜到杨甸敲诈农民，群众武装把他们打跑了。群众武装还深入到朱家桥镇，捉拿做尽坏事的汉奸徐朴民、刘世民并就地枪决。这一除暴安民的行动，在上海近郊影响很大，一时盛传“嘉定城外出了一支真正抗日锄奸的游击队”。
“杨甸民众自卫队”一身正气，是与吕炳奎的爱国心、正义感分不开的。吕炳奎身为有名望的乡村郎中，和四方村民有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和社会上的三教九流有广泛的接触。处在抗战初期的乱世之秋，有些当初的朋友爬上国府要员的宝座，有些当丁伪军军官，有些成为土匪头目。在和这些人周旋中，吕炳奎识破了他们，进而痛恨他们，反对他们。日、伪、顽把吕炳奎看成眼中钉，一面扫荡、袭击、暗算，一面拉拢、劝降，但都没有使吕炳奎胆怯、动摇。
吕炳奎的好友陆铁华，向他的老同学吴雪之反映了外冈方面的情况。吴是一位老共产党员(建国后曾任商业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其时，江苏省委也正在关注着吕炳奎这支部队。1938年9月初，党员邱生凡受党的委托与吕炳奎会面。吕炳奎向邱生凡详细介绍了杨甸地区的群众武装隋况，向邱谈了嘉定地区日伪、匪顽方面的情况，认为只有扩大真正的抗日力量。外冈地区的抗日斗争才有希望，邱生凡向吕炳奎谈了抗战形势、任务与共产党的主张，同意吕炳奎扩大抗日武装的计划。邱生凡回上海向汇报了吕的部队情况，并动员上海难民收容所的青年前去参加部队。为了提高吕炳奎的阶级觉悟与思想认识，安排吕炳奎去上海参观当时有“孤岛上的解放区”之称的、由我党主办的难民收容所。
1938年10月初，根据江苏省委关于“注意隐蔽，稳步发展”的指示，虽是的部队编号，实际上在吕炳奎、邱生凡领导下的这支队伍，已成为党领导的一支独立的抗日人民武装。l939年1月，这支部队烧毁日本军用飞机，伏击日军运输汽车，剪断军用电线，截击日军汽艇，同时，进行一连串铲除汉奸、土匪的活动，处决了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徐小根，枪决了阴谋诱降的伪科长秦冕才。匪徒及伪职人员受到很大震动，当地民众一受到很大鼓舞。
1939年4月，第三战区对江南新四军一面“划地为牢”，一面强令担任阵地防御，妄图“借刀杀人”。陈毅军长部署新四军六团东进作战，六团为了防止顽固派捣乱破坏，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番号(简称“江抗”)，独立自主地扩大抗日力量相机创建根据地，成立了以叶飞为书记的东路工作。1939年7月7日吕、邱率部与“江抗”汇合，歼灭暗中投降日军的许雷生部队。7月20日吕炳奎在青浦加入。7月21日配合叶飞全歼邓敬烈匪部一千余人。7月24日经过整编，外冈游击队加入主力部队，编为“江抗”三路三支队，吕炳奎任支队长，邱生凡任支队政治处主任。从此，吕炳奎作为新四军的一员，指挥部队参加过多次抗日战斗。
从1939年8月至1945年8月，在抗日战争期间，吕炳奎先后担任过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第三支队队长、嘉定县委委员、江抗东路第二纵队第三支队副队长、第二纵队组织股长、青昆中心县委委员兼军事部副部长、凇沪游击纵队主任、路南地委委员兼军事部长、浙东军政分委书记、新四军浙东纵队四支队政治委员、浙东三东地委书记、三东地区特派员、浙东海防大队政委、三北地委委员、浙东江防处主任、浙东三北工商管理局局长兼三北税务局局长、浙东财委委员及浙东银行襄理、浙东工商管理局监委兼浙东盐务管理局局长、海防大队政委等职。
从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在解放战争期间，吕炳奎先后担任过海上抢运书记、苏北海防纵队副政委兼主任、鸿济公司总经理、华中海上工作书记兼华中海防纵队政委、江南工委副书记兼海防纵队政委、松江地委常委兼副专员等职。
一位热血郎中，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在家乡父老苦难之时，在上海近郊、紧靠嘉定县城的外冈地区，组织与率领抗日武装，几经安危，历尽艰险，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强化治安计划，粉碎了松沪地区“曲线救国”的投敌阴谋。吕炳奎走过的革命道路，谱写的壮丽人生，是共产党教育和家乡人民哺育的结果，也是中医界崇尚医德、舍身取义的光辉典范。
二、铺路基石 1951年至1954年，吕炳奎担任苏南区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1953年初，江苏邀请几十位专家到家里过除夕，席间，向专家们谈及中医问题。提出要创办一所中医院、一所中医学院，并说吕炳奎副部长抗战前是一位中医，在嘉定地区很有名，要他来负责组建中医院、中医学院，请他当院长，专家们一致赞成。吕炳奎当即表示愿重操医业，一辈子为中医事业奋斗。
1954年3月，吕炳奎以省委统战部与省卫生厅的名义召开了江苏省第一次中医代表座谈会。应邀参加会议的中医专家有邹云翔(肾病专家)、承淡安(针灸专家)、曹鸣皋(内科专家)、叶橘泉(中药学家)等70余名。开幕式在礼堂举行，时值上海市长陈毅到南京视察，还在开幕式上讲了话。陈毅市长及省委省府负责人还参加了省交际处举行的宴会。会议举行得非常隆重，许多老中医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次会是全国的第一家，会后向作了报告，各省市也陆续举行了同样的会议。
会议之后，吕炳奎与卫生厅一起派人选择院址，确定省中医院按300张床位的规模筹办，这在当时来说是很有气魄的决定。当年秋，吕炳奎调到卫生厅任厅长兼，他坚持在医院动工基建的同时，先维修旧房，开设门诊，郜云翔、曹鸣皋、叶橘泉、周筱斋等十几位名老中医都参加了门诊部的工作。成立中医学院的事，因为没有校舍、师资、教材，一时无法解决，改为先利用原来卫生厅办的中医进修学校(是中医进修西医的)为基础，首先要各市县选派水平高的、30岁左右的青年中医参加中医师资进修班，采取老师教、学生互教、师生互教等形式培养中医师资。经过学习，提高了理论水平和临床水平，以集体讨论形式编写了各科教材。经过两年多时间，共培养了200余名各科师资，编写出版了27种教材，培养了中医课堂教学的经验。如果有人问，新中国中医教育起步最早、功劳最大的是哪一家？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当首屈一指。后来成立的中医学院，基本上是借鉴这里的教材和教学经验，有些中医学院专科老师还是从这里调去补充的，尤其是支援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师竟达四十位之多，他们大都成了全国一流的中医专家，如董建华、程莘农、杨甲三、王绵之、颜正华、刘弼臣、印会河、王玉川、姜揖君、施汉章、金起风、江振济、孔光一、陈佑邦等。吕炳奎在江苏省工作期间，为成立南京中医学院创造了办学的基本条件。
三、忠诚卫士 1956年9月13日，吕炳奎先生奉命担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之职，为了配合西医学习中医班教学工作的需要，他提出组织编写《中医学概论》的建议，要求从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相结合的角度，通俗易懂地阐明中医理论体系。这个想法得到郭子化副部长的赞同后，立即通知由昆同志(江苏省中医师资进修学校副校长)带几位教师到北京详谈。大约在1958年夏秋之间，《中医学概论》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对当时的西学中教学工作和普及中医药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本书至今一版再版，为读者所欢迎。
1956年9月15日晚，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和中医司副司长何高民到住所看望吕炳奎，谈了一些工作情况。也谈了中医司司长缺职的情况。吕炳奎意识到将要肩负的重任，向徐运北副部长表态说：“徐部长，我来这里不是为了当官，而是为了中医事业。我是中医，一定为中医讲话，为中医事业工作，这就是我的决心。”为中医讲话，为中医事业工作，这铿锵有力的表态，是吕炳奎发自肺腑的誓言。凡是丁解吕炳奎为中医事业而遭到厄运的人，都应该知道，履行这一誓言所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吕炳奎上任时的中医司有干部37人。卫生部有三位老中医当顾问，即秦伯未、章次公、沈德建，中医司科长中有李重人、龚志贤、魏龙骧等，以及路志正、何高民同志，其他同志都是卫生行政干部。是时，在卫生部大院内充满歧视、排斥中医的气氛，中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中医司有的同志觉得低人一等，挺不起腰，抬不起头。吕炳奎却对司里的同志讲：“你们要抬起头走路，他们看不起中医，是奴才相的表现，你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你呢。中医工作和其他卫生工作是平等的。”
吕炳奎上任后碰到的第一件难事，莫过于北京中医学院建院初期遇到的难题。北京中医学院筹建工作条件很差，连学生的碗筷都设有准备，入学后引起学生很大反感。校址只借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的层楼，开学时还未派出院长等主要干部，临时将中医司副司长陈育民调去当院长。8月24日陈育民到学院时，只有余无言、栾志仁两位教师。9月1日开学时，打了上课铃学生进课堂，却没有教师去，陈育民急中生智，自己走上讲台，讲中医政策。由于学院无教师、无教材，学生向卫生部提意见，向周总理告状。学生“闹事”，卫生部主管部门医教司经过半年周旋，仍无法解决办学的基本条件。这时，吕炳奎主动提议，南京方面有房子、教师、教材，暂时迁至南京。这个意见得到卫生部、中宣部、文教办的同意。吕炳奎带了三封介绍信直奔南京，向江苏省委求援。消息传到北京老中医的耳中，他们马上向周总理报告：北京中医学院不应该南迁，也不同意南迁。总理得知后，批评说：“首都办不成一所中医学院，这不是笑话了!”亲自责成副秘书长齐燕铭处理此事。
齐燕铭提出了把北京市东城区海运仓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院让给北京中医学院，卫生部交400万元为人民大学在西郊扩建校舍。院址解决了，但北京中医学院的师资、教材仍无办法。吕炳奎又奔赴江苏省求援，求得教师40名并带全部自编教材，使北京中医学院的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在短短的三四年中，南京、北京、成都、上海、广州等中医学院都先后举办进修班，如北京的《内经》班，南京的温病、针灸班，成都的《伤寒》班，培养师资，向全国推广南京的教学经验。到1960年初，全国各中医学院的师资队伍已经形成，为新中国的中医教育奠定了基础。
1962年底．北京、上海、成都、广州4所中医学院第一届毕业生走上工作岗位。北京中医学院总结6年的办学经验，评估教学质量，几位老教师认为，毕业生的中医理论基础不够，运用中医理绝指导临床的水平不够，建议加强中医课的分量，增加中医课的教学时数。任应秋、李重人、陈慎吾、于道济、秦伯未等5位老教帅上书卫生部，拟出了加强中医课程、提高教学质量的意见书，吕炳奎作了修改后，交给徐运北同志(徐表示同意)，这就是著名的“五老上书”。在“文革”那个狂乱的年代，把“五老上书”当做毒草加以批判，把吕炳奎及5位老教师当做牛鬼蛇神加以批斗。本已为革命受伤致残的吕炳奎，此时竟被“造反派”又打断两根肋骨，关进了“牛棚”。
1962年，国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经济非常困难，教育系统大精简，高等院校要砍掉40％，只留500所。因此，卫生部教育司提出23所中医学院，只留5所老校，即南京、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虽然南京于1958年才挂上学院牌子，但因中医教学以南京为先导，因此，把南京排在老校之内。为教育系统大精简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文办主任林枫的主持下开了40多天，中医司与教育司协商多次，迫于当时形势，不砍掉几所中医学院是不行的，教育司同意中医司保留12所的意见。又过了10多天，得不到会议消息，吕炳奎心急如焚，就在会议结束尚未定案之前，文教办梁济民同志(原卫生部干部)打电话，告诉吕炳奎会议要结束，明天周总理讲话，后天林枫作总结，中医学院只留5所，砍掉18所。吕炳奎先生听后非常震惊，认为这是错误地对待党的中医政策，于是立即给周总理写信，恳请徐运北同志亲手交给周总理。第二天，徐运北同志果然把信交给周总理，并顺便淡了一句：“中医学院问题，中医司不同意砍掉10多所。”等到讲话结束时，周总理专门谈了一句话：“中医学院问题再考虑。”第二天林枫主任作会议总结时，最后提了句：“中医学院不动。”就这样，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高校大精简中，原有的23所中医学院全部保留下来，这是吕炳奎的意见得到周总理支持的结果。后来，河南洛阳正骨学院和河北中医学院因省里坚持而下马．所以，实际上保留了21所。
中医学院保留下来后，吕炳奎先生为提高教学质量，提出了修改教学大纲的建议。1962年10月初，研究了编写二版中医教材的计划，安排1963年分批审稿，l964年出齐。1964年秋季开始使用二版教材。不久，“文革”开始了，二版教材停用，但二版教材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中医学院师生及广大读者至今仍在称赞二版教材，井把它当做重要的教学参考书。
吕炳奎对西医学习中医工作给予热情的支持，1958年第一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毕业时。为了总结经验，中医司会同中宣部体卫处、文办文卫处，经过三个多月的讨论修改，1958年9月25日，“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班情况成绩和经验”以卫生部党组名义向报告。毛泽东主席10月11日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卫生部的这个报告，正是由吕炳奎先生主持起草的。在批示精神的鼓舞下，二年制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在武汉、上海、广州、成都等地相继举办，为我国中西医结合的工作培养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吕炳奎先生对中医带徒弟的传统十分重视。从1955年到1960年，全国大约有5万名中医徒弟。为解决徒弟出师后的工作问题，中医司每年做带徒弟计划上报卫生部，但始终没有被列入卫生人员培养指标之内，因此，中医徒弟结业后不能分配工作，又不准自己开业，长期按学徒待遇。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吕炳奎先生多次据理力争，一直未得到卫生部领导的支持，直到]983年8月3日卫生部关于“进一步解决学徒出师的中医药人员和西学中人员职称问题的通知”下发后，此类问题才得以基本解决。
四、中流砥柱 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中医药界遭受到严重摧残。老中医大多被定为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中医学院被拆并，搞垮了中医医疗、教学、科研队伍，中医工作濒于毁灭的边缘。“四人帮”强制推行：“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唯一道路”。就是说中医已不能独立存在和发展了。“文革”一开始，卫生部中医司就被取消，“文革”中成立的中西医结合办公室，只搞中西结合，不搞中医工作整整八年。
1976年“四人帮”垮台，中医百废待兴。1977年才调吕炳奎接管中西医结合办公室工作。吕炳奎先生复职后，首先是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起草了一份关于对中医工作的认识和建议的书面材料，准备向报告，当时许多记者支持并由新华社发了“动态”，直送委员。看到清样，即召集卫生部正副部长到开会。领导同志说，关于中医药问题，吕炳奎的意见很好，你们根据这个意见，写个报告，批示转发。这就是关于中医工作的1978年(56)号文件的来历。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启发了人们的思想。吕炳奎先生反复考虑中医工作之所以困难的癥结所在，除了思想认识问题以外，在方针政策上有没有问题?他逐渐察觉到，以往“西医学习中医是关键”的提法，有否定中医学自身发展规律及其能动作用的偏向，贬低了中医的学术地位，也挫伤了中医的积极性。以往“中西医结合创造统一的新医学”的提法，忽视现代医学与中医学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的客观性，在理论上尚未能结台的情况下，必然是以西医理论检验中医、改造中医，中医得不到发展，中西医结合也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从而，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现阶段，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支力量同时各自独立发展是正确的方向。经过多次讨论，卫生部党组明确了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
1979年10月的一天，陈慕华副总理约卫生部王伟副部长和吕炳奎、胡熙明到开会，请胡乔木同志谈创造新医学派问题。乔木同志说，“关于学派，古今中外，都是自然形成的，最后得到社会上的公认。不可能先出个题目，来创造一个学派，这是不科学的”。乔木同志的见解，是对吕炳奎意见的肯定。
1980年初，卫生部党组通过了“三支力量”的方针，并写在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的报告和文件中，但在贯彻执行中，出现了反对意见，阻力很大。卫生部党组下决心再用一年时间进行全面调查，通知全国卫生部门进行。1981年调查结束后得出的结论，还是三支力量同时发展为好。为了更好地贯彻三支力量长期并存、共同发展的方针，卫生部党组决定在1982年召开两个会议，一是全国1982年4月16日至22日在湖南省衡阳市召开的中医医院和中医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一是1982年12月29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会议。
1982年4月召开的全国中医学院和中医医院工作会议，会议地址选在湖南省衡阳市，目的是现场参观衡阳市中医院的办院经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会议强调中医教育和医疗工作要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衡阳会议是由崔月犁部长主持的，会议结束前，全国人大决定任命崔月犁为卫生部部长，吕炳奎先生在会上宣布这个消息，全场热烈鼓掌达五六分钟之久。全体代表听了会议总结，激动地跳起来，说：“中医得救了!”衡阳会议的精神，一是中医学院办成真正培养中医人才的学府，硬性确定西医课(含见习)不得超过500学时；二是中医医院必须办成体现中医优势和中医特色的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
1982年12月29日在石家庄召开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会议，会议地址选在河北省石家庄市。这次会议集中讨论中西医结合的具体措施，强调中西医结合工作尚在探索阶段，但按一支力量来对待，中西结合医和中医、西医是平等的。强调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开展，是在中医、西医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医和西医的水平越高，团结合作越好，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基础也就越可靠，越能多出成果。强调认真解决中西医结合基地的队伍建设。
人们认为，经过衡阳、石家庄两次会议对中医、中西医结合工作的讨论和安排，可望开创一个新局面，取得更大的成就。吕炳奎先生企盼着这个新局面的真正到来。
五、千里壮志 衡阳会议结束不久，吕炳奎先生由于年事关系离休了。他还没有来得及主持全国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竟有人歪曲衡阳会议精神，进而攻击组织者吕炳奎。吕炳奎先生每谈及此事，都感概万分地说：“由于三支力量的方针被取消，中医教育、中医医院在中西医结合的路上爬行，中医理论体系在消失，中医疗效在下降，老中医感到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局面难以扭转，都不愿多说话了。”面对这种状况，吕炳奎先生即致力于推进民办中医事业的发展，他和崔月犁同志等一道，创办“中国民间中医药研究开发协会”，创办“光明中医函授大学”。
1984年底，当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在全国政协礼堂宣布成立之时，得到了全国各省、自治医和直辖市名老中医的拥护。他们纷纷主动要求在当地成立光明中医函授大学分校(或辅导站)，在短短的二三年，各地相继建立了分校34所。吕炳奎先生以函大校长的名义聘请各地名老中医任分校校长，如张琪(黑龙江)、刘冠军(吉林)、史常永(辽宁)、王士相(已故，天津)、刘渡舟、赵绍琴、曹希平(北京)、桑林(已故，河北)、张海岑(已故，河南)、刘炳凡(湖南)……。光明中医函授大学以坚持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临床的办学方针，以寓医理于临床的教学思想，以造就一代既明医理又能治病的临床中医师为培养目标，吸引了大批酷爱中医者入学。到1992年底，中医专业已有2万多名毕业生，骨伤专业已有5000多名毕业生。吕炳奎先生寄希望于他们，寄希望于青年中医，希望在10年之后从他们中间能出现一批名中医，以继承全国名老中医为之献身的中医事业。
吕炳奎先生目前正在为筹办民办的光明中医大学而努力。我们相信，以吕炳奎先生的威望和影响，在中医同道和海内外友人的支持下，由他亲手创立民办中医大学的愿望一定会实现。让我们预祝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现已耄耋之年的吕炳奎先生，思维敏捷，壮心不已，他的生命是属于中医事业的。最近，他亲笔写下如下这段话：“我认为，从50年代起，、周总理、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对中医药学的继承和发扬作过许多次正确指示，我们坚决执行，获得显著成绩。十年浩劫中，医药事业遭到毁灭性的摧残。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中医事业写入宪法，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改变了中医依附于西医的从属地位。在这样大好的形势下，中医药工作应该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中医药事业可以振兴了，中医的水平可以提高了。”
吕炳奎走过的路，每一步都印出了为真理而奋斗的足迹。振兴中医大业，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巫君玉 白永波
1993年7月28日 于北京
此文原载于《新中国中医事业奠基人——吕炳奎从医六十年文集》.19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