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衰落不可避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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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凯迪

审核：喵大大编排：耕读

山西东依太行，西界黄河，北临吕梁，山河相间，是一个半封闭地理模块。

中国古代政治中心有过几次大的迁移，无论是在长安、洛阳还是北京，山西都位于帝都左右。千百年来，概莫能外。如此独特的政治地理区位，让山西时常在历史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山西全省地形

王者荣耀正当年

中国古语常言“黄河清，圣人出”。被誉为山西母亲河的汾水同样扮演者山西兴衰的晴雨表。

宋代之前汾水清澈，水量磅礴，周边植被覆盖率较今日高出许多。中国古代三位圣王唐尧、虞舜与夏禹均起于山西南部，华夏文明之光初始的华北平原彼时仍然常遭受洪水危害，而地势较高的山西无疑是早期华夏部落定居繁衍的首选之地。

▲太原晋祠唐叔虞像

从西周到两汉，政权定鼎关中，而与关中一水之隔山西无疑扮演了拱卫京师的重要地位。西周封于晋地的唐叔虞为成王之弟，随后出现的晋国则是藩屏周王室的干戈之属。汉武帝在位期间于汾水得宝鼎（改年号为元鼎），又在河东郡汾阴建后土祠奉祭地神，并重用河东卫家为后宫与亲将之首。终西汉一世，名臣宿将多出于河东。文有暴胜之、闳儒、霍光、尹翁归、周阳由，武则卫青、霍去病、周亚夫、曹襄、郅都，都为河东人。谓三河之地（河内、河南、河东），河东为盛。

▲西汉时期的河东郡

魏晋之后，山西因毗邻边境，民风悍勇，名将辈出，且临汾盆地与运城盆地所处的下游冲击平原土地肥沃，水利灌溉发达，早在汉代就已经是“可得谷二百万”的重要农垦区，而关中地区历经战火洗礼，逐渐丧失独制西北而统御东南的能力，军事与经济条件优越的山西已然成为争雄天下的战略基地所在。起兵山西，进据两京，成为了彼时争霸天下的捷径。匈奴刘渊与拓跋鲜卑皆兴于山西，李唐也是由晋阳起兵而定鼎关中。五代时期三位开国皇帝：后唐李存勖、后晋石敬瑭、后汉刘知远，皆是以山西为根据地，积蓄实力，逐鹿中原，最终得窥帝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山西是处在古代中国政治地缘的黄金时期，实力雄厚的山西俨然是中原皇室的龙兴福地。

▲李渊起兵过程

水浑地稠人何往

到隋唐时期，汾水还有“曲浦腾烟雾，深浪骇惊蛎”的记载，唐朝中期还有大批粮食“自太原仓浮于渭，以实关中，谓之北运”。宋元之后，山西地区的自然环境开始逐渐恶化，由于都城的迁移和宋初多次引汾河与晋水灌太原，人为地破坏了汾河在太原段的堤防。

因之，汾河航运急剧低落，长时期内没有漕运的记载，北宋大中祥年间又曾经大量采伐吕梁一带的树木营造宫殿，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曾经清澈宽阔的汾水逐渐浑浊，流量锐减。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山西沟通华北与关中的交通地理优势失去了利用价值，曾经连接北方经济动脉的山西，经济地位日益丧失。

在金、元、明三朝后，山西转而成为了掩护紧邻前线之帝都（北京）的军事要塞。

▲现存洪洞大槐树

明朝山西各地的人口并没有因为明初大槐树移民的迁出而减少，反而继续了金元以来人口膨胀的趋势，明初山西人口数量为四百余万，而到崇祯年间则达到九百万左右。大量的人口迁出反向刺激了人口的增殖，成化年间的山西已经变为人口输入大省。

大量的人口繁衍造成了汾河中上游地区的垦殖拓荒现象不断加剧，朱元璋定下的“九边屯垦”（包括严密的长城防御体系）策略又在山西本来负重累累的人口基数上撒了一把盐。久而久之，山西地区曾经的青山绿水变成了片片耕田，而山西人得到的却不是金山银山，而是汾河水量的日益缩减与浑浊。

于是，山西人终于走上了“恶性循环”的粗犷开发路线。

▲被明长城环绕的山西

山峦环绕的山西终究抵不过井喷式增长的人口与日益恶劣的环境，再加上北方的蒙古人频繁南下抢掠，山西的生存环境愈加恶劣。正是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境地下，才有一群种地吃不饱饭的庄稼汉走上了买卖的道路，这便诞生了后来举世闻名的晋商。

在明朝北方边界吃紧时，聪明的山西人利用实行的开中法与紧邻边界的优势，输粟入边，得到盐引，从而获得了“官方资源”，并运用粮船帮载运食盐在内各种货物，沿江河及海交易。而一旦北方边境平稳开放互市，晋商就用内地贸易所得的货物用骆驼运输与草原民族进行贸易。

▲骆驼行商

清朝统一中国之后，草原与中原之地再无商业隔阂，晋商的骆驼商队行走于内外蒙古、我国东北、西北以及俄国莫斯科，从而形成我国至欧洲的国际商路，使得早已衰落的路上丝绸之路重新焕发生机。

1729年清与俄国签订了《中俄恰克图互市界约》，而恰克图贸易者“强半皆山西商人”，他们主要经营烟、茶、绸，这些货物均产于我国南方如福建、浙江、湖北等省，山西商人居中长途贩运，形成了周流天下的“商业帝国”景象。

然而，在晋商风光无限的背后，是山西人刀尖上挣钱的险恶，是穷乡僻壤下被逼出的无奈。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南移，曾经可以作为王霸之资称雄天下的沃土，到此时却只能是商贾之人置地建庄，求田问舍的故乡所居而已。

▲晋商茶道

回光返照：最后的黑金

鸦片战争之后，晋商的传统行商经营模式遭受到西方资本的冲击。价格低廉的工业产品不仅免缴清繁重的关税，也直接瓦解了山西人赖以生存的的根本-资源和官场，晋商所有光芒万丈的背后的无非是运城那巨大的盐池，这也是山西商人借以发家的根本，近代工业革命制造的廉价工业产品打破了晋商“单吃资源，投机倒把”的传统商业套路。

向来以“官商勾结”闻名的晋商靠着“红顶戴“”可以经营水陆商业，却无法在近代以来西方主导的海上贸易线路上立足。最后，具有浓重“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山西商帮并没有兴趣在新式工业中进行转型与扩大经营，反而醉心于风光无限的“宅府大院”之中，在对封建皇权尊贵气派的追忆中走向没落。

▲今日的运城盐池

随着晋商的没落，没有东南江海之利的山西人亟待寻找新的发展模式，在清末兴办实业的浪潮中，当时的山西人刘懋赏、冯济川于1906年经清农工商部批准立案，设本号于阳泉，设山西保晋矿务公司于太原海子边。

在大同、晋城、石家庄、保定、京师(北京)等处设立分公司或分销处，统一经营全省的煤矿开采销售事业，同一时期石太铁路与同蒲铁路的修筑又贯通了山西的内外交通动脉。彼时的山西，仿佛抓住了煤炭这一救命的稻草，希望借此挽救山西的颓势。

▲山西保晋矿务有限公司股票

辛亥革命之后的山西是“阎老西”的独角戏，这位山西籍的青年军官从28岁参加太原起义成为都督到66岁离开山西逃往台湾，在波云诡谲的中国政坛上独霸山西38年之久。

阎氏利用山西封闭的地理环境左右逢源，发展自身势力。他利用德国的先进生产技术改良山西地区的煤炭等重工业部门，并修筑了与其他省不同的窄轨铁路，实行独特的“保境安民”政策。阎锡山时期的山西初步以煤炭为核心建立了自己的重工业底子，似乎重新走上了振兴的轨道。

▲山西太原的阎锡山一家

新时代的辉煌与黯淡

解放以来，山西地区的煤炭资源成为国家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基础。据有关数据显示，山西地区的探明煤炭储量已经接近2500亿吨，占全国总数的27%，再加上山西煤炭品种丰富且品质优良，建国以来国家先后在大同、西山、阳泉、汾西等七个地区设立了矿务局。

上世纪90年代时，山西地区外运煤炭总量占全国的3/4之多，供应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甚至出口到中亚与朝鲜、日本等地，在为全国人民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能源的同时，也为国家创造了大量财政收入与外汇收入。

▲遍地是煤的山西“大帝”

长时间的资源开采型经济模式使得整个山西在成为了建国后人们眼中的“黑金之省”，可以说山西在20世纪后半叶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发展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

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确立，早期粗犷经营的弊端在自由资本的利益驱使下被无限放大，奋战在矿井中的山西工人们一度成为小煤窑暴利的受害者。

虽然在国家的大力整治下，不法黑煤窑已被基本取缔，但是随之而来的新能源时代依旧让整个煤炭行业在21世纪遭遇了寒潮，煤炭价格出现国际性下行，同时山西当地的煤炭工业在环保与节能领域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长期的粗犷经营模式让山西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雪上加霜，水资源的污染与地面下陷等自然危机成为了困扰当地的心头大患。

更为危险的是，今天的山西也在面临着无煤可挖的窘境。

▲山西长治苯胺泄漏事件

▲山西太原市地陷（疑煤炭开采导致）

▲国际煤炭价格走势

就如曾经被大力宣扬的“吕梁速度”是山西煤炭辉煌的象征。这个城市曾经在本世纪前十年领跑山西省GDP增速排行榜，而就在2015年，这座城市过山车式地跌落成为山西垫底，其原因就是简单的一点：煤炭储量告罄。这样因为煤炭资源枯竭而产生经济“危机”的案例只是山西的一个缩影。

据《华夏时报》日前报道，在山西省的119个县中，有103个县因地方财政困难发不了工资。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刘尚希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山西9个市、86个县级财政出现负增长，50个县收入降幅达到20%。

▲煤炭业工人将何去何从？

曾经让人羡慕至极的“煤老板之乡”正在遭受国际上流行的“荷兰病”的侵扰，即形式过度单一的能源依赖型经济结构在失去资源后迅速低迷。

山西所有产业结构为煤炭行业布局服务导致其他经济部门的基础十分薄弱，以至于当地十分丰富的人文与自然旅游资源的开发也滞后于全国基本水平，而其他第二产业部门发展速度更是乏善可陈。

与内部产业更新缓慢相对应的是，山西在整个中国的经济地缘中逐渐被边缘化。

海上丝绸之路的广阔前景与身居内陆的山西无缘，而陆上丝绸之路的东北与西北两线则分别从山西两侧分开，一条由西北五省延古丝绸之路伸向中亚、西亚，另一条经过河北、东北与内蒙连通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两个方向完美地避开了位于中间的山西。

随着中国高铁线路的不断铺开，陇海与京广、京沪、宝成与兰新线的连接日益成为中国交通的主动脉，而曾经作为煤炭动脉的石太铁路则逐渐淹没在了高铁的轰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