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的婚内出轨和朱梅馥的生死相随

两个人在一起，总有一个人要爱得多一些，另外一个人要爱得少一些，绝对平均的爱是没有的，而朱梅馥，刚好是爱得多的那一方。

文/晏凌羊

说起傅雷，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作为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的法文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著作。因为翻译巴尔扎克的作品翻译得丝丝入扣、惟妙惟肖，他曾被法国巴尔扎克研究会吸收为会员。

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他均显示出独特的高超的艺术鉴赏力。他写了《世界美术二十讲》等等，现在依然是美术学生的必读书目。

他翻译的《贝多芬传》和《约翰克利斯朵夫》，体现了极高的音乐艺术修养。

如果你不知道他的这些成就，那你一定看过或听说过《傅雷家书》。当时，傅雷的儿子、世界著名钢琴家傅聪留学波兰，《傅雷家书》出自这一时期傅雷与其子的书信来往中。

如今，《傅雷家书》和《曾国藩家书》一样，成为了人们追捧的育儿、教育读物。

文革期间，傅雷受到迫害。

红卫兵抄了他的家，又连续四天三夜批斗他，他遭遇了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凌辱，被搜出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

1966年9月3日凌晨，他愤而离世，在家中吞服巨量毒药，悲壮地走完了一生。他的夫人朱梅馥，亦自缢身亡。

傅雷夫妇自尽前，曾写下遗书，将存款赠予保姆，作为她失去工作后的生活费。

他们还在一个小信封里装入53.50元，写明是他们夫妻的火葬费。

朱梅馥自缢前，还在地上铺上了棉被，担心踢翻凳子的声音会打扰到邻居。

这样两个人，真的很可敬。他们那样生死相依的爱情，听来也很动容。

但真实的婚姻，哪有那么美好？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傅雷沾花惹草、婚内出轨，而他的夫人朱梅馥大度宽容甚至成全。

著名大学者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先生说：“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的折扣吧。”

这番话，已经勾勒出朱梅馥在家里的主要工作：她几乎是为了满足他的需求而存在的。

即便是在自杀的时候，傅雷也是主角。

傅雷写好了遗书，而朱梅馥给他倒好温水，看他服下致命的毒药，用身体搂着他、温暖他，陪伴着他痛苦地离开人世。足足两个小时过后，待他没有了鼻息，她轻轻地把他安放在沙发上，摆正身体，让这个才子保留了最后的尊严。

当这一切都结束，她才自缢，追随夫君而去了……

她的一生，并没有创造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但是因为她是傅雷的夫人，终为我们所熟知。

朱梅馥的原名叫朱梅福，因为她是在腊梅盛开的季节出生的。

她的父亲是个秀才，希望她一生有福气，所以给她取名梅福。

她就读过教会学校，还曾学过钢琴。

四岁时，她的父亲蒙冤入狱，母亲为其父洗刷冤屈，无暇照顾幼小的儿女，致使她的两个弟弟与一个妹妹死去。

她和傅雷是远房表亲，自小青梅竹马，互生情愫。

在双方父母的安排下，14岁的朱梅福与19岁的傅雷定亲。

之后，傅雷便到法国留学，而她便一直等待他学成归来。

然后，俗套的剧情发生了：傅雷到了浪漫之都巴黎之后，和一个法国女子谈起了恋爱。

他唯一想起这个表妹的时候，是想毁婚的时候。

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要和小表妹解除婚约，并请好友刘海粟（之前写过的旅法画家潘玉良的老师）帮他把信发出去。

可是呢？

不久以后，傅雷发现这位法国辣妹很“放荡”，而他又自觉自己的行为伤害到了小表妹而意欲自杀。

这时候，刘海栗及时赶到，跟傅雷说他根本没帮他把那封信发出去，傅雷才醒觉，决定与表妹厮守。

那封信到底有没有让表妹看到，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的是，表妹对他、对这事儿没有过半句怨言。

1932年，24岁的傅雷学成回国，与表妹朱梅馥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结婚之后，傅雷给表妹取了个法文名叫玛格丽特（即歌德《浮士德》女主角），并嫌她的原名俗气，为她改名“梅馥”。

傅雷性格霸道、暴躁，或许可以从原生家庭中找到点原因。

他4岁时丧父，是母亲一人把他养大。

一般单亲母亲会比较疼孩子，但傅雷的母亲对他可谓是非常严酷。

他小时候贪玩不爱读书，她妈妈就拿绳子把傅雷绑在桌腿上，对着父亲的灵牌，要他认罪悔过。

他温习功课开小差，他妈妈就在铜钱的方孔中塞上蜡烛头，点燃之后，贴在傅雷的肚脐眼儿上，一滴一滴的蜡烛油烫得傅雷哇哇叫，大喊“救命”。

这简直有点“容嬷嬷上身”的味道，要搁宫斗戏里，估计也是一把整人的好手。

很多父母可能都有过体罚小孩的行为，但一般人体罚，也就局限于打屁股或揪耳朵、罚站等等，能发明出这种处罚手段并付诸实践的，还真是不多见。

邻居曹家女主人听到小傅雷的惨叫，跑过来问：“少奶奶，你怎么能对孩子下手这么狠啊，你想整死他吗？”

傅雷的妈妈确实试过要把傅雷扔到河里，甚至还试过在家里上吊，以死相逼，都是希望傅雷能够“用功上进，好好读书”。

不得不说，傅雷妈妈可能确实心理有点问题。

在这样的高压教育下，小傅雷确实也够上进。

13岁时，他考入上海徐汇公学。

16岁时因批评宗教而被学校开除，同年又考入更好的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

18岁时，他参加反学阀运动。他母亲强行送他回乡，帮他避过一难。之后，他考入上海持志大学读一年级。

20岁，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傅雷是个学霸，人非常聪明，也很有文艺天赋，但性格乖张和暴戾。

他满身棱角，脾气火爆，难以与人共事，这种脾气、性格在家里表现得更加明显。

我们读《傅雷家书》的时候，总是很容易为傅雷对傅聪的感情泪目，但实际上那是傅聪长大以后的事。

傅聪小的时候，傅雷继承了母亲对自己的管教方式去管教儿子，严厉得让好朋友都看不下去。

《傅雷家书》“代序”的作者楼适夷曾经说，傅雷的孩子们在他面前都小心翼翼、大气不敢出，只有等他出门了，才敢大声笑闹。

他规定孩子应该怎样说话，怎样行动，做什么，吃什么，不能有所逾越。

傅聪练琴时，一走调，傅雷就大骂，甚至抓着傅聪的头往墙上撞。

5岁时，傅聪在客厅写字，傅雷不知何事就火了，顺手抡过来蚊香盘，击中傅聪鼻梁，顿时让他血流如注。

像打耳光之类的应该是家常便饭了，傅雷还把傅聪绑在自己家门口，让邻居们都看到，以此警告傅聪：不听爸爸的话，后果很严重。

见到傅雷如此体罚孩子，朱梅馥不敢责备丈夫，又心疼孩子，只得暗自垂泪。

跟这样一个脾性的丈夫生活在一起，朱梅馥定然是有委屈的，只不过她选择了无限容忍。

刘海粟回忆，傅雷偶然同几个朋友打两圈小牌，朱梅馥从来不敢多口，但他输了却怪夫人不替他当好参谋，大骂一通。当然，等怒火一过，他又向夫人反复道歉。

朱梅馥每天上午做家务，下午给傅雷做秘书，晚上有空就看看书。

朱梅馥接受的完全是西方的教育，在音乐、书画、英文小说等方面拥有很高的鉴赏能力，但她在家庭里，完全是贤妻良母的类型。

在儿子及诸亲友眼里，朱梅馥“像菩萨”，一辈子善良得不近情理。

1936年，傅雷婚后第四年，他去洛阳考察龙门石窟，其间结识了一位豫剧女演员。

他甚至为她作了一首诗：“汴梁的姑娘，你笑里有灵光。柔和的气氛，罩住了离人——游魂。”

当时，朱梅馥怀孕三个月。

我们不知道他和她发展到哪种程度、两个人纠缠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朱梅馥看到这首诗、知道丈夫出轨后是怎样的心情，总之，朱梅馥没有特别的反应，当什么事都没发生。

三年后，傅雷爱上了刘海栗的小姨子陈家鎏（又有说叫“成家榴”的），并且，公开追求她。

这时，傅雷都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陈家鎏人长得漂亮，又是女高音歌唱家，傅雷视其为“女神”，爱得几近疯狂，不仅白天一起谈天说地，晚上还给她写情书。

后来，陈家鎏去了云南，傅雷魂不守舍，简直无法继续工作。

朱梅馥做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她打电话给情敌，很诚恳地对她说，“你快来吧，你来了，他才能写下去。”

陈家鎏果真回来了，陪在傅雷身边，他果真安心地写下去了。

说白了，傅雷过的就是“一妻一妾”的生活，很像顾城和谢烨、英儿的关系。

张爱玲因为不满傅雷之前老是拿她的作品开炮，就把傅雷的婚外情写进了《殷宝滟送花楼会》。

张爱玲写篇小说，更像是一场恶作剧：你傅雷不是喜欢用道德批评人吗？我就让大家看看，你的道德究竟如何。

在小说中，傅雷成了“古怪、贫穷、神经质”的罗潜之，而陈家鎏是“殷宝滟”，张爱玲借殷宝滟之口骂傅雷：“他那样的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

张爱玲说，小说发表后，陈家鎏十分恐慌，匆匆嫁了人。

而晚年的陈家鎏则对傅雷的小儿子傅敏说：“你爸爸很爱我的，但你妈妈人太好了，到最后我不得不离开。”

朱梅馥最后还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四十岁以后的傅雷，大概是荷尔蒙减退闹腾不动了，又或许是思想上成熟了一些，再加之时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知识分子不那么好混了，他开始对妻子体贴了起来。

朱梅馥自己也说：“现在（他）年龄大了，火气也退了，对我更体贴了，更爱护我了。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有些帮助，这是我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我们现在真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袭来时，性子刚烈的傅雷因不堪凌辱，果断地选择了以死抗争。

傅雷性子刚烈到哪种程度？他可以仅仅因为看不惯多年的好兄弟刘海栗对别人不好、画的画又不对他的胃口，就能跟人家绝交。

当年杨绛被他称赞，但表现得不是那么受宠若惊，他就沉着脸发作“想得到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傅雷自杀很多年后，傅雷的儿子说，根据父亲的性格，他的死是必然的结局，而这个结局不应属于妈妈，他说：“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朱梅馥为什么选择和傅雷一起从容赴死？

大概是因为那个男人都不在了，自己活着也没意思了吧。

我们很难评价朱梅馥何以能对傅雷一忍再忍，甚至，可能对她而言，那都不算忍，而是心甘情愿的包容。

1961年，朱梅馥在给儿子傅聪的一封信中解释了她一直隐忍的原因：“我对你爸爸性情脾气的委曲求全，逆来顺受，都是有原则的，因为我太了解他，他一贯的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当时你祖父受土豪劣绅的欺侮压迫，二十四岁上就郁闷而死，寡母孤儿悲惨凄凉的生活，修道院式的童年，真是不堪回首……我爱他，我原谅他。为了家庭的幸福，儿女的幸福以及他孜孜不倦的事业的成就，放弃小我，顾全大局。”

“克制自己，把我们家上代悲剧的烙印从此结束；而这个结束就要从你开始，才能不再遗留到后代上去”，这也是朱梅馥告诉儿子傅聪的话。

结合这两段话我们不难看出，朱梅馥拥有的并不是一个裹脚老太太才可能有的认知。

相反，她有知识分子的清醒，并且用现在才流行的“原生家庭论”说服自己原谅并包容了暴戾的丈夫。

在“小我”和“大局”（她认为的）之间，她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勇于承担、绝不抱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她真的不能算是“怨妇”，因为她对自己的人生有担当。

也许，她爱傅雷爱到了骨头里，爱到愿意生死相随。

也许，她只是习惯了为一个人无怨无悔地付出，当那个“付出载体”不在了，再苟活于世也没意义了。

今天，很多人讲起朱梅馥的故事，总是不自觉地美化这种行为，可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

感情的事，无非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当事人甘之如饴就好，旁人无从指责。

两个人在一起，总有一个人要爱得多一些，另外一个人要爱得少一些，绝对平均的爱是没有的，而朱梅馥，刚好是爱得多的那一方。

并不是傅雷比较有名，我才说这样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才华、能力与私生活应该分开来看的，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私生活怎样就否定他的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出的贡献，也不应该因为一个人有才气、有能力而强行“洗白”其在私生活上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