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必须建立起对于人的信心 09
■钱谷融先生在文学世界揭示出了文学创作中至为根本、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美学原则：“在文学作品中一切都是从解放人、美化人的理想出发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伟大的文学家必然也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唯有建立了对人的信心，才会有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及其审美理想，作家创作才能像钱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由此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
钱谷融先生走了，但人们对他的认识与研究远未结束。钱先生留下的文字并不很多，可是，正如孔子与苏格拉底本人没有著作传世而不失为伟大的哲学家那样，钱先生犹如古柏苍松，“迎风赤立”（钱谷融《冬日郊行》中语），经过时代风雨的洗礼，越显其劲拔风姿，同样不失为20世纪最为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之一。曹禺在《雷雨》的序文中指出，《雷雨》对他来说，“是一个诱惑”。而钱先生的著作，我相信对无数真正嗜好文学的人而言，毋庸置疑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越深入地研读钱先生的著作，就会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其开拓万古心胸的思想力量。
“文学作品中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
我们固然可以说钱谷融先生是现代文学的形象大使，但钱先生的意义，决不仅仅局限在某一学科，也决不仅仅局限在文学领域，而同时也是思想领域的。钱谷融先生最为重要的文艺思想体现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这篇论文本来讨论的是文学方面的本原问题，但因为独特的历史原因，它被那个几乎只知“阶级”而不知“人”的时代所扭曲；而到了“雨过天晴”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这朵重放的鲜花，这个文学批评的经典表述，事实上成为五四之后有关思想启蒙的又一个重要的心灵文本。钱谷融先生当然并不只有《论“文学是人学”》。进入新时期，他的文艺思想又有重大的发展。钱先生的文艺思想，对当代中国乃至当代世界的文学创作实不失其非同寻常的价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 《百花时期的中国文学》一书，颇精其选，就收录了钱先生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
钱谷融先生在文学世界揭示出了文学创作中至为根本、具有普遍意义的人道主义美学原则：“在文学作品中一切都是从解放人、美化人的理想出发的，一切都是为了人的”；“伟大的文学家必然也是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诚然，无论是丹纳还是高尔基，都表达过类似的文学是人学的观点，但他们都没有明确地说过“文学是人学”，没有像钱先生那样系统而富有理论深度地阐述这一命题，尤其没有像钱先生那样明白无误地提出其中至为根本的人道主义的文学创作原则与审美理想。“文学是人学”，事实上成为20世纪最为经典的文学话语之一。钱先生的这篇论文提供了境界全新的认识文学的视角与方法，真正揭示出了文学的本质与底蕴，经时间淘洗，足以成为世界文学批评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必须建立起对人的信心”
在笔者看来，在钱谷融先生所有的论著中，作于1989年3月的《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答友人关于我的文学观问》，几乎可以说是《论“文学是人学”》的姐妹篇。2008年出版的《钱谷融论文学》一书，就将其作为全书的代序，可见钱先生对于此文的看重。所不同的是，后者是对既往世界文学历史的总结，响亮地提出人道主义的文学创作原则与审美理想； 而前者则重在对20世纪文学创作的批判，重申人道主义的文学创作精神与审美追求。
钱谷融先生在该文中写道：“文学作品应该富有情致和诗意，使人感到美，能够激起人们的某种憧憬和向往。使我遗憾的是，最近一百年来，从世界范围来说，作家们的思想和技巧虽然日新月异，时显奇彩，可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却少有丰厚的情致和浓郁的诗意。那令人憧憬，惹人向往，永远使人类的灵魂无限渴望的美，则更是日见其杳如了。众多享有世界声誉的名家的作品，虽然有些确也写得颇有深度，很能启发人们去思考，但总觉得缺乏吸引人的魅力，并不怎么使人喜爱”，“我无论读卡夫卡、海明威、加西亚·马尔克斯乃至米兰·昆德拉的作品，都决不能引起像读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样的兴趣来”。如此评价20世纪的文学创作，真是空谷足音，举重若轻。要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许多作家与评论家言必称卡夫卡、萨特、马尔克斯，拜倒在西方现代主义旗帜之下；钱先生则葆有如他所说的“理智的清明”，有自己独到的判断，决不人云亦云。钱先生能有这样非凡的定力与犀利的眼光，根植于他对人道主义文学审美理想的坚信。钱先生当然并没有完全否定二十世纪的文学创作。在他看来，二十世纪作家的作品，之所以诗意稀薄、缺少美的蕴涵，乃在于那些作家对自己、对整个人类失去了信心，找不到抵制和驾驭强大的物质力量的办法。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建立起对人的信心”，“这种对人的信心，就是我多少年来所一直呼吁的人道主义精神。文学作品是决不能缺少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而钱先生本人是有此信心的：“人类始终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主人”，“人类决不会找不到对付物质力量的办法”。
钱谷融先生说，他一生敬仰哲学家而敬爱艺术家，特别是作家。钱先生不是哲学家，但他关于人的思想，事实上触及20世纪哲学的根本。舍勒曾说：在20世纪，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成问题。而梁漱溟曾发出“这个世界会好吗”的感叹。如果人都不成为有问题的人，梁先生不会有此感慨。钱先生因之呼吁必须建立起对人的信心，然后文学创作中才会有诗意与美。此种思想，其实是他对《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人道主义文学创作思想的逻辑展开与重大发展，高屋建瓴地指出了当代世界的文学创作的关键。
毫无疑问，唯有建立了对人的信心，才会有文学创作中的人道主义及其审美理想，作家创作才能像钱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不仅要把人当做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由此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但若一个作家对人失去了信心，那么，他必然不会对人民感兴趣，也不会对祖国与土地有感情，从根本上丧失如钱先生所说的“文艺创作的生命与动力”，因此，也就难以创作出富于丰厚情致与浓郁诗意的伟大的作品了。如果说《论“文学是人学”》事实上成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文坛所下的一场气势磅礴的“雷雨”，那么，篇幅甚短的作于八十年代末的《对人的信心，对诗意的追求——答友人关于我的文学观问》，则不妨说是一道耀眼无比的思想“闪电”，无疑击中了当代世界文学创作的要害。
“没有博大心灵的作家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
必须指出的是，钱谷融先生所标举的人道主义，绝不是那个非常时代被抨击的资产阶级人性论，而有着深厚的人民性内容。钱先生的人道主义，简括地说就是“把人当作人，承认人的正当权利，尊重人的健康的感情”，“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就是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最深的根底，最广的基础的”。因此，钱先生在《论“文学是人学”》 一文中由衷赞同列宁的观点：“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世界上真正伟大的作家莫不如是，若高尔基之论托尔斯泰，就谓其“灵魂深处体现着人民对一切苦难的追忆”。
因此，尽管钱先生在生活中追求闲适，崇尚散淡，这只不过是在实践他的“诗意存在”，不以俗务经心罢了。在闲适与散淡之下，钱先生其实有着一颗博大的心灵，有着一种对人民、对祖国、对土地无比赤诚的热爱，有着一种对全人类的至真关怀。总之，在钱先生那里，有着以伟大的人道主义为高远襟怀的宏大的人生境界与艺术境界。因此，他不但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中说“古往今来的一切伟大的诗人都把他一生的心血，交付给了他所创造的人物，他是通过他所创造的人物来为自己的祖国、为自己的人民服务的”；在《读 高尔基与茨威格文艺书简 》中又云“对于一个作家、艺术家的最高要求，就是要能写出人民的伟大形象和民族的形象”，认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本民族的忠实的儿子，人民的杰出的儿子”，指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更重要的是要有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的爱”。如此等等。唯是之故，钱先生在2007年发表的《文学漫谈》中几乎是总结性地告诫作家：“千万不要忘记：作家必须要和土地，要和人民联系在一起。没有博大心灵的作家是不会有多大出息的。”这正如路遥所说：“我们只能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真正杰出的批评家与作家，其心灵都是相通的。
作家铁凝曾说：“一个作家，为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写作，就是为人类写作。”
要而言之，当代世界一切真正有抱负的作家，都应着力弘扬伟大的人道主义，重建对人的信心，由衷地热爱人民与土地，追求美好的诗意，而不是像钱先生所批评的那样将“作品写得很玄虚，里面的人物不像是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所写的事件也离奇怪诞，令人难以捉摸”；或只用头脑，而不用心灵写作，把文学创作当作时装表演，沉湎于写作技巧的翻新，以致使文学现象科学化，旨在吸引眼球，而不是吸引心灵；或只写小痛小痒，而不敢面对时代与社会的重大问题，没有在创作中把作家自己真正摆进去。唯有如此，21世纪的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才会罕有钱先生的遗憾，才会有崭新的面貌，才会有可以期待的非凡创造与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