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大盗！一个偷走中国茶的植物猎人
1849年秋天，一艘货轮从上海出发，前往印度加尔各答。货轮上装载的沃德箱——一种密闭的大玻璃箱里，成千上万粒茶树种子躺在泥土里萌发。这些茶都是从武夷山采集而来，那里是大清帝国最好的红茶产地。
顺着恒河逆流而上，这批生命充盈的种子来到阿拉哈巴德，再经由陆路运输到喜马拉雅山新辟的茶园安家。经过几代和印度当地阿萨姆茶种的杂交选育，号称“世界茶叶之王”的红茶就此诞生——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大吉岭红茶。这种花香扑鼻、醇厚甜美、叶片柔韧的新品种，将迅速改变世界茶叶地理，滋养“日不落帝国”的财税血脉，也让中国茶在西方的地位一落千丈，其影响绵延至今。
罗伯特·福琼（Robet Fortune），这个在英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正是整个事件的操盘手。一年前，他刚经历了一次惨败：所托运的茶树幼苗几乎全军覆没，茶树种子也都霉烂掉。靠着一根假辫子和一把手枪游历中国，命运之手眷顾了他的执着，给他的补偿极其丰厚。感谢萨拉·罗斯（Sara Rose），她的处女作《茶叶大盗：改变世界的中国茶》一书，为我们复原了福琼（该书中译本译作富钧）的冒险经历——不客气点说，则是一次盗窃过程。
对于这本书，鲁云真的是手不释卷。
这既是出于对这段隐秘却重大历史的好奇与尊重，也是为罗斯讲故事的手法折服。罗斯以宽广深邃的历史视角，为我们揭示了茶叶和许多世界历史事件以及西土风俗的内在联系；她以娴熟老道的笔触，描绘出传统茶叶制作工艺和加尔各答植物园里的丰茂图景；书中福琼和他的中国仆人之间的斗智斗勇，妙趣横生让人莞尔；而如诗如画的中国乡间风景，也让读者流连。美联社的书评说：“一个以悬念、科学和探险活动为卖点，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探险之旅讲述给读者的传奇故事。”处女作就如此精彩，真是羡煞旁人。连鲁云都不无遗憾的意识到：当罗斯在大英博物馆翻阅珍贵的原始档案时，自己正在注水的二手材料上扒来扒去。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鸦片疯狂腐蚀中国人骨血的时候，尽管最初被当作催情药，也是一种镇定药物，但鸦片滥用的结果，已为今天的中国人所熟知。靠着可耻的鸦片贸易，东印度公司获利丰厚，英帝国也为对华茶叶贸易上的巨额入超松了口气。然而，英国人开始担心清将鸦片种植在国内合法化。驻印总督亨利·哈丁就发出警告：中国的土地已被证明像印度一样适宜罂粟的生长，这可能导致英国目前主要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彻底枯竭。“我认为最理想的对策是”，亨利？哈丁建议：“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种植茶叶。”
英国人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中国官员中不乏弛禁种植鸦片的呼声。甚至连林则徐都说：“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李鸿章上奏：“暂弛各省罂粟之禁，而加重洋药之税厘，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自不进口。”到清朝末年，“鸦片税收”俨然已成和个别省份财政支柱。农民种鸦片的利润十倍于稻谷，遍地烟花，而云贵尤胜。直到新中国成立，鸦片之祸才彻底禁绝。若有人写写这段历史，当很有价值，不过对本文来说扯得远了。
以上是书里主人公福琼先生展开经济间谍活动的背景。
英国由于工业革命的推进，社会上流行起一股子搜寻各色物种的热潮，各家的花园被看作是对于过往田园乡愁的留恋；从国际贸易上说，茶叶、咖啡、蔗糖等大众消费品物种的每次突破，都伴随着经济的沉浮。福琼先生出身贫寒，却兼备了传道士飘扬过海的理想、商人的精干和植物科学家的严谨。1843年，30岁出头的福琼受英国皇家园林协会指派，经由香港潜入中国搜寻植物物种。他的工作是如此勤恳，以至于后来的“植物猎人”，只能到云南等僻远的地方搜罗到新玩意——在滇西北呆了几十年的洛克先生即是如此，丽江玉湖村仍有洛克先生住过的房子，但他的故事连同他的遗迹，仍旧隐藏在历史烟云里。
你不得不佩服这名“茶叶大盗”的勇气和专业精神。本只有五口通商允许外国人进入，一个老外私自游历中国乡间，随时面对的都是生命危险。想想半个多世纪后的义和团运动吧，即使官方和民间不拿他咋地，随时出现的强盗和水土不服的疾病，足以多次送他去见上帝。在全书的开头，就是福琼靠一把手枪逼退海盗的精彩篇章——这次胜利，鲁云认为可能是基于作家的浪漫主义。上天保佑，福琼先生第一次游历中国就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还出版了《华北各省三年漫游记》。也正是第一次的经历和经验，让他成了受聘于东印度公司充当“茶叶大盗”的不二人选。
彼时的东印度公司，已被取消了对华贸易的垄断权限。后起的公司把老大企业逼入绝地，让它不得不考虑躬身种茶。要知道，这些后起之秀，包括了如今还响当当的太古集团、怡和洋行等！那时候，西方对中国茶叶的了解还很无知，创立了植物分类的伟大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还认为绿茶和红茶是两种植物。也是因为福琼在绿茶产地——长江边一家绿茶加工厂的发现，改变了西方人钟爱绿茶的风尚。福琼震惊的亲眼目睹：每制备出100磅销往国外的茶叶，就混杂有超过半磅的石膏粉和普鲁士蓝——而这么做的初衷，不过是让绿茶看上去更加翠绿而已！这些“罪行”在1851年的伦敦世博会上被曝光，又给了英国自行种植、加工茶叶以铁证。
其实，印度北部的阿萨姆本就有土茶。拥有少尉军衔的学者勃鲁士就得意地向世人宣布：因为阿萨姆发现了古老的野生茶树，因而印度应是世界茶树原产地。这本是为印度茶叶张目，但阿萨姆土茶的品质实在太不争气了。当然，因云南野生、过渡、栽培型古老茶树陆续被发现，证明“世界茶树之源”还是在中国。印度北部还种植着极少量采自广州的茶树品种，不幸的是，这些茶即使在广州也没人愿喝。一颗优良种子的重要性，印度大吉岭红茶就是最好的说明——它还被称作“红茶中的香槟”。
对于福琼这个“植物猎人”的功绩或曰罪行，恐怕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罗斯用一章来说明，“茶叶已经和糖、咖啡、烟草、鸦片一样，跻身世界产量最高、销路最广的日用品行列”。
罗斯写道：“尽管茶叶并非工业革命的诱因，但它在英国广受欢迎；随着印度新式茶叶出现，购茶变得越来越方便，大大推动了英国的工业化进程。加牛奶和糖的茶能提供足够营养；饮茶不同于饮酒，更能满足大工业对劳动纪律的要求；用开水冲泡的茶水阻挡了霍乱传播，也提高了孕妇的免疫力。到19世纪中叶，‘以茶待客’的仪式化行为已在英国社会扎根，下午茶由上流社会走向普及。”
“茶叶是工业革命的助推器，创造了足够多剩余资本的英国人，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他们那些殷实的劳动成果了”——罗斯这段话，也像是写给今日中国人的。
读着读着，鲁云不由自主地对福琼先生敬仰起来。1857年，美国专利局雇佣了他。美国人一度认为，美国南部多山而潮湿的农业地区，可以让这个新兴国家成为利润十足的世界茶叶市场中一个有力的竞争者。但由于1861年南北战争的爆发，没了廉价的黑奴劳动力，这一野心勃勃的计划，对福琼来说只留下一场经济官司——历史的吊诡处，常常让人嘘唏不已。我们的主人公，成了富裕的田舍翁，于1880年去世。由于他的妻子简在丈夫死后，将他的信件和私人物品全部付之一炬，几乎无人知道福琼传奇人生的最后几年是怎么度过的。
顺便说一下，除了盗走了中国优质的茶种，福琼还把8名中国专业制茶师带到了印度。欲知他们的故事，还是像鲁云一样去看原著吧——三百多页的故事，不长不短。《华盛顿邮报》评价说：如果世上有一本适合在一杯好茶的陪伴下阅读的书，那就是这本了。鲁云对此不敢苟同：莫非有什么好书，不适合喝茶阅读吗？
